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军事哲学 亦称“中国古代兵家哲学”。表现于中国古代军事（兵事）活动与军事（兵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的本质在于从整体上把握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不同时空领域中多姿多彩的表现形态，这就使哲学思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兵事活动，是古代国家或集团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军事、政治与外交的斗争，集中体现了客观世界中最丰富、最现实的变化规律，这就使兵事活动与兵学著作蕴含了十分丰富、深刻、系统的哲学思想。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一切优秀兵学撰著均包含了哲学思想。一切典型的军事战例，也都表现了非主观臆测所可预想的客观变化，体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兵事活动的极其强烈的实践性，促使它蕴含了十分丰富的唯物主义精神与辩证的思维。所以，兵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为丰富、最为真切、最具有说服力的哲学理念。唐人杜牧指出：“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注孙子序》）足见兵家哲理之正确、信实。明人戚继光则叹曰：“兵法其武库乎？用兵者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者其取诸肆之材乎！”“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纪效新书·自序》）阐明兵法哲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明末茅元仪言：“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序》）兵法哲理不仅广泛适用，而且贯通古今。当今世界奉《孙子兵法》为兵学圣典，奉孙子为“兵圣”，其所以能贯通古今、涵盖世界，原因就在于其兵法哲理之深邃宏博，威力无穷，真切地反映了兵事活动的客观规律。中国古代军事哲学，大致可分为先秦兵家哲学、汉唐兵家哲学和宋元明清兵家哲学三个阶段。 先秦兵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兵家哲学的奠基时代。主要成就是奠定了中国兵学的理论体系。上古至春秋战国，中国战争经历了上古部族战争的时代，三代“以礼治军”的时代，春秋战国权谋变诈战争的时代。《汉书·艺文志》：“《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矢。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上古部族战争的基本经验是“修德振兵”，由于文献阙漏，其经验主要零星存于史籍载录中。三代战争的基本经验是“以礼治军”，仁义、礼让为主要特征，《军礼司马法》（即残存至今的五篇《司马法》）及《周礼》中的《春官宗伯》（“军礼”）、《夏官司马》是其基本文献。权谋变诈之战大致以郑庄公小霸为起始，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国语》，以及《战国策》等历史文献，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战争经验。作为上述三大阶段战争经验的集结与升华，则是孙武所撰《孙子兵法》的出现，其书系统完备地反映了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战争经验的精华，既准确把握了三代“以礼治军”的精义所在，又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诡诈战争的谋略精华，并且充分体察了中国古代特定时空下的天时、地利及中国战场的多种形态与军队情实，从而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战略思想体系、战术理论体系，为其后中国兵学的整个发展历程，确立了坚实有效、不可移易的基石。继孙武之后，吴起、孙膑、商鞅、尉缭又各有兵法问世，更多立足于战国史实，对《孙子兵法》作了十分丰富、切实可行的补充，特别是《孙膑兵法》的补充与推进，使孙子兵学理论体系更加臻于完美。 汉唐兵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兵家哲学整理、应用与发展的时代。先秦兵学已为中国兵学建立了完备的理论系统，然经秦皇焚书，楚汉战乱，典籍多有损毁。汉初重振文化，兵学也随之重新兴起：“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艺文志》），后为诸吕盗走。汉武帝时，又有军政杨仆收集整理，并“纪奏兵录”，然未能详备。至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复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理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此次校理，成果集中反映于刘歆《七略》之中。后，《七略》内容被班固“删要”收录于《汉书·艺文志》。其中《兵书略》集中国古代兵书之大成：计有“兵权谋”十三家，“兵形势”十一家，“兵阴阳”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另有《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移入于礼类，《太公》、《管子》等移入于道家。至此，中国兵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见清晰。对于兵学的运用，汉初以太公与孙子两家为主流：张良所学为《太公兵法》，韩信所用为《孙子兵法》。其后，将帅战场用兵则多以《孙子兵法》为尊。至汉末，曹操订正《孙子》十三篇并为之作简明注解，之后，则《孙子兵法》独享盛誉，三国沈友、王凌、张子尚，南朝梁孟氏，隋萧吉，唐李筌、杜佑、杜牧、陈皋、贾林等纷纷为之疏解。唐初，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君臣对论兵事，通篇集中讨论了《孙子兵法》，对其中奇正、虚实等范畴作了发挥，形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此书成为秦汉之后唯一一部与先秦六书并立于《武经》中的兵学专著。后杜佑撰《通典》，其书《兵典》十六卷，明确以《孙子兵法》为纲，自言：“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通典·兵一·兵序》）至此，不仅兵家战将奉《孙子兵法》为圭臬，兵学撰著亦明确以《孙子》为灵魂。 宋元明清兵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兵家哲学大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复杂化，武器形态的多样化，以及后期抵御外侮的斗争，都促使社会人群对兵学关注。此期兵学主要特点，一是传统兵学形成两大传承系统，即《武经》系统、《十家注》系统。二是结合当时战争形态的变化，逐步深化、细化，更具有针对性。北宋神宗元丰年间，为适应武学教授与武举考试的需要，诏令国子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编定《武经》，元丰三年（1080）三月开始，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编定，计收《孙子》（附魏武帝注）三卷，《吴子》二卷，《司马法》三卷，《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尉缭子》五卷，《黄石公三略》三卷，《六韬》六卷。此后，《武经七书》的注解、教授即成为兵学传承的一条主线。北宋哲宗年间，吉天保集结了《十家孙子会注》，计收魏晋隋唐及宋初注解《孙子》者十一人，依初刊顺序，依次为：曹操、李筌、杜牧、陈皋、贾林、孟氏、杜佑、梅尧臣、王皙、何氏（何延锡）、张预。由于《十家会注》集结了魏晋以来注解《孙子兵法》的精粹，故面世之后多次重印，至清代孙星衍又对其书作了大量补充、订正，使之成为中国兵学传承的又一条主要线索。《武经》与《十家注》，轴心均在于以《孙子兵法》为主体的传统兵略。结合宋代之后具体战争形态进一步深化、细化、具体化的工作，主要有北宋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茅元仪《武备志》等。这些书的主要特点均在于细化到战争实施中的具体操作。作为兵学原理，无出于前代兵学；作为战争操作，则不可脱离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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