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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丰镇市主要工作是支援部队，维持城市治安，发展城市工商业。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搞城市工作，但却得到了领导及同志们的好评。1946年9月父亲随军退出丰镇，他在左云交代工作后，由丰镇县委介绍回兴县中共晋绥分局。由于当时需要开辟晋西南工作，路过岚县晋绥行署，到离石县吕梁区党委转回孝义县委，先分配到三区（孝义县最重要区，管兑九峪镇）任副区长（区委书记肖田）。1946年12月，兑九峪镇划为县属市，又任命我父亲为市长（市委书记马铭）。此期间正是汾孝战役，他们设了个粮站支援前线，负责路过的陈赓、王震部队七个旅用的粮草。1947年1月18日，我军占领了孝义城，父亲又受命担任城关市长，市委书记李珠（兼）。上任后约一个月，国民党军疯狂反扑，于夜间包围了孝义城。为不落入敌手，公安局负责人叶雄同志英勇自杀，县武装部长等七名干部被俘。父亲因当时正在孝义杜村七分区专署开会，故躲过一难。1947年3月，父亲调任孝义六区区长（区委书记苏华），区管下堡一带（游击区）。此时敌我斗争非常激烈，敌人常来破坏，而且用各种手段在群众中造谣生事，破坏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父亲主张重视发展生产，节用民力，严惩贪污浪费。同时严格群众纪律，不准随便抽民工摊派任务，还进行调解平息民众纠纷。在乡下他随身带有针线包，收公粮见群众粮袋破了就帮补。由于他们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认真工作，受到农民拥戴和领导好评。县长赵发达在征收公粮总结会议上表扬六区工作细致有效。1947年11月土改三查开始，父亲再次被人诬告。当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宣布对他“停止党的关系，审查历史，调动区长工作，参加土改考验”时，他没有争辩；派他到石像村等许多村庄参加土改工作，他打起背包就出发。后因工作出色先后担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组长。1948年4月，组织经反复调查后的结论是：“经查，郭士奎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恢复党的关系。”他淡然一笑：“真金不怕火炼！”
5月调他任孝义县委机关、县政府秘书，负责机关后勤生产生活等（县委书记陈郁发，县长耿如云，副县长李克荣，组织部长白乙明）。8月晋中平川解放，调他任孝义县一区区长、区委成员（区委书记白世禄、梁焜）。12月赴太原支前，命他担任本区民工营营长兼教导员，带领300多民工、100多辆大车，冒着枪林弹雨给庙前山前线部队送弹药。在榆次召集支前单位领导干部开会，18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在会上强调支前工作的重要性，教导工作方法并布置任务。那时环境很艰苦，从早到晚工作还吃不上东西，年仅31岁的他竟貌似五六旬翁。看到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住地老百姓心疼地对他说：你这老头子真够辛苦啊。
1949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江，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土崩瓦解的绝境，解放战争将在全国赢得全面胜利。党中央指示调干部组织南下工作团。三月间，孝义县组织了近一百名干部南下，县委书记陈郁发（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副书记白乙明、县长李义堂、副县长李克荣、公安局长楼亭波带头参加南下。虽然此时大哥刚1岁半，二哥出世不满一月，但父亲还是满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热情主动请求南下。他们离开家乡后，先在山西文水县西尔村按部队的要求参加训练和学习了几天，主要是学习南下政策以及毛主席《关于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关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的队伍牢记两个务必问题》；后又到了石家庄槐地村住了一段时间，学习城市政策和接管事项；五月到了河南巩县住下进行学习整训，组成了赴湖南长沙县南下工作队。组织上原已决定父亲到湖南省政府工作，但由于长沙县领导都是整建制从孝义划来的，都曾经是我父亲的老领导和同事，对父亲十分了解，坚决挽留他，组织上便改任他为长沙县民政科长。七月随军进入长沙境内时，长沙和平谈判还在进行中，工作队分组开展工作。他们县民政科几个同志发动群众伐木头，和部队一个工兵连一起，修复长武公路的一座被敌人烧坏的桥，当时的《新湖南报》专门在头版刊登了这个消息。7月26日，长沙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设四科一局一室，即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公安局和政府办公室。县政府暂时设在榔梨（金井）。县主要领导是县委书记陈郁发、副书记白乙明、县长李义堂、组织部长王国文、公安局长楼亭波。8月5日，父亲参加县委派出军管小组，与公安局长楼亭波等同志前往长沙市党部西街国民党长沙县政府进行对军事党政和财经的接管工作。在那里他们紧张地工作，工作效率高，办事快，党的威信在人民之中很高。从农村进到城市中，他们面临着多重考验，其中就有金钱的诱惑。