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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是我国军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当时雄踞北方的前秦苻坚想要一举消灭盘踞南方的东晋政权，举全国之兵南下，号称百万，双方在淝水展开决战。 在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决定性战役中，数万北府军对阵数十万秦军毫不畏惧，首先发起了勇猛的进攻，一举冲垮秦军大阵，杀得前秦军队草木皆兵，凶悍绝伦。淝水之战，秦败晋胜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东晋拥有一支名为“北府兵”的精锐部队。淝水奇迹，让北府兵青史留名，成为像秦国甲士、汉军铁骑、唐玄甲军等巅峰般的存在!  捷报传来，所有的汉人已经泪如雨下。只有半壁江山的东晋可以得到延续，也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没有出现断层。北府兵功不可没，可谓是生于乱世，定鼎乾坤的英雄。 世人所知的北府军，大多就是来自于对淝水之战的记忆。对于其它所知甚少，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东晋十六国第一强军是怎样练成的？ 北府兵的创建者郗鉴，既是门阀也是流民帅“皇权不振，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司马睿能在江南建立东晋，是因得到了南北门阀大族的支持，其中琅琊王氏更是起到决定性作用，故而在东晋建立后权势极盛。王导内掌朝政，王敦外握兵权，王氏子弟皆位居要职，以致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王敦日渐专擅跋扈，掌管所辖州郡军政，自收贡赋，因此引起了司马睿的忌惮，不得不重用刘隗、刁协等与之抗衡。 郗氏家族属于东汉以来的儒学旧族，也是晋元帝争取的对象，其代表人物就是郗鉴，《晋书》称其“博览经籍，以儒雅著”。在两晋之际，郗氏仕宦并不显达。综合分析，在门阀士族中属于不是很高的门第。郗鉴未南渡时，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邹山，三年众至数万。 公元322年，被石勒侵逼辗转南移，退保合肥，元帝征郗鉴为尚书，入居京都。此时，郗鉴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流民帅，他不愿放弃自己的部曲，丧失可凭恃的实力。所以频繁地往返于合肥和建康之间，与所帅流民保持联系。  东晋南下的流民情况各异，有的是有大族率领，有的是零星南下，有的是滞留江北，有的在江南扎根。王敦之乱前后，朝廷兵力和军粮艰难，无兵可用，是东晋中央朝廷面临的极大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
如何处置这么多南下的流民呢？这就催生了“给客制度”，说白了就是给没有户籍的流民上户口，为了之后的战争准备兵员。彼时王敦起兵，东晋朝廷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征发已有户籍的流民。 流民帅顾名思义就是流民集团的首领，他们门户不高，不具备名士风流旨趣，与东晋政权和当朝士族格格不入。屯驻于江淮之间名义上附晋的流民帅所统率的武装力量长期相随，多少具有私兵的性质。东晋朝廷不得不重视他们，又不敢放心大胆地使用他们。一般来说，东晋是按照流民帅的兵力多寡，委以太守、刺史、将军之号，划分大致地盘，用来拖延北方胡族对东晋朝廷的进攻。 流民帅中最为著名的代表，祖逖出身北州士族，《晋书》载：其“好侠、有豪气，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盗窃攻剽，祖逖则分享脏货”，因此不被世家大族所接受；蔡豹与其相似，其素质不类士族子弟；苏峻、刘遐、郭默诸流民帅都出身寒微，门第和品格都不得入于士流。只有郗鉴是个例外，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上“台面“，因此他既是流民帅，也可以用士族门阀身份在朝廷中央任尚书之职。 君臣密谋用流民帅平王敦之乱，北府兵初登历史舞台王敦首次进逼京都，元帝曾召流民帅苏峻勤王，可是苏峻有所顾忌，一直观望形势，没有行动。其时，郗鉴尚未南来，流民帅和东晋朝廷之间，互不信任尚未打通关节。
公元323年，郗鉴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公元324年，郗鉴统领各部流民帅军队对抗进攻建康的叛军大将钱凤等人，又派兵奇袭王含，成功讨平王敦之乱。  郗鉴以流民帅的身份，为晋明帝谋划灭王敦之策，获得了巨大成功。遂得跻身于朝堂重臣之中，而郗氏也得以在此后逐步上升为第一流的士族门阀。 公元327年，苏峻之乱爆发，郗鉴坚守广陵，之后回屯京口抵御叛军的进攻，为成功讨平苏峻之乱立下大功。此时，郗鉴掌天子宿卫六军其一，精锐士卒2万余人，驻地就在广陵和京口，建立起最早的“北府”军。 要说“北府军”，不得不说这支军队经常驻守的地方：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
