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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在以融资租赁租金为应收账款的情况下，保理人对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合理审查应当是在行业惯例基础上，以形式审查为主，辅以实质审查。发生纠纷时，法院应结合保理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对保理合同效力进行认定。 【案号】（2019）冀民初11号；（2021）最高法民申225号 【案情】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 被告：中安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信公司）、汇鑫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鑫公司）、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公司）、钟某。 2016年6月17日，汇鑫公司与中安信公司签订以机器设备为租赁物的061701号融资租赁合同，采用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方式，汇鑫公司为受让人与出租人，中安信公司为出让人与承租人，由汇鑫公司将购买机器设备的价款11亿元一次性支付给中安信公司后取得租赁物所有权，再将租赁物出租给中安信公司使用；租期3年，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构成，租赁利率为固定年利率3.79%，租赁利息按季支付，由中安信公司共分13期全部支付完毕，最后一期支付本金11亿元及剩余租金。 上述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2016年6月28日，恒丰银行为保理商、汇鑫公司为原债权人，双方签订保理服务合同及合同附件，主要约定恒丰银行向汇鑫公司提供8.7亿余元保理融资额度，用于办理有追索权保理业务。该合同附1第2条约定，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当恒丰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按时足额收回时，恒丰银行均有权向汇鑫公司进行追索，汇鑫公司应无条件按时足额偿还恒丰银行支付给其的保理融资，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及费用等全部应付款项。关于应收账款情况，合同附件约定，汇鑫公司将061701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恒丰银行，转让金额为11亿元。 另查明，汇鑫公司于2016年6月21日通过董事会决议，以汇鑫公司与中安信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基础合同，向恒丰银行申请办理保理业务，并于同日向中安信公司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2016年6月28日，中安信公司出具确认回执。同日，汇鑫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保理服务合同，并签订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和抵押合同，将案涉应收账款与机器设备分别质押、抵押给恒丰银行，在登记机关办理了相应的质押、抵押登记。另，康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钟某分别与恒丰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对保理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后因汇鑫公司未履行租息支付及归还本金的义务，恒丰银行于2019年1月22日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和保理服务合同；2.中安信公司归还本金7.9亿余元及逾期罚息、复利和违约金；3.汇鑫公司对中安信公司应归还恒丰银行的应收账款本息及违约金承担全额回购还款义务；4.恒丰银行对汇鑫公司抵押机器享有优先受偿权；5.康得公司对中安信公司和汇鑫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钟某对中安信公司和汇鑫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7.本案诉讼、保全、律师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审判】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并将各项费用明细化，其他诉讼请求不变。案涉四名被告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缺席判决：一、中安信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恒丰银行本金7.9亿余元以及利息、违约金；二、汇鑫公司在中安信公司不能偿还的范围内向恒丰银行承担还款责任；三、恒丰银行对汇鑫公司提供抵押的机器设备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康得公司、钟某在汇鑫公司应归还的款项范围内向恒丰银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恒丰银行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由四被告共同负担；六、驳回恒丰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中安信公司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中，中安信公司提交了其与汇鑫公司签订的053101号融资租赁合同作为新的证据。比较053101号融资租赁合同和061701号融资租赁合同，该两份合同的基本内容一致，均是以售后回租的形式由汇鑫公司以11亿元购买中安信公司的机械设备后，以36个月、分13期出租给中安信公司。主要区别有：1.签订时间。053101号融资租赁合同载明签订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061701号融资租赁合同载明签订时间2016年6月17日。2.起租日。053101号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假设”以2016年6月1日为起租日；061701号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假设”以2016年6月21日为起租日。3.合同附件七“所有权转移证书（致出租人）”。