据父亲的回忆材料说，有一个留用人员（旧县政府建设科长），要把县政府卖砖的二万元公款进行私贿，被他坚决拒绝了。1950年4月，长沙县人民法院成立，调父亲担任首任院长。此时抗美援朝刚开始，国民党残渣特务尤为猖獗，抢仓库、割电线不断发生，妄图通过制造混乱来破坏新生政权。长沙县人民法院坚决镇压打击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使社会治安很快正常稳定，人民群众得以安心发展生产。1951年4月长沙、望城分成两县，李义堂（陕北人）为望城县首任县委书记、父亲为首任县长。县政府先设在望城坡，1952年3月迁往高塘岭。父亲在任上主张要发展农业生产，就要把水利基础建设搞好。为了合理地布局水库，他集中县上所有技术力量测绘了全县地图，为兴修水利打下良好基础。1952年2月，政府创办了本县第一所公立中学——望城县初级中学（现长沙市望城区第一中学），因当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做校长，县委决定由他兼任校长，主要理由是他在青年时期当过教员。
这段时间父亲的工作调动非常频繁，1952年8月，他由湖南省委调中南局组织部，安排到中央轻工业部汉口造纸厂筹备处担任副主任，副主任范元甄（女，主持工作但没有到位），副主任陈彭年（造纸专家）。1953年1月造纸厂停办，他又奉命到长春中轻部东北工程公司任副经理，经理景福杰（长征干部）。全公司四个基建队，一个机械队，附设电器制造部共二万余人，他分管党群、人事、劳动工资等。同年8月又调至北京中央轻工业部设计公司历任土建室副主任、土建处处长。1956年7月调中央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任技术处处长、院长助理、院党总支委员、处支部书记。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都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例如他对技术工作本是外行，为尽快熟悉业务，他虚心向专家学习，在工作中刻苦钻研，很快就能参加并主持国家重点造纸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的研究和确定，完成设计成果审查、会审和确定，参加重要工程的现场勘察和施工验收。为了规范设计，他还支持专家、工程师们把土建设计符号进行了统一，并对全国造纸工业厂房建筑模数进行了统一。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后，一天早上，父亲从收音机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上海某位老工人要求工人阶级也要讲话。他因此对当时大鸣大放有些不理解，对一小部分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极其愤慨，毅然奋笔疾书写信给毛主席，主要是说：“工人阶级不能放，只准资产阶级放，太不公平了”，因而受到当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处理，于1958年1月被撤销一切职务。2月17日晚，在讨论开除父亲党籍的支部党员会上，他恳切表示“我永远也不离开党，我活着是共产党人，死了也要做共产党的鬼”，并拒绝在上报材料上签字。3月间报上19名右派，只批下18名，均是工程技术人员，没他名字。但由于当时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院长李平也遭到批判，部里派来的院整风负责人及继任的处党支部书记坚持要将父亲定为右派。7月31日对他宣布处理结果，说党组织对他的问题是不得已迟迟才做的结论。后来有人告诉父亲是因为中央轻工业部有领导和院里大多数同志不同意划他为右派。1958年7月底，父亲带着全家人被下放到了广西工业厅，在工业厅招待所住了2个月。十月又下放到国营平南糖厂，在工程科负责工地建设，他带领并和民工营民工一道日夜施工，在洪水到来之前，修建了糖厂西江沿岸的两个码头。后平南糖厂停办，他被安排留厂参加副业队劳动生产，种菜、放鸭子等，干了八个月。1961年3月起，他被安排到平南县镇龙锰矿劳动，整天挖矿、挑矿，繁重的劳动加上生活艰苦，使他得了水肿病。1963年1月，他被安排到原平南县化工厂（后改为酒厂）劳动改造长达17年之久。这期间，他白天劳动改造，晚上就居住在用集体澡房改造矮小破房子里，就着微弱的灯光写申诉材料，他不相信自己对党的赤胆忠心会永远不被理解，共向党中央、毛主席写过80次申诉信。母亲劝他不要因此伤了眼睛，但他还是不管不顾地想通过自己的申诉向党表达自己的忠心。在“十年动乱”的磨练和考验中，他苦头吃尽，但共产主义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热爱丝毫不减。劳动中，得到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同情和帮助，也正是在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全家得以度过了那最困难的日子。在卖酒糟（制酒的下脚料）的四年，父亲起早贪黑，方便群众，几乎没有星期天。但除了工资，父亲没拿过任何报酬，却为国家收回了4万余元，还为当地发展养猪业，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对他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于1979年5月由中央轻工业部政治部发文，给予他改正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使他又回到了党的怀抱。