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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王朝的丞相 李斯推动了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在他的协助下，他和秦始皇共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并且，他的政治理念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基本格局。李斯作为秦朝的丞相，他亲自见证了秦王朝的崛起和衰弱，他的人生轨迹，便是一部秦王朝的兴衰史。 李斯和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功臣一样，最后也没有得到善终，被自己亲手扶持上位的胡亥和曾经的战略合作伙伴赵高联合以“谋反”的罪名处死，死在他自己发明的“腰斩”之下。对于李斯之死，各花入各眼，有些人认为李斯背叛了秦始皇的政治意愿，和赵高联合挤压了公子扶苏，改立胡亥上位，最后死胡亥手中，也算是一种报应；有人认为李斯对于秦国劳苦功高，最后不得善终，让人唏嘘不已。 但不管怎么说，李斯死于非命，对于历史和现实都是有非常巨大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否则，历史陷入一个“功臣必死”的伪循环，对于我们研读历史是一种误导，也是一种伤害。 信奉“老鼠哲学”的李斯得偿所愿
功成名就的李斯却难求善终
李斯是一个极度的功名主义者，他一直信奉自己的“老鼠哲学”，坚信一个人的成就取决他所处的位置，所以他不愿意做厕所里的老鼠，就算是不择手段他也要做米仓里老鼠。 所以李斯不甘心只做一个小吏，年轻的他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渴望到更广阔的天空和舞台去证明自己可以做一只米仓里的老鼠。当他听闻荀子正在楚国兰陵县开设私塾，招募学生时，他便欣然前往，好向这位名动六国的大师“荀卿”学习治国理政之术。
李斯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 学成之后的李斯，原本的第一选择是靠荀子引荐，让他拜入楚相春申君黄歇的门下。可当荀子打算满足李斯这个理想的时候，李斯却拒绝了：“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其实呢，是李斯内心嫌弃“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 李斯来到了秦国，先是投靠在权相吕不韦的门下，“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吕不韦随后推荐这位看着十分顺眼的名师高徒到秦始皇身边做了一名的侍从郎官。这也是李斯通往秦国政坛的入场券。 李斯到秦始皇身边后，在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双重挤压下如履薄冰，他一方面交好吕不韦，另一方面又讨好秦王政，这种两头摇摆的做法让他的升迁之路坎步步危机。但李斯是真正有才华的人，他需要的只是等待，等待机会。
秦始皇成了李斯的伯乐 后来，李斯给秦始皇上了三条意义比较重大的建议： 1，劝说秦始皇趁山东六国疲弱之际，兼并六国，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
2、李斯让秦国用金钱去收买六国君王的宠臣，让他们离间君王和忠臣的关系，如果有不愿意被收买的，便趁机暗杀他们。借助这个办法，秦国在攻打六国的过程中，省了不少力，比如李牧、司马尚等人，便是因为被小人离间，惨遭君王杀害。
3、秦始皇因为韩国派郑国来做奸细的事情，决心驱逐六国的客卿，李斯以六国人才对秦国利大于弊为论点，成功说服了秦始皇废除了《逐客令》。
李斯盛极必衰 李斯的计策打动了秦始皇，这使得他能够以吕不韦门客的身份，在吕不韦倒台后，逃脱清算，并晋升秦始皇阵营的核心圈子。李斯成为丞相后，秦始皇为了体现对他的恩宠，“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斯的儿子李由请假回家看望家人时，李斯摆了宴席为他接风，当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就连李斯自己也由衷地感慨道：“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 李斯以一名楚国平民的身份，游历于诸侯之间，他侍奉秦始皇，协助其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秦国统一六国后，李斯尊奉秦始皇为皇帝，坚持废分封，推行郡县制，辅佐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车轨制度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此时，李斯的地位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沙丘政变中首鼠两端的李斯自掘坟墓