尽管该两份合同附件中都加盖了中安信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印章，但日期栏的填写不同。作为053101号融资租赁合同的附件七，日期栏填写2016年6月6日；作为061701号融资租赁合同的附件七，日期栏未填写。 基于上述新的证据，中安信公司申请再审的主要主张有：1.汇鑫公司未支付053101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转让价款，案涉机器设备所有权未转移至汇鑫公司；2.恒丰银行与汇鑫公司签订的保理服务合同的基础合同无效；3.恒丰银行明知案涉租赁物所有权未转移，恒丰银行不享有抵押权；4.动产抵押担保的债权并非061701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权；5.融资租赁合同名为融资实为借贷。 恒丰银行对存在两份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释是：先有融资租赁合同作为基础合同，后才有保理合同。053101号融资租赁合同是订立后作为申请保理的合同，据此办理了抵押登记，之后订立保理合同。由于订立保理合同之后起租日变化，所以新订立了061701号融资租赁合同。后一合同只是对前一合同的条款变更，实际上还是同一融资租赁关系。 最高法院审查后认为中安信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其提交的053101号融资租赁合同不足以推翻原判决。最高法院裁定驳回中安信公司的再审申请。 【评析】本案从当事人的直接诉争来看，意在否定动产抵押登记之效力，似乎只是关乎登记外观的判断问题。而该问题于本案实际上仅为事实判断之争议，可基于证据规则予以解决。本案所涉的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保理合同履行中所产生的纠纷，即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以应收账款系通谋虚伪表示而提出抗辩时，如何确定保理合同的效力。更有意义的是，本案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是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而且是售后回租这一特殊形式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融资租赁合同和保理合同作为两种新型融资工具，均具有较为复杂的法律架构，并在商事实践中呈现交易模型创新趋势。当保理合同以融资租赁合同为基础合同从而实现二者嫁接时，对此类新型商事交易模型，应以确定基础合同类型为前提，从保理合同成立要件、基础法律关系的特性和解释方法等角度进行合同效力的综合认定。 一、保理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 保理合同是民法典新增的内容，由民法典合同编的专章予以规制。按照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因此，保理合同实为债权人的应收账款转让与有资质保理人提供的融资、委托代理、担保、应收账款催收与管理等服务要素的组合体，具有混合合同之属性。[①]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保理合同内容的一般条款，第二款旋即规定“保理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故保理合同为要式合同，书面订立即为其形式要件。在保理合同依法书面订立的前提下，保理法律关系成立另有两个基础要件：是否存在应收账款转让；保理人是否能按约定提供保理服务。前一要件所含的基础权利义务是合同嫁接的对象，后一要件是合同嫁接后产生的新的权利义务内容。这也是保理合同区分于借款合同、委托合同等其他类型合同的关键。具体而言，保理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法律要件： （一）书面订立的形式要件 保理合同作为一种典型合同，其约定内容与法律构成较为复杂。出于保护交易安全、避免纠纷之需，保理合同应当依法书面订立。[②]在司法实践中，对保理法律关系的认定必须以书面合同为基础。其一，保理合同文本具有法定性。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二条第二款明定了保理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该款属于强制性规范，缺乏形式要件的保理法律关系自会因此受到效力性影响。其二，保理合同文本具有要式性。保理业作为强金融监管行业，对保理合同的订立与内容规范具有行业标准与要求，这也是商事交易习惯的形式性体现。其三，保理合同文本具有文义性。通过保理合同对基础合同的明确，以及对保理权利义务的约定，可以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基础法律事实予以初步确定。其四，保理合同文本具有参考性。保理案件纠纷多集中于保理合同效力认定与履行争议，但无论是何种纠纷类型，如果没有生效的合同文本作为支持，均难以进行事实认定。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当事人间叙做保理业务，除保理合同外，往来信函、传真等文件都可能构成保理合同的组成部分，应将其作为整体加以把握，而不能局限于单一的保理合同文本进行事实认定。 （二）债权人转让应收账款的实质要件 从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对保理合同的定义来看，该条前半段规定了保理合同中的应收账款债权人应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据此，债权人向保理人转让应收账款是保理合同成立的实质要件之一。 保理合同既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如在保理业务的实际履行中未完成债权转让，则显然不能构成保理合同的法律关系，应当按照其实际法律关系处理。[③]在司法实务中，保理合同纠纷的一个常见争议为：债务人以基础合同所涉的应收账款系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为由，主张应收账款并不存在。应收账款既不存在，则当然不可能发生应收账款之转让，债务人遂据此否定保理合同之效力。笔者认为，在债权人、债务人通谋虚伪表示的情形下，可以从以下四条路径分析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1）基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该理论的请求权基础并不妥当，无法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2）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区分两个合同的责任承担。