追根溯源，“北府”名自东晋初即开始出现。徐、兖二州都督府被时人称为北府，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京口常作为北府镇所。因此，广陵或京口，均可称“北府”，广陵或京口镇府所辖之兵，亦称北府兵。 京口可以吸引流民，而流民在得到初步训练后，可以组成军队。京口地处“三吴”物产丰富，开发之后，足可以供给京口之军。郗鉴利用这支流民军队和三吴的粮谷经营京口，使京口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重镇，而北府兵就是支撑这一切的根基，时刻影响着东晋的朝局。 从战略上说，此时的北府兵主要作用是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的政局。有时这支军队也用于外战，但都属“小打小闹”并不出彩。直到桓温逼走郗愔后，郗氏家族对其的控制和影响才算结束。几十年后，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淝水之战，因为这场辉煌的胜利，才被后人永远的铭记。  淝水之战奠定最强军地位，北府军为何如此凶悍公元383年8月，前秦皇帝苻坚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号称百万大军南下，想要一举灭晋，实现统一中国的野心。 东晋上下一心，以谢安总督军务，谢玄为先锋，率领精挑细选战斗力超强的“北府兵”数万人，沿淮河向上迎击秦军主力。 11月，刘牢之率五千士卒奇袭洛涧，歼灭秦军一万五千余人，杀主将梁成，晋军乘胜追至淝水右岸，两军隔水对峙。主帅谢玄遣使前秦约定决战，“使晋兵得度，以决胜负”。 苻坚企图趁晋军半渡而击，“以铁骑蹙而杀之”。遂同意秦军后移，被俘的晋将朱序趁机在阵后大呼“秦兵败矣”，不明真相的秦军顿时大乱。晋军趁机渡河发起突击，苻融驰骑掠阵，不慎马倒被晋兵所杀。苻坚也被流矢击中，战场上顿失主帅，秦军全线崩溃。
秦军纷纷溃逃，“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成语，都源出此战。  由于得到东晋中央的大力支持，这支全新北府军的编制和装备比郗鉴时代更加规范和精良。晋军的编制，以军为基本单位，其规模大小视军种而定，一般来说，中央军一军兵力较多，地方和郡国兵一军兵力较少。
中央军一军兵力有2500人，军之下有幢、队、什、伍等编制，一军有若干幢，一幢大致有10队，一队有10什，一什2伍，一伍5人，各个级别的长官分别是幢主、队主、什长、伍长。 北府兵虽组建匆忙，但因流民军曾长期与北方异族作战，战力强劲，稍加训练，就能达到“百战百胜，敌人畏之”的地步。后世之人总结北府兵的战斗力为何如此之强，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1、北府军的战斗力之所以强悍，跟他们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前文也说了北府兵的主体是北方流民，流民本身就是没有后路的，他们的家乡被胡人占领，或多或少都和胡人有着深仇大恨。因此在士气这一方面，天然就具有优势。而且由于流离失所，为了在乱世之中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选择抱成一团，杀出一条血路。这种由生存的压力而带来的战斗自觉性，是其它军队无法相比的。 2、北府兵是私兵性质，大多是乡党亲族，战时敢下死力。 北府兵在组建时，大多是乡党、同族组成一军，战时谢玄并没有拆散他们，士兵之间不是父子兄弟，就是乡党邻里，这样的军队团结和凝聚力是很强的。  3、北府兵的统帅、将官都是同时代最优秀的。 先是统帅谢玄有经国才略，善于治军。帐下将官刘牢之与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及孙无终等人都是勇敢威武之辈。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说的就是此时的北府军。 陷入内斗虽逐渐摆脱了士族控制，但逃脱不了没落的命运淝水之战大胜后，谢玄率领北府军一路凯歌高奏，陆续攻取彭城、兖州、青州，前锋刘牢之一度攻至邺城。 正在此时，东晋内部发生重大变故：谢安为避宗室司马道子，出镇广陵，让出中枢朝权，不久病死。两年之后，司马道子征谢玄为会稽内史，以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代谢玄镇广陵，实际上剥夺了谢玄对“北府兵”的控制权。这也意味着皇权逐渐崛起，门阀势力开始衰退。 公元390年，孝武帝以皇后兄王恭掌北府兵。孝武帝去世后，司马道子与王国宝擅政，王恭深感不满。公元398年，王恭兵败被杀。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就在此时。 王恭败死后，驻地京口的都督军府与州刺史分离，王恭所遗以京口为治的兖、青二州复改为徐州，谢琰为刺史；王恭所遗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杨州之晋陵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亦在京口。刺史不带都督，成为所谓“单车刺史”；而都督拥兵，北府之名专归都督所有。 刘牢之由王恭军府司马升任都督数州诸军事，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转变为独立力量的开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 原来，刘牢之在王恭军府时，王恭只有仰仗这支武力的支撑才能存在，然而他出于门阀士族的偏执，对刘牢之以行阵武将相待，礼之甚薄。