此时他已年老体弱，因为长期秉烛夜战写申诉材料，他落下严重眼疾，左目完全失明，组织上根据他身体状况于1980年8月调任他为广西平南县人民政府顾问，1982年9月就地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从1958到1979这21年时间，对于一个蒙受冤屈的人来说是多么的漫长。我目睹过父亲的眼泪，更理解父亲的痛苦。因为父亲蒙冤，我们这些“狗仔子”也曾遭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我的二姐、三哥为了生存不得不远走他乡，二哥成绩优秀但不能升学而受到刺激后过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父亲总是跟我们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这个遭受地主恶霸欺压的极贫家庭也不可能过上好日子，教育我们要永远跟党走。1987年平生带新婚妻子回家，父亲对她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你是搞新闻工作的，一定要跟党一心才能宣传好党的主张。”父亲，您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您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党的忠诚儿女一样，经历了一个个非常不平凡的年代，用聪明、智慧、汗水建设了您一生都在热爱的伟大国家。虽然您蒙受了很多冤屈，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但您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情始终如一；对待工作不分贵贱都是那么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正如组织上在您的追悼会上所言：“郭士奎同志一生忠诚于党，自参加革命以来，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了半个世纪。他在政治上被错处期间，终坚持党的信念，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兢兢业业。获得平反后，他工作更加发奋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忘我操劳，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父亲，您若九泉之下有知，当安息了。附：郭士奎同志简历 郭士奎，抗战前用名郭培良，1916年4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花寨村一户贫穷人家，父亲郭生发，母亲任氏。出生后第二天出养于三里外的傅家社村，现为山西省交口县温泉乡傅家社村。养父郭殿金、母李氏都是勤劳简朴的农民。本人文化高小毕业。1933年2月起从事国民小学教员5年。1937年11月起参加抗日活动和工作。1939年12月在晋西事变中参加革命。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从北京下放到广西平南县劳动。1979年5月获得平反，给予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1982年9月离休。1989年7月3日病故。1929.9-1932.7，孝义县郭家掌两级小学读高小；1933.2-1937.10，孝义县古桑园、开府、前岭、黄文等村国民小学教员；1937.11-1938.7，本村农民抗日自卫队、农救会队员、秘书，本行政村农救会宣传委员，本区农救会武装委员；1938.8-1938.10，山西四专署行政干部训练所学员；1938.11-1939.5，山西四专署第四前线工作团工作员；1939.8-1939.12，山西汾阳县政府教育科科员；1940.1-1940.7，山西汾阳县政府建设科科长；1940.8-1941.5，晋绥行署教育处印刷厂负责人；1941.6-1942.10，晋绥行署洪涛印刷厂总务科科长；1942.11-1943.9，西北农民银行总行、晋绥贸易总局秘书室总务负责；1943.10-1945.7，晋绥中央分局党校四部学员；1945.8-1945.9，西北农民银行总行、晋绥贸易总局秘书室总务负责；1945.10-1946.9，绥蒙区丰镇市第一区区长；1946.9-1947.2，孝义县三区副区长，兑镇、城关市市长；1947.12-1948.3，孝义县土改工作组组员、副组长、组长；1948.4-1948.7，中共孝义县委机关、县人民政府秘书；1949.3-1950.3，湖南长沙县民政科科长；1950.4-1951.3，湖南长沙县人民法院院长；1951.4-1952.8，湖南望城县人民政府县长；1952.9-1952.12，中央轻工部汉口造纸厂筹备处副主任；1953.1-1953.7，中央轻工部东北工程公司副经理；1953.8-1956.6，中央轻工部设计公司土建室副主任、主任；1956.7-1958.1，中央轻工部造纸设计院院长助理、技术处处长、院党总支委员、处党支部书记；1958.10-1961.3，国营平南糖厂筹备处工程科工地管理；1961.3-1962.2，广西平南县镇隆锰矿劳动；1962.3-1962.7，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员；1962.8-1962.12，广西平南县镇隆锰矿劳动；1963.1-1963.7，广西平南县化工厂劳动；1980.8-1982.8，广西平南县人民政府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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