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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沪赴北平 1948年夏在复旦大学先修班的结业联欢会上，大家高唱《送别》的歌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经过一年的学习，这20多位同学就要各奔东西了，大家依依不舍，共祝好运来临，会后共同观看了“周小燕音乐家归国演唱会”作为纪念。 1948年的高考，对我们附中47届毕业落榜的同学来说，恰是一次好的竞争机遇，我们班考入名校的有四人，非名校的有四人，总算对得住母校的培养了。 由于内战的影响，1948年清华大学紧缩了招生名额。全国仅从上海、武汉、重庆、北平四大城市招生，总共录取新生409名，转学生61名（而1947届全国招生，共录取836名）。录取率（全国）接近百分之一。 1948年秋我入学时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伟大历史时期。当时津浦铁路早已不通车，南方的同学是从上海乘船到天津塘沽，再由天津乘火车到北平站，然后由学校派车把大家接回清华园的。 感谢上海的“清华同学会”（记得地点是在四川路、江西路交叉处某银行内）。它热情组织南方同学去北平清华大学的工作，负责登记船票、组织编组、运送行李、送上轮船等一系列的组织工作，使北上的清华同学感到亲切，宾至如归。我因登记得较晚，“清华同学会”把我编组在由机械系三年级老大哥金东瀛和赵震鲤为首的一个“北上”小组，9月份乘“錫麟”号轮船赴天津塘沽。 “錫麟”号轮船，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属招商局系统，吨位不大。我们这个“北上”小组买的统舱船票。经过两天三夜海上颠簸，终于到达了天津塘沽港。由于不习惯航海，我在船上曾呕吐两次，所幸尚无大碍。抵达天津是下午，当时几个“北上”小组事先联系好，晚上住在南开大学大礼堂打地铺，次日晨由天津乘火车去北平。到达北平老站（前门附近），由学校派卡车把我们接到清华园，并受到老同学们和校方的热情接待。 一进清华园，首先感到的是环境太美了，绿树成荫，小桥流水，漂亮的建筑群……，真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大学。 由于我们这批“錫麟”号的新生到校稍晚，“善斋”、“明斋”等计划安排新生的宿舍已基本住满了。我们被破格分配到原来只能让高年级生或研究生居住的“平斋”宿舍。并且居然被安排住在一楼，我们是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了。同屋共有4人，2名机械系（江苏籍、湖南籍），一名物理系（福建籍），一名航空系（江苏籍），都是南方人，大家都很友好，屋里的床是两张上下双人铺。 初到清华园，见到了阔别的几位亲朋好友：（1）46届中大附中校友胡士奇（他是我在附中青校的好友，虽不在一个班级，但同一个宿舍。他46年考上清华航空系）。（2）清华土木系二年级周叔举（是我大姑父家的远房亲戚，我叫他表叔。他在沦陷区扬州中学念高中时，抗战胜利后，他在徐州师范学院念书，以后几经转折，于47年在上海考区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他年龄比我大好几岁，大约是1926年出生）。（3）清华航空系一年级李华棣（他也是我大姑父家的远房亲戚，1929年出生，他是48年从扬州中学毕业后，在上海考区考上清华的）。到清华园后，他申请从航空系转入机械系。（4）清华机械系一年级夏震英（他是我在附中47届甲班的同学，47年高考落榜后，于48年考入清华机械系。他也是从上海考区，比我早一个月从上海乘船来北平的）。 到清华园后不久的一个星期日，胡士奇陪我乘校车去北京市内，看望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唐錫宽（47届同学），刘仕官（也算47届，他是在四川考入北大的）。并陪我参观了故宫和北海。中午买了“烤白薯”代替中饭充饥。又一个星期日，胡士奇陪我到北平西单购物，又到宣武门外的旧货市场去买了一项旧皮帽子，作为冬季御寒之用。我也曾抽空到北平王府井大街附近，拜访过我入清华的保证人张明炜先生（他在报社工作，是我大姑父的朋友，我大姑父托他作我的入学担保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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