沙丘政变成了李斯命运转折点 李斯和秦始皇共同开创了大秦王朝，堪称君臣典范，倘若两人能够生死同步、善始善终，李斯也注定会以秦朝的“周公”而名垂千古。但命运从来没有“如果”，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于邢台沙丘，随之而来赵高发起、李斯参与的沙丘政变，成了李斯命运的转折点。
秦始皇生前是一个长生不老的信奉者和追求者，他的病逝是始料不及的，也是猝不及防的。所以在其病逝之前并没有公开明确其政治接班人，这在政治权力的交接过程中是致命的。
赵高把李斯引上一条不归路 史载：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从秦始皇的遗书中我们不难嗅觉到“要让公子扶苏接班”的政治意味。但是扶苏继位，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有损政治利益的： 1、对于胡亥而言，这种损害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巨大的。扶苏继位意味着胡亥彻底与最高权力宝座失之交臂。 2、对于赵高来说，赵高一直是胡亥的心腹，也是法家思想的拥泵者。而公子扶苏素以宽厚仁义闻名，在治国思路上偏向儒家文化。这使得痴迷于弄权的赵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3、对于李斯来讲，虽然李斯的政治声望和政治能力如日中天，但是李斯更是法家治国制度的主要制定者，一则担心自己的政治心血功亏一篑，二来李斯也清楚自己并没有蒙恬等人受扶苏的器重。 所以，在利益的刺激下和欲望的召唤下，这些政治投机分子终于决定联合起来只手遮天、铤而走险。而秦始皇病逝沙丘的特殊时势也为他们的阴谋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来，秦始皇死前书信并没有及时送出去。书及玺皆在赵高手中。 二者，始皇崩的消息知之者甚少，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群臣皆莫知也。 最后，所有知情者的利益趋向是一致的，或者说可以争取为一致的。
胡亥成了人生赢家 这些构成了胡亥、赵高和李斯狼狈为奸、瞒天过海的底层逻辑。本来李斯为了防止秦始皇去世的消息引发社会动荡，就故意将此事秘而不宣。赵高借机做文章的动机、时机、条件都具备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李斯能够和他们达成共识，另立胡亥为帝就算是水到渠成了。所以赵高对李斯晓以利弊：“遗诏在胡亥手中，如今决定谁做继承人就在你我一句话罢了。不过，你觉得自己和蒙恬相比，谁更受扶苏公子信任？而一旦扶苏公子掌权，那么，你的地位必定受到威胁，到时候您只能交出相位退印回家了。"
李斯是一个很现实的人，赵高给他描述从龙之功的前景那一刻，他的心里早已权衡了利弊，最终，他做出了抉择：於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当然他不会想到这样没有节操的决定最终把自己推向了身死族灭的悲惨结局。 大秦落寞的时势加速了李斯的满盘皆输
胡亥迅速给大秦引火上身 胡亥顺利登上了帝位，在这场关乎帝国命运的棋局中，李斯、赵高既是对弈的棋手，同时也是对方实现野心的重要棋子。在李斯心里，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地位，可以轻松把握局势，至少也能独善其身。殊不料，李斯成了那个“一子落错，满盘皆输”的败者。 李斯和赵高为了帮助胡亥坐稳皇位，他们联合起来，杀死了对胡亥地位有威胁的扶苏公子、蒙恬、蒙毅及秦朝宗室。
陈胜吴广起义成了大秦的催命符 原本，胡亥的权力还有扶苏、蒙恬可以制衡，使他不能专权误事，但当李斯助力让赵高扫清障碍后，他这个位高权重的丞相，其实已经只剩下“虚名”了。丞相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可谓不高，但说到底，这份权力还是要通过君王认可，才能具体实施下去，这也是李斯帮助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制度的核心要素——皇权至高无上。李斯没有来得及享受他想要的从龙之功，公元前208年7月，李斯被赵高“腰斩咸阳市”“而夷三族”。 二世为修建阿房宫大征徭役，把本就疲惫不堪的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反秦起义已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但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便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狱中的李斯多次上书，但都被赵高扣留。赵高还借机诽谤李斯与其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李斯被迫承认罪行，并在秦二世二年(前208)七月被杀，其子李由仍将兵在外，李斯被杀后不久，他在与项羽、刘邦的雍丘之战中大败，被义军斩杀。 一年后，公元前207年9月，赵高杀死胡亥，另立子婴为秦王，五天后，子婴杀赵高。同年十月，刘邦攻入咸阳，子婴率百官投降，秦朝正式宣告灭亡。 李斯的死亡逻辑分析