刘牢之也自负才能，深怀耻恨。可是，另一面，王恭为了得到刘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与之拜为兄弟，甚至还在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刻，向刘牢之许下“事克即以卿为北府”的诺言。 同时，司马元显派遣时为庐江太守高素向刘牢之策反，其诺言也是：“事成，当即其（王恭）位号”。交战双方都对刘牢之以北府相许，后来果然成真，说明时势如此，非刘牢之不能统帅北府兵，非刘牢之不能发挥北府兵的作用。  门阀士族垄断北府职任，并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不过这还只能说北府兵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至于说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那还需要等待一个过程。
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新上位的刘牢之并不能自如地运用其北府统帅的权利。其时内有司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门阀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一朝居位的刘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这些障碍。刘牢之惶然不辨方向，举措失常，一变再变，直到投靠桓玄成为会稽太守时，才明白筹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势对自己极其不利。
但是时机已失，无可挽回，广陵一江之隔，遂不可达，终于穷途自缢。刘牢之败了，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军事。北府军也随着刘牢之等将领的惨死，而分崩离析。后来刘裕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并没有现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的条件另起炉灶。 值得注意的是，刘裕虽然起兵于北府，但是从义诸人除刘裕本人曾为刘牢之参军外，其他人与昔日的北府没有多大关系。在南的北府旧将，已经被桓玄诛戮殆尽。史家在刘宋的建立上认为是北府兵的胜利，未曾注意与刘裕共义之人并不是那些当年有疆场功勋的北府将领。所以刘裕在逐桓玄、灭卢循、兴复东晋以后，为了造宋，还必须用在对北敌的疆场功勋取信于朝野，才可以逐步完成晋宋禅代的准备。 刘裕迟迟不敢称帝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是刘牢之在，他又能准确估量形势，谨慎行动，代晋的过程就不会如此的曲折。 北府影响于东晋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来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京口蕴藏着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刘牢之等北府将失败的教训，刘裕的成功得来可能并不容易。 在门阀士族人物看来，流民可用，流民帅不可用；而门阀士族人物既不愿也无能力代替流民帅，组织和率领流民，以为己用。门阀士族必须使用流民以为兵力，又必须假手于自己认为可靠的人，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 之前，郗鉴用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获得成功，但终于酿成苏峻之乱；之后，谢玄组织流民帅为北府兵，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最后酿成了北府将刘裕取代晋室的结局。东晋政局，从一定的层次看来，就是以当权的士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的局面。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目的则是夺取江左的统治权力。 回顾历史，从326年郗鉴镇北府起，到369年桓温逼郗愔离开北府为止，期间四十余年，居北府之任者尽管有十人之多，王、庾诸士族执政者俱在其中，但北府始终在郗氏影响之下。369年桓温虽然取得了北府的控制权，其后桓冲也一度出镇徐州，但桓氏家族势力始终未在北府扎根。377年谢玄组建北府兵，至400年谢琰死为止，北府由谢氏通过刘牢之掌握，共二十多年。此后，谢氏势力虽离开北府，但原北府旧将刘裕继续凭借北府的影响力，又经二十年，卒移晋鼎。 匆匆百年，北府兵给世人留下的，是一段段不朽的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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