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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最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 ——马克思 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名字已经透露出祖辈对他的厚望和祷祝，古训有“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他就叫胡儒珍，武汉四中（博学中学）首任华人校长，也是四中的第二任校长，还是四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长达二十五年之久（1928—1952），如果算上他在私立博学中学堂读书六年的时间，那就是30多年的校龄了。从1928年（民国十七年）他到任校长开始，博学中学才真正实现了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自主办教育，“教育救国”的梦想。
4中体育场 以教育良知制定校训 胡儒珍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后取得英国伯明翰舍里欧研究院教育系博士学位。在到任四中之前，他曾任湖北省外专代理校长，省立文科大学教务长，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吸纳了世界先进的办学思想，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办学经验。 1928年，民国汉口市政府从传教士手里接管了汉口市的教育主权，经请示民国政府教育部同意，任命胡儒珍出任“私立汉口博学中学“校长一职。当时35岁的胡儒珍校长正当年富力强，从首任校长马辅仁教士手里接过办学重任以后，他意识到在中国大地上，中国的学校就应该姓“中国”，中国的学校就应该为培育“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优秀人才，于是，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学校制定校训，为学校文化定基调。他批阅群书，结合创校人杨格非为学校亲拟的“博学”校名，深刻领悟杨格非的现代教育理想的国际视野，提炼出了极富中华文化精粹底蕴的四个字作为校训，即“勤朴博学”。这一校训被一代代博学学子铭记并践行至今。 “勤”为常，为恒，为毅，不言苦，不言厌，乐教乐学。“朴”为实，为廉，为静，为谦，不狂妄，不浮躁，不计得失名利。“博”为广，为多，为争，不坐井底，不作短视，不服输。“学”为敏，为钻，为成，不迟钝，不浮浅，不独学。这个校训对于老博学人、新四中人的德行素养的训诫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胡儒珍校长的学生袁隆平，当今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回忆起当年从学胡校长的时候，深情难抑。他说，我的校长胡儒珍博士所制定的校训，最为要紧的就是传承了“博学”学校精神。2009年，袁隆平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秉承博学文化，弘扬博学精神，创建全国名校”的学校发展观，他说：就是要“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广博的知识，练就百折不挠的精神。”。
以教育忠诚艰苦创业 1931年，教育部核准立案，去掉了“私立“两字，博学中学以完中的规模，完成了办理理念制定，学校课程调整、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在占地246亩的辽阔校园里，有三个足球场，两个篮球场，乒乓室，图书室，游泳池，总之一切他能想到的，有利于学生多元发展的，都有。在胡校长的治理下，学校工作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与大江对岸的文华中学，博文中学三足鼎立，并驾齐驱，引领其它中学校建设发展，构建了武汉市中学教育最早的格局。 1934年，博学中学足球队挑战英国水兵足球队，张学良将军亲临比赛现场，为足球比赛开球。在四中校史中的这一笔历史记录，是胡儒珍博学时期办学影响的华丽缩影。 1938年，大好的教育局面被动乱的时局断送。日寇侵华，武汉沦陷，博学中学被迫迁移到四川。博学中学被日军占领，四角修建了四座碉堡，变成了日军的战地医院。多少年后，那里的土堤下尸骨累累，据说都是当年没有被医治好的日军伤病员。 胡儒珍遭遇了他办学以来最困厄险峻时期，这一迁移，就是整整八年！不仅没有了校园，他们还居无定所，为了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他们餐风露宿，四处辗转。没有了教室，他们就因地制宜，树荫下，山谷里，祠堂中，庙宇里，甚至砍伐竹子割下茅草自己搭建的草棚，都成了他们的临时教室。没有了课桌，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可以背在背上的课桌，可就地装卸，放到地上拼装就是桌子，拆开合拢就是木板。敌人来了，拆解合拢，背起就走；敌人走了，拼接装好，席地听课。 从汉口撤退出来，胡儒珍带上了国民政府划拨的3500银元。先是迁移到四川江津一带，后来因战火延烧，日军轰炸频繁，又奉命迁移到重庆，才算是相对安定了下来，不再东躲西藏了，也不再有时时发生的性命之忧了。师生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两个星期打一次“牙祭”；穿的是由国民政府统一发放的灰色的布装，每年一单一棉两套，布鞋时有时无，所以穿着磨破鞋底而“脚踏实地”是常事。在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胡校长亲自带领全校总务职员，用自己的双手，拿起锄头，开垦荒地，种菜养鸡。 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大家都非常珍惜，师生们的学习精神更是充实，学习气氛更是浓厚，教员工作更是努力。 