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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处处彰显伟大，在人际交往中也显示出与众不同，留下了许多佳话。 人际交往里面有学问，有艺术。尤其是说话，一句话，可以让人“三春暖”，也可以让人“数九寒”。在一次大话讲话中，毛主席引用了一句成语，这个成语里面涉及了当时在场的一位音乐家的名字，就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却意外挽救了这位同志，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 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记不住或者记错姓氏名讳的原因引发的误会很多。就在前天，一位同事因工作需要去县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事先联系了档案馆的赵主任，见面时，那位赵主任问来找谁，干什么？同事一时记错了对方姓氏，竟然说找李主任，那人当时就不高兴了，把递交的单位证明信扔回来，硬邦邦地说了一句：我姓赵，你去找李主任的吧。后来，好说歹说，才解除误会。 可见，在人际交往中，记住姓名很重要。 毛主席博古通今，熟知典故，善于与人交际，在见到一个人时，往往会根据对方的姓名作文章，典故、现实结合，既生动形象又妙趣横生。毛主席的这一习惯，不但容易记住对方的姓名，还能打消陌生感，拉近彼此距离，活跃气氛，当然，相关工作就容易打开局面了。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见到周而复时说：“作家，我们在延安见过，'周而复始’。”毛主席既用“周而复始”这个成语点出了周而复的名字，又蕴含二人曾经见过面，一语双关，一下子拉近了亲切距离。一次，毛主席发现一个新来的卫士和自己初次见面有些紧张，于是就笑着问叫什么名字。那卫士回答说：“张宝金，弓长'张’，宝贝的'宝’，金银的'金’。”毛主席听后笑着说：“好啊，有你来我就不怕了，因为宝贝金银都有了，还怕什么？”毛主席风趣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使张宝金紧张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1957年，上海《新民晚报》的总编辑赵超构写了几篇文章，后来，毛主席在上海考察，想找赵超构谈话，当时，赵超构心里七上八下，很是慌乱。可一见面，毛主席却招呼道：“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屋里的人都笑了起来，赵超构也在笑声中轻松了许多。原来，宋高宗叫赵构，这位总编辑叫赵超构，如此看来，以“宋高宗的哥哥”来称呼这位总编辑是有来由了。1975年春，当毛主席同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握手并问得名字后，立即说道：“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接着，毛主席就背诵了鲁迅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1944年，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团，二排右一为赵超构 毛主席博学多闻，才思敏捷，堪称出色的语言艺术大师，在很多场合与人广泛交往时，以对方姓名为题，加之诗人的情怀、哲人的辩证、史家的渊博、政治家的气度，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充满了伟人智慧与幽默，在这其中，在一次大会上，毛主席却凭此智慧，意外挽救了一位音乐家。 1940年1月4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边区各文化团体、各学校、机关、各俱乐部的团体代表，有在边区工作的全国知名的艺术家、理论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及边区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六七百人。 1月8日，王明在会上作《关于文化界统一战线的问题报告》，讲话中，王明表扬了鲁艺音乐系，把音乐系的教员一个个都提了，独独漏掉向隅一人，向隅是鲁艺音乐系副主任，也是音乐系教员。 当时，很多中央同志都在，鲁艺音乐系的学员们也都在旁听。得到中央领导表扬，这是一个荣誉问题，提到名字的人自然感到光荣，但是，漏掉名字的人却感到耻辱。 这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荣辱观，现在的人恐怕不会能体会到。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去年年底，某单位领导曾经在18人中要求单位人员进行评选活动，18个人分为三等，一等是先进分子，二等是合格分子，三等是落后分子，也不知道这位领导是怎么想的，居然在大会上宣读了这个评选结果，要是一般领导也就只宣读先进分子名单，然后要求其他人员向先进学习，这样就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了，但问题是，这位领导居然在大会上同时宣读了落后分子名单，这引起了“落后分子”们的不高兴，要不是有同事拦着，就有几个人要找到领导家里去：这太让人没有面子了！ 作家李又然对延安时期的经历曾经这样回忆：
 1956年，向隅在莫斯科 一个人受了冤屈，“只差自杀”，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境界！ 王明表扬鲁艺音乐系教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是唯独没有提到向隅的名字。 向隅是湖南长沙人，自幼爱拉二胡和吹笛子，1932年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科学习，1934年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35年冬回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继续学习，并兼任上海大夏大学附属中学音乐教师。1937年底经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介绍赴延安，参加鲁迅艺术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担任音乐系副主任，向隅发现音乐系的教员非常缺少，便动员自己的妻子唐荣枚也来鲁艺音乐系任教。