但从整体而言，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之间具有成立上的因果关系，合同相对性无法解决基础合同对保理合同的效力影响问题；（3）基于诚信原则，认可保理合同关于应收账款转让的约定。但该理论过于原则化，在缺乏配套适用规范的情况下，难以充分保障保理人权益；（4）在保理人善意无过失的情况下，虚伪表示行为对第三人不发生无效的后果。[④]笔者认为，该理论以外观主义为基础，以信赖利益保护为切入的逻辑进路，符合维护商事交易效率和保障交易安全的要求，也成为立法机关制定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的理论基础，是最为妥当的进路。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之规定，除保理人明知虚构的情形外，债务人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该条作为保护善意保理人的法政策的体现，在法律适用中，应注意应收账款转让与订立保理合同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保理人是否善意。 以本案为例，从合同的内容、形式、当事人等各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可认定053101号融资租赁合同和061701号融资租赁合同只形成一个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汇鑫公司与中安信公司双方为配合保理融资期限的需要，订立后一合同以对前一合同的部分条款进行变更，此种变更不影响同一法律关系的认定。故客观存在的租赁物所有权转让，已通过所有权转移证书形成权利外观，恒丰银行可依此形成合理信赖，认定汇鑫公司与中安信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作为融资租赁合同的第三人，恒丰银行并无义务对二者之间是否完成价款支付进行实质性审查。且案涉融资租赁合同还可能涉及关联交易问题。中安信公司与康得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汇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中安信公司和康得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又有关联关系，故汇鑫公司、中安信公司、康得集团均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汇鑫公司、中安信公司两家关联公司先订立融资租赁合同，再由汇鑫公司向恒丰银行申请保理获得融资，故再审审查中中安信公司举示出其与汇鑫公司签订的其他融资租赁合同，不足以对抗关联公司之外的保理人恒丰银行。依照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关于“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的规定，基于已经形成的权利外观和基础合同，有理由相信恒丰银行对保理合同的签订具有善意，证明“保理人明知虚构”的责任在提出该项主张的中安信公司，其既不能证明，则不应由恒丰银行承担基础合同虚假的不利后果。更进一步而言，即便保理合同的基础合同为虚假合同，此时的保理合同亦宜定性为可撤销合同，保理人可行使撤销权。保理人未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保理合同仍应有效。[⑤]且保理合同性质认定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只要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明确，无论其实际类型为何，均不影响保理人通过受让取得应收账款的债权，也即应收账款转让的法律效果不受应收账款性质的影响。在以融资租赁租金为应收账款形成的保理合同真实有效且已实际履行转让的情况下，中安信公司以其与汇鑫公司形成的法律关系名为融资实为借贷、应收账款名为租金实为还款的抗辩理由，自不足以否定保理合同的效力。 （三）保理人提供保理服务的实质要件 从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对保理合同的定义来看，该条后半段规定了保理合同中保理人应当提供的保理服务，包括“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保理人向债权人提供保理服务是债权人转让应收账款予保理人的合同对价，也是保理合同成立的另一实质要件。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后半段采用了列举加“等”兜底的表述方式，第七百六十二条第一款则具体列举了保理合同一般包括的条款，其中举示了“业务类型、服务范围、服务期限”。对该两处规定作文义解释，则民法典关于保理合同中所约定的保理服务具体内容为何，既提示应当约定，但又具有可选择约定的任意性。有观点认为，不能以保理人是否同时提供相应的服务内容而简单对保理合同效力予以认定，特别是在赊销贸易的背景下，只要存在应收账款转让和资金融通，就可以认定保理合同依法成立。[⑥]也有观点认为，从保理合同的复合性观之，应收账款债权转让行为与保理人提供金融服务等行为构成保理合同成立的两个方面，并共同构成保理合同的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应收账款转让+”的多重标的，使保理合同与其他单一标的的典型合同得以区分。[⑦] 笔者认为，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明确了保理人的金融服务内容包括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项目。该条虽未明确规定保理人应提供服务项目的数量，但因不同的保理服务内容会导致保理合同法律性质产生差异，故为确定合同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保理人只提供上述四项服务中的一项，则只能在资金融通和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中选择。保理人不得在未提供上述两种服务内容的情况下，任意选择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中的一项作为保理合同的内容。[⑧]易言之，鉴于保理服务的内容已法定化，无论保理合同文本关于服务内容的具体约定为何，至少应当体现其金融服务之属性，否则无法实现与其他类似合同性质的区分。 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租金作为应收账款所涉法律问题 前已述及，保理合同需以债权人向保理人转让应收账款为实质要件之一，因此，应收账款是保理合同中债权人转让的标的物。既然须由债权人转让给保理人，则该应收账款应当是具体、真实且可转让的。现有的应收账款姑且不论，对于将有的应收账款，还应明确其需具备可预见性和可确定性两个特征，否则不能明确该将有的应收账款之指向。