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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说法流传已久：1935年9月，中央红军进军到甘肃省岩昌县哈达铺时找到几份报纸，报纸上刊登了国民党军队“围剿”陕甘红军的消息。通过报纸上的这则消息，党中央方才得知陕甘有块根据地，并决定向陕甘进军，这就是“一张报纸定去向”。 对此，我有一点疑问：党中央此前不知道陕甘有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吗？是因为这则报纸上的消息才决定到陕甘落脚的吗？ 现就我了解掌握的相关资料与党史爱好者一起探讨。  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陕北两大区域，是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西省和甘肃省交界地区、陕北北部一带创建的红色根据地。 查阅党史资料可知，1933年冬，陕西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贾拓夫同志遵照省委安排前往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汇报陕甘革命形势和红军发展情况。通过贾拓夫同志的汇报，中央领导人已知陕甘有一支正规的红军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最后的目的地先后有多个设想。 最初是打算去湘西洪江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直到两河口会议时开始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到瑞金汇报工作的贾拓夫后来未返回陕北，而是留在中央苏区工作，并跟随中央红军一道长征。长征途中，贾拓夫同志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后，先后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 第一次是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懋功附近举行的两河口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提出北上陕甘的方针。 第二次是1935年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的会议，为了推动张国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北上计划，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就有“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地区的活跃”字样，这也证明了此时中央领导人就是了解陕北红军和革命形势的。 第三次是1935年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再次指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 通过两河口、沙窝、毛儿盖三次会议，到陕北落脚、到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党中央最后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行进途中，中央于9月12日在甘肃俄界村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毛主席再次提出了到甘肃东北、陕北活动的方针。这次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俄界会议之后，9月17日，红军攻克腊子口，打开了北上道路，随即翻越达拉山，到达哈达铺。9月18日，红军侦察连长梁兴初从哈达铺当地邮局找到了几份过期《大公报》，上面有国民党军“围剿”陕甘边红26军和陕北23个县全部“赤化”的消息。 9月22日，毛主席在干部会议上说：“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 据此，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与刘志丹所部会合。  综上可见，中央领导人并非不知道陕甘边的情况，红军北上行动也不是处于“盲目状态”，而是早已清楚在陕甘边有红军和苏区。通过贾拓夫同志的介绍，中央也知道刘志丹等人的活动情况，只是由于长期消息闭塞，不了解更加细致具体的状况罢了。 综合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考虑到中国革命全局，为了打通与苏联国际交通线和东进抗日，中央在此前的几次决定中就已经明确了要北上，并指明了大致方向。在了解到刘志丹活动的具体动向后，更坚定了党中央北上抗日、在陕甘建立稳固根据地和抗日前进阵地的决心。 哈达铺的几份报纸，固然有其重要作用，但不能过于夸大，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未因为几份报纸而出现新的变化，改变的仅是在落实这一方针时的具体落脚点，即：把陕甘这个大方向更加具体化、明确化了，但并非关乎进军方向的那种性质，如南下与北上的改变。 称哈达铺的几份报纸“改变了战略方针”，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显然不妥。  “一张报纸定去向”的流传，有主观把历史事实加以重塑的一面，虽然这样可以把党史军史写得生动、形象，并且富有传奇性，但却置历史真实性于不顾，一些相关文章的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历史的真相是由无数真实的细节组成的，对细节的负责，就是对历史的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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