向隅在该院编写的《作曲法》讲义，广泛流传于抗日根据地。1939年为画家金浪的诗《红缨枪》作曲，流传全国。1940年，创办“鲁迅延安”星期音乐学校并任校长。 这么有才华而且工作出色的音乐家，王明居然在表扬时漏掉了，这岂不是莫大的“冤屈”？ 趁会议休息的机会，向隅跑到一个暗角落里，低头坐着，无地自容，“也半死了”！ 唐荣枚紧跟在丈夫的背后，也流着泪。好多同志也都跟过去围着，想安慰向隅，但是能说什么呢？能说王明错吗？ 只能心里同情着！ 1月9日，毛主席在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解放周刊》在发表这篇讲演时，把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报告，一点也不知道昨天发生这么一件事。但是当毛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句成语之后，立即就问：“我们的向隅同志来了没有？”还离开讲桌，走到台沿，俯下身来，手搭凉棚，向全会场前后左右仔细寻找。 这时，大家齐声说：“来了！来了！”有人还大声高喊：“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毛主席这才宽慰地走回讲桌，继续讲下去。 向隅望着毛主席，眼里满含感激的泪水：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伟大领袖今天提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而且手搭凉棚寻找自己，这是何等荣誉！  1939年，毛主席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毛主席日理万机，要思虑很多问题，解决很多问题，不可能总在念着某一个人。但是，在引用“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句成语时，想到了向隅，这是毛主席借人名活跃会场气氛的习惯使然。 当然，毛主席不知道大家此时为什么这么踊跃帮着找向隅，为什么大家（自然包括向隅）这么高兴，但是，大家知道：毛主席在这样的大会上，由一句成语就想到向隅，而且，还“手搭凉棚，向全会场前后左右仔细寻找”，很显然，向隅是装在毛主席的心里的，一个被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记住的人，自然在工作方面有出色、有分量，这比王明的表扬重要了不知多少倍！ 这样，毛主席无意中纠正了王明的一个疏忽，挽救了一位心灵受到伤害的音乐家，如果说王明的话让大家感到的是“数九寒”，那么，毛主席的话让人感到的就是“三春暖”！因此，大家兴奋，大家快乐！ 这件事是偶然的。但分析来看，又是必然的，必然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像干燥的地面冒出水来，是因为地下深处本来就有水。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主席记忆力特别强，联想力又特别丰富而迅速，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主席心里装着人民，总在关心人！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意思是满堂之上，一人不乐，众皆为之不欢。出自汉·刘向《说苑·贵德》：“故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王明表扬了鲁艺音乐系众人，唯独没有表扬向隅，致使向隅躲在角落里黯然伤神，鲁艺音乐系众人也都围过来，同情向隅，这也正好是对这个成语的诠释；而毛主席在引用这句成语时，想到向隅，并立时关心“我们的向隅同志来了没有？”注意，毛主席在说向隅的名字时，在前面加了定语“我们的”，不但很亲切，而且无意中突出强调了向隅和大家是一样的革命同志，这也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其实，毛主席和向隅并没有多少交往。当初，向隅奔赴延安是徐特立介绍的，徐特立是毛主席的老师，这样猜测，当初应该是徐特立向毛主席介绍了向隅的情况。毛主席又多次到鲁艺视察或者讲课或者与教员谈话，这期间二人有交流是很自然的，至于怎么交流没有确切资料。但有一件事有历史记载：  1949年，向隅夫妇在上海音乐学院 1937年7月1日，向隅的孩子出生了，这天正好也是党的生日，于是夫妇二人就希望毛主席能给孩子取个名字。但向隅知道毛主席工作非常忙，不好意思去打扰，这时孩子的舅舅，也就是鲁艺文学系的柯蓝，主动代笔向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向隅夫妇的愿望。信写好以后就寄了出去，没想到18天后向隅、唐荣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复信：
收到复信的向隅夫妇又高兴又激动，从此，孩子就叫向延生。 给孩子起名虽然是件小事，但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重视以及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演讲时指出：“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个演讲就是后来毛主席的名篇《为人民服务》。体现在向隅身上，不论是因引用成语而想起同志的名字，还是为向隅的孩子起名，都是毛主席对同志的关心关爱，毛主席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毛主席的为民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向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1955年，由周恩来点名调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总编室编委、对外音乐部主任、广播系统表演团体总负责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等职。1961年以后负责对外广播的音乐工作。1968年1月21日，向隅病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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