胡儒珍校长带领他的教师团队，在民族危难之际，谨奉“教育救国”理想，把教育学生爱国救国报国放在首要位置，为反战抗战培育优秀人才。他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国防教育内容，将战地军事常识、救护常识、防御常识、消防常识、国际关系、群众指挥法等内容进行搜集整理，自创新课程。同时联系时局，增设了新的选修课程，诸如国民训练、民众教育、中国地理险要、日本侵略史、日本外交史、日本政治大纲、军事化学、生物学与国防、军事工程等。在课程内容上作了实用性知识结构调整，增加了战时体验学习，如美术课程，教学生描绘及剪贴忠勇战士的形象图，防空图、防毒图、救护图，后方工作图和战事经过的连续画等；劳作和化学课则教习战时模型、战壕模型、军械模型、障碍物的制造，简易防毒面具及口罩的制造，防毒药水的配制，地窖的建造，绷带的缚法，慰问品的调制，军用水瓶的制造等。 当年的老校友回忆说：“生活很紧张又很有节奏，早晨6时响起床铃声，10分钟后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胡校长的得力助手，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胡必达主任“总是在起床铃一响的时候，就马上赶到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逼他们起床。一天，几个顽皮学生捉弄老师，把几个枕头塞在被子里，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当时，我们几个既高兴又害怕，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只是朝我们笑了一下。” 在那艰苦的创业岁月里，博学精神激励着所有人，随时准备上前线为国效力。学生社团活动也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励德会、小伙子会、抗日救国会、演说会、游艺会、英语会等组织，凝聚人心，进行抗战宣传，进行自我教育。
以教育自觉发展学校 抗战胜利后，胡儒珍校长立即写了《复校报告书》。无奈汉口博学中学的校舍先被政府征用，后被军方占用，从史料中得知，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战胜利，等到了汉口校园复校的大喜日子，整整八年没有与家人有任何联系的全校师生，是怎样眼巴巴地望着胡校长，希望胡校长带他们回汉口啊。而迟迟不能带着师生返回汉口的胡校长，震怒了。据说，当年从重庆一路拍桌骂娘到南京，多方疏通，多方敦促，最后由教育部出面，向占用校舍的军方提出，借用校舍三个月，开办大学选修班，迂回委屈，总算让军方从校园撤出去了。睿智的胡校长又趁势向教育部提出，大学选修班结业后，要将300多件教具留下作为交换条件。 1946年8月，博学中学终于由重庆迁回了汉口原校址复校。 校风、教风与学风的三风建设，是胡校长复校成功后千头万绪工作中，抓的一个教育文化建设的重点。所有学生都在学校住读，所有教师职员也都住校，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进餐。传说进餐时的纪律严明，令人咋舌。几百学生在食堂排队领餐，就餐桌进餐，餐后收拾餐桌，送餐具到回收点，走出食堂，整个过程无一点声响，好像食堂根本没有人一样。每周有一次礼拜活动，师生自愿参加。礼拜现场，也是一样，除了赞美诗与钢琴如同天籁一般回荡以外，听不到任何一点杂音。全校在大操场上举行全体集会，从入场到退场，如无人一般。老校友们回顾说，那时候，主席台上只要出现了胡校长以及任何一个学校领导的身影，所有师生的头都昂了起来，自始至终看着主席台。博学的这个校风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前，作为市重点中学的武汉四中，作为一所男校，铁一样的纪律，铁一般的勤苦，美誉远播。 有了抗战时期的艰难困苦的再创业经历，胡校长复校以后，第二个最大的动静，就是将一个偏僻的足球场开辟出来，连同周边的空地，一共70亩地，每块地划分到班级，作为学生从事劳作练习的基地。可以种植各种农作物，也可以作为农业技术试验的试验田，实践体验教育。1949年以前的几年里，由于忙于内战，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教育，学校虽然有英国教会的资助，但依然经费拮据。听说还有员工因为薪资太低，怒而辞职离校。所以70亩地中，还有一部分由后勤组织工人耕种管理，让学校食堂天天有新鲜时蔬供应给师生，自给自足。 第三个最大的动静，就是不改学校国际化多元办学的初衷，从为民族崛起读书，到为国际和平事业做贡献，引导和鼓励学生继续研习英语和其他外国语，为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为开展国际交流，储备人才。杰出校友袁隆平先生回忆起来：1947年，“我在汉口读高一时，就有三名老师讲解传授英语”，袁老回想，当初老博学对学生在学习上的严明要求，实在令学生受益匪浅。“一如既往地重视英语教学，是胡儒珍校长的坚持。在博学中学几乎全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百分之八九十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52年，继军管会接收了其他私立学校以后，新成立的武汉市教育局接收了所有的教会学校。胡儒珍校长结束了他的校长生涯，永远离开了四中，以“留洋博士”学历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做了一名普通教授，担任了“九三学社”湖北分社副主席。元亨利贞，天地一机立校训；仁义礼智，儒珍青史留英名。如今，走上有一层楼高的阶梯，在新矗立起来的四中行政大楼大厅里，一进去就可以看到与墙壁等高的胡儒珍校长的巨幅壁画。四中人永远铭记胡校长亲立的校训，永远缅怀胡校长的丰功伟绩。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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