李斯的历史成就和评价都是极高的 李斯入秦之前，本是郡中小吏，欲为仓中之鼠而奔走天下，可见李斯乃名利之徒。卒成大才，以法治天下。当时天下大乱，故斯之才，正当其用，因以而成不世之功。天下大定，民心不稳，而秦皇刚愎多疑，斯之位求之不易。故阿顺苟合，倚之于赵高，求存于秦皇之世。及至始皇殁，而高之威日盛，斯恐祸及于己，乃欲谏争，不亦晚乎？故或忠或奸，全乎人性。人有大欲，因时而动，奈何天理难测，福祸难料。 其实李斯最终是支持扶苏还是胡亥，都很难功德圆满。历史上早有吴起、商鞅、张仪的先例，其师荀子“物禁大盛”的警语更是洪钟大吕。以李斯的才智未必不能想到这其中的玄妙，但是权力和欲望的诱惑是李斯无法抗拒的。李斯认为和胡亥、赵高这样同样信奉法家的人苟合，至少可以保留自己的革命果实、延续自己的政治理想。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李斯的一厢情愿。 胡亥没有恋旧他的从龙之功，没有看到他和秦始皇共创大业的份子，也没有给他皇亲国戚的面子，更没有把他视为同为法家阵容的战略合作伙伴，匆匆一年多时间后便毅然决然地下令将他处死，“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李斯的死让人唏嘘不已 关于李斯之死，民间自始至终有以下几种逻辑： 1、人品论 这种逻辑有点唯心主义，大致的意思是说，李斯为了贪恋权势，不择手段。既违背了先帝的政治遗愿，也变节了自己的臣子气节。 在沙丘政变中，他选择与赵高这样的小人同流合污，最后招致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实在是咎由自取。 2、性格论 李斯是个自私的人，正因为其自私的性格特点，所以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是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未能以一个真正政治家的胸襟和眼光做出最有利于帝国稳定发展的选择。其未能入仕之前的仓鼠和厕鼠的理论就能很好地说明其性格特征。 李斯孜孜以求地想要做一只仓鼠，为了荣华富贵而不惜一切，进而逐步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人臣的价值和影响力。然而他却并无自知之明，在胡亥误国的过程中犯颜直谏，引起胡亥的嫉恨而下令处死也是顺理成章的。 3、阴谋论 也有人把李斯想象成一个政治阴谋家，把沙丘政变视为其阴谋的开始。首先，与赵高结盟，赐死扶苏和蒙恬，扶持胡亥上位，扫清权力延续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其次，利用自己作为丞相的巨大权力除掉赵高，控制胡亥，从而攫取帝国最高实际控制权；再次，谋求一个胡亥之后的继承人并扶植其上位，从而保证李氏一族在大秦帝国永远的荣耀和地位。 这是一个分步走的长远计划，最后却被胡亥和赵高反客为主，先发制人，李斯最后跌入深渊。当然，也有人把李斯的死因归结于赵高的弄权阴谋。
赵高曾是李斯之死最大的背锅者 4、政治论 胡亥是否为秦始皇所选定，历史真相不得而知。但胡亥为赵高、李斯所选择，断然无误。李斯和胡亥有一个共同点——信奉法家。 其实李斯的儿子都娶了秦始皇的女儿，李斯的女儿也都嫁给了秦始皇的儿子。他在秦始皇时期是宠极一时的。就算他与扶苏政见不和，按照扶苏的仁厚和风格，未必会将他赶尽杀绝。即便是李斯心有忧虑，他也完全在铤而走险的路上选择其他女婿作为扶持对象，他有那么多女婿和那么大的权力，他与胡亥也无深交，为什么要与赵高合作，冒险帮助秦始皇这个最小的儿子呢？ 真的是李斯一时糊涂，贪恋权位？或许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志向。对于一个屌丝逆袭的传奇历史人物，亲自为集权制度进行系统设计和操作掌舵的，帝国制度之父，秦朝改革总设计师，李斯看待事业，已经不是身价地位的层面了。面对黔首未集的巨大全局压力，那个摇摇欲坠，不被理解的新生制度，如同他培育成长却随时会夭折的孩子。为了他的制度和理想长存，他选择不止是胡亥，更是自己的路线。 以上的几种逻辑表面上来看，都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把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归因于某一偏面因素，是有失偏颇的，也很难真正地触及要害。导致李斯死亡的固然有上述因素的影响，但真正致死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秦国本身的治国体制说起。