总之，如果不存在确定的、可转让的应收账款，虽然保理人也可以提供资金融通等服务，不影响当事人之间的融资安排，但因欠缺债权人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的要素，使其不能构成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的保理合同。由此可见，保理合同不能脱离应收账款，进而也不能无视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法律关系。 本案保理合同转让的应收账款系按期收取的租赁物租金，更进而言之是较为特殊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融资租赁合同不是民法典新增的制度规定，1999年合同法就已经以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民法典延续了这一做法，仍在合同编以专门一章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司法实务中对于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并不限定于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而是严格坚持融资租赁交易所具有的“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经营特征，否认仅有资金空转的融资性合同，以明确涉及特殊租赁物的合同效力及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售后回租的租赁物显然属于特殊租赁物类型，合同法与民法典的融资租赁合同章均未规定回租赁这种融资租赁形式，而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融资租赁解释》）第2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该规定肯认了回租赁交易形式的效力，即确认存在这样一种形式的特殊租赁物：租赁物原本就属于承租人所有，因承租人出售给出租人，所有权性质发生变更，承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变为依据租赁合同而享有的使用、收益权。 承认回租赁的融资租赁形式有其意义，此种交易安排变通了融资租赁通常由出租人购买租赁物交予承租人使用的模式，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所以《融资租赁解释》第2条规定不能仅因承租人与出卖人混同而否定融资租赁的法律关系。但就回租赁而言，也要认识到租赁物颇为特殊的这一性质：按照民法典第七百零三条对租赁合同的界定，本来承租人订立租赁合同是为了取得对租赁物的使用、收益，然而在回租赁的架构下，承租人原本就是租赁物的所有权人，对租赁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所有权，其将租赁物售后回租，取得的是对租赁物原本就享有的使用、收益权。所以，从制度架构的本意而言，融资租赁合同意在解决承租人欲取得租赁物但又无力购买的困局，由资金雄厚的出租人代为从出卖人处购买，租予承租人使用。而回租赁的融资租赁合同则反其道而行之，承租人已经取得了租赁物，其出售给出租人是为了获得出让价款，同时以支付租金的形式继续保持对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所以融资的目的性强于融物。因而，在认定回租赁的融资租赁法律性质时，必须更为谨慎，不仅应当审查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还要综合考虑是否存在实际租赁物、标的物的物权属性、租赁物价值与租金构成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买卖合同与租赁物是否对应等相关因素，明确其与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一般融资租赁合同等合同类型的区别。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在区分回租赁与抵押、质押、让与担保等融资担保合同时，应考虑的是：用穿透式审查以探明真实法律关系；抑或采用权利外观判断作形式审查。该两种审查方式的目的都在于判断合同是否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成立要件，以及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但值得注意的是，穿透式审查的方法论路径实为民法意思主义解释方法之于司法实践的体现，而且司法裁判并非金融监管，在融资租赁这一典型的商事交易模型中采用该审查方式是否有违司法的谦抑原则，是否有违保障商事交易效率之需要，以及审查的目的能否得以实现，均有待商榷。而就外观形式审查而言，着眼于各方当事人订约与履约的权属证明与合同文本，在商事交易主体均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下，结合商事交易实践的现实情状，主张不轻易推翻合同的文本记载，不轻易由裁判者判断商主体的本意。尊重商事理性，也意味着坚持司法审查不宜过度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就该两种方法论而言，显然以表示主义为范式的形式审查路径更为符合尊重意思自治的民事法律基本原则。 总结而言，回租赁因其出卖人与承租人同一，而与普通的融资租赁出卖人、出租人（买受人）、承租人三方交易架构存在区别，这一类似于抵押借款的法律构造，使其性质、效力存在争议。实务中，有观点认为，应当区分回租赁的具体目的，抑制融资性回租赁，但不排斥经营性回租赁。在这个前提下，租赁物客观存在且所有权由出卖人转移给出租人，是融资租赁合同与借款合同区别的重要特征。[⑨]除是否移转所有权的根本性差异，二者基于功能取向的差异（回租赁以融资为实，以融物为质/借款合同仅融资）和主体资格（融资租赁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差异，也呈现出不同的法律关系。[⑩]就本案而言，尽管存在前后两个融资租赁合同，但从合同内容、合同所涉各方主体、合同标的等方面进行综合认定，二者具有同一性和补充性。正是二者于内容与外观的相互补正，足以确定案涉保理业务中应收账款真实存在。这也符合商事实践中大额交易相对方多次磋商订约的交易习惯。例如061701号融资租赁合同中的附件七“所有权转移证书（致出租人）”和附件九“所有权转移证书（致承租人）”中，价款与所有权移转时间未填写，如果没有053101号融资租赁合同中相关签章的证明，该融资租赁合同就有可能因外观瑕疵被认定为抵押借款合同，而非回租赁合同。且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生效后，中安信公司已向保理人支付了多期租金，未提及租赁物是否存在或特定化问题。但在违约后，中安信公司又以租赁物不存在或无法特定化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无疑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原因在于，案涉当事人的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均包含了租赁物的所有权移转证明及抵押权登记证明，已然明确了标的物的权属状况并产生公示效力。