秦朝的严刑峻法把很多人逼得走投无路 秦朝奉行的是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核心有两个： 第一、 强化皇权的绝对权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权的绝对性是李斯竖立起来的。 赵高就是运用法家思想强化了秦二世的皇权绝对性。 ① 消灭直接威胁。将威胁皇权的12个公子，10个公主全部处死。 ② 防范潜在威胁。削弱强势家臣的权势，李斯作为最根深蒂固的皇亲国戚，从胡亥登基开始，就注定被列入了死亡黑名单； 李斯的政治功劳和威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了胡亥皇权的权威，这是他必死的逻辑之一。只是由于李斯的根基太深、势力过大，这也使得其死亡结局来得相对迟缓了一些。 在政体成熟，官僚体系稳定的集权社会，即使皇帝无能也可以保证朝廷的运行；所以，皇帝的绝对权威之下，无论是李斯还是赵高都不是国家的必需品。
李斯和赵高其实都是制度下的牺牲品 第二、 严刑峻法的治国思维。李斯本人极其崇尚的轻罪重罚是其死亡的直接导火索。 “轻罪重罚”直接点燃灭亡秦帝国的火种，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逃亡芒砀山都是因为严刑峻法；按照严刑峻法的规定，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造反必须有人承担责任，而最可能承担责任的只能是时任丞相的李斯。 当然，李斯并没有在秦国动乱之处就被处死，这也让人很多人忽视了这中间的联系。但我们更需要注重的是当时李斯势力的影响，甚至其子李由更是西北门户三川郡守，所以胡亥即便要杀李斯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随着章邯率部取得一连串胜利之后，李斯的死亡也就被推到了前台。 很多人刻意放大赵高在李斯死于非命一事上的影响，是有失客观的。毕竟赵高也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如果赵高真的达到了只手遮天的地步，也不会在后来秦国败亡之际，轻易地被自己亲手扶持上位的秦王子婴给诛杀了。
坐在牢房里的李斯失去了辩解的机会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赵高与李斯之所以坏，与其说他们玩弄权术，不如说他们是自保。这也解释了极权体制出阴谋的根源，没有安全感。 历代史学家与文人习惯于为皇权推脱，往往将制度本身的罪恶推给具体个人尤其是直接执行者，所以，所以赵高和李斯之间的权力斗争、李斯和胡亥的矛盾冲突就成了真相的掩盖体。 历史总结
秦始皇没有来得及调整治理天下的制度 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秦朝实行法治，以惊人的爆发力产生了巨大的国力和战力，进而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但是这种严苛体制的反噬力也是巨大的，秦朝作为一个刚统一的庞然大国，犹如一个初生的婴儿，在秦始皇的雄才伟略的领导下，尚能保持步履蹒跚地前行。 但是随着秦始皇的离世，严刑峻法的严重的后果也开始逐步暴露了。 严刑峻法直接消灭了帝国的栋梁，官逼民反，陈胜吴广起义、刘邦的造反都是因为苛法严厉；相对于提高犯罪行为被追诉的几率来说，重刑主义司法政策实施较为简单，支出司法成本较少，但容易“威慑溢出”——“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这种“官逼民反”造成了秦国政局的大动乱，为了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皇权代表胡亥和其利益代表必须要追究责任，而李斯只是为这种乱局买单的人之一。
制度的设置者往往容易主观把自己考虑于法外 极权体制决定了人人都是受害者，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任何个体都是弱者与受害者；哪怕贵为丞相的李斯与赵高，哪怕他们本人就掌握生杀大权。 制度之恶才是最大的罪恶，制度性罪恶才是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一个毫无制约机制的集权体制加上一个无法无天的皇帝，一切灾难都可能发生，李斯的死亡和秦帝国灭亡自然在情理之中。所以，一切灾难的发生也就不能够简单地用“人为因素”来搪塞，历史的问责不应该简单地指向某个个人或者是一个核心集团，而是应该向整个权力体制问责。 当然，制度本身还是由人来执行的，李斯之死于秦国来说，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像胡亥、赵高、包括李斯本人都是难辞其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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