就已查明的事实观之，案涉回租赁合同符合融资租赁合同融资与融物相结合、同时涉及买卖与融资租赁以及出租人享有所有权这三个核心要件，结合合同的约定与实际履行状况，可以认定该合同是有效的。 三、融资租赁租金作为应收账款的保理人合理审查义务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对该对抗依据的理解，固然需从证明责任分配机制层面进行可操作性考量，但其逻辑出发点应为对商法外观主义解释方法的明确。 对本条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解释：一是，尽管基础交易的真实存在是保理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但即使基础合同存在效力瑕疵或因虚构产生，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保理人仍然有权主张保理合同项下的权利；二是，如果保理人明知或者应知基础交易不存在，则保理合同无效，保理人不得要求应收账款债务人还款；三是，保理人作为开展保理业务的有专业能力和经验的商事主体，对基础交易真实性负有合理审查义务。[11]三者需解决的共同问题可归纳为保理人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的认定标准。笔者认为，保理人对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合理审查应当是在行业惯例基础上，以形式审查为主，辅以实质审查。发生纠纷时，人民法院对保理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判断，应侧重于审查外观是否妥适。 在以融资租赁租金作为保理合同应收账款的情况下，结合融资租赁本身的合同性质，可将保理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标准进一步具化为三个层次：其一，保理人应对租赁物是否客观存在进行实地检验。租赁物作为有体物，可于现实生活中进行真实性查验，且基于行业习惯，保理人也需要通过拍照留证叙作材料的方式将查验结果予以固定。融资租赁物往往为价值较大的动产，出租人需要履行完整的购置手续才能取得所有权，发票、进口完税单等购置凭证作为证据材料也必然需要为保理人所查证。其二，融资租赁物是否发生权属移转。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与保理法律关系作为两个法律关系，不能完全混为一谈。保理人作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第三人，也不应苛责其完全参与该法律关系形成的全过程。相反，保理人对融资租赁合同的有效性审查，重点仍在于权属移转文件的形式审查，例如所有权凭证的移转、抵押权是否登记设立等权利外观是否足以证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已然成立。其三，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存在形式瑕疵。融资租赁业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接受金融监管的行业，已基本形成交易习惯。特别是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协商、订立和履行已具备相应行业规范，这也就意味着融资租赁合同的成立必然要符合标准化的形式要件。其中，对实质内容如关于租赁期限和租金支付的审查，是保理人叙做保理业务所要考量的根本前提；对日期、签章、登记手续、合同表述等形式要件的审查则属于保障合同成立的应有之义。在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无疑属于实质性查验，需由保理人提供审查证明；第二、三层次则偏重于形式性审查。但在司法裁判中，人民法院均可通过保理人的证据材料，对其是否履行了合理审查义务进行判断。 融资租赁合同与保理合同嫁接的本质，在于通过基础合同的成立为保理合同提供应收账款与基础法律关系。以此推之，得作为保理合同之基础交易合同的法律关系均有其成立要件，在判断保理合同的效力时，应以基础法律关系的特性为依据，确定差异性的审查标准。 （案例刊登于《人民司法》2022年第5期） [①]黄和新：“保理合同：混合合同的首个立法样本”，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 [②]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合同编》，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7页。 [③]冯宁：“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分析”，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17期。 [④]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三]》，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772页⁓第1774页。 [⑤]杜万华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民商事卷增补（2018）》，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406页。 [⑥]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三]》，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768页。 [⑦]崔建远：“保理合同探微”，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4期。 [⑧]方新军：“《民法典》保理合同适用范围的解释论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 [⑨]杜万华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民商事卷增补（2018）》，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9页。 [⑩]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页⁓第357页。 [11]包晓丽：“保理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纠纷的裁判分歧与应然路径”，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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