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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 的最终确立是在汉代。 在先秦， 这个系统还不稳定， 如《荀子》 言五经， 有《乐》而无《易》； 《庄子》 称“六经”， 则把《乐》 与《易》 都列了进来。《礼记· 经解》 说：孔子曰： 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 温柔敦厚， 《诗》 教也(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 诗依违讽谏， 不指切事情， 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 疏通知远，《书》教也(《书》 录帝王言诰， 举其大纲， 事非繁密， 是疏通； 上知帝皇之世， 是知远也) ；广博易良，《乐》 教也(乐以和通为体， 无所不用， 是广博； 简易良善， 使人从化， 是易良。 ) ； 絜静精微， 《易》 教也(《易》 之于人， 正则获吉， 邪则获凶， 不为淫滥， 是絜静； 穷理尽性， 言入秋毫， 是精微) ； 恭俭庄敬， 《礼》 教也(礼以恭逊， 节俭齐庄， 敬慎为本， 若人能恭敬节俭， 是礼之教也) ； 属辞比事， 《春秋》 教也(属， 合也， 比， 近也。 春秋聚合会同之辞， 是属辞； 比次褒贬之事， 是比事也) 。 这是对六经功能的诠解， 《易》 与《乐》 都在其中。 但《乐经》 不传， 六经到汉代只剩了五经， 所以汉武帝只立了五经博士(习惯上有时还称六经)。 这五经便成了中国人的治国大法、 行为纲纪、 一切立论的根据。 如元王恽《醉经堂记》 说： “五经者， 圣人之成法， 生民之大命系焉。” 扬雄《法言· 问神篇》 说： “天地之为万物郭， 五经之为众说郛。”（外城。《文选·张衡＜西京赋＞》：“经城洫，营郭郛。”李善注引《公羊传》：“郛者何？城外大郭也。”唐韩愈《别知赋》：“倚郭郛而掩涕，空尽日以迟留。”） 五经创造了一个民族， 也创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因而经学史， 也就成了中国民族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 这五经，《易》 是天地间的大道，《书》 是先王行事的记录，《诗》是先王之泽尚存背景下的情怀表达，《礼》 是人的行为规则，《春秋》 是人间是非的价值判断。（道、行、情、则、价）这五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系统， 确立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 第一节 《易》《书》《诗》 在十三经（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为历代儒客文人推崇。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序列中， 被列到最前面的， 是《易》、《书》、《诗》。 古人认为这三部书时代最早， 也最重要， 因而研究的人也最多。 这三部书包括了文、 史、 哲三个学科。《易》 主言理，是人必须遵循的；《书》 主言事， 是为政者必须效法的；《诗》 主在志（言情）， 是人情感必然要表达的。 这在不同的三个层面上， 规定了人的行为方向。 1、 易经： 天地之道 在经学史上，《易经》 的研究著作是最多的， 这反映了古人对这部书的看重。 杨继盛《读易有感》 说： “眼底浮云片片飞， 吉凶消长只几希。 自从会得羲皇《易》，始觉前时大半非。”（《杨忠愍集》 卷三） 这是说《周易》 使他顿悟人生。 明朝丘浚在《大学衍义补》 中则说：“《易》 者五经之本源， 万世文字之所自出， 义理之所由生者也。 散见于五经者， 皆学者人伦日用所当为之事，而其所以当为与不当为者， 其理则具于《易》。” (卷七十三)。《易经》 在先秦时单称一个《易》 字， 汉以后才有了《易经》、《周易》 的名字。 关于为什么叫“易”， 前人有不同的解释， 如《易纬干凿度》 说： “《易》 一名而含三义， 所谓易也， 变易也， 不易也。”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周易· 系辞》 说得很清楚：“生生之谓易。”其易就是变化无穷、 生生不息的意思。 即荀爽（荀爽(128年-190年)，一名谞，字慈明 。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东汉末年大臣、经学家，名士荀淑第六子。）所云：“阴阳相易， 转相生也。”关于《周易》 的创作过程， 据《汉书· 艺文志》 说： “（脱《易》 曰： '宓戏(伏羲)氏仰观象于天， 俯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至于殷周之际， 纣在上位， 逆天暴物， 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 可得而效， 于是重《易》 六爻， 作上下篇。 孔氏为之《彖》tuàn、《象》、《系辞》、《文言》、《序卦》 之属十篇。 故曰： 《易》 道深矣， 人更三圣， 世历三古。” 这就是说， 《周易》的形成， 经历了三位圣人之手， 先是伏羲创造了八卦， 接着是周文王演绎为六十四卦， 作成了《周易》 的上下篇。 最后是孔子作了《易传》。 这个传说虽未必可靠， 但却非常能反映古人对于《周易》 地位、 价值以及深不可测的意义的认定。 《周易》 分经和传两部分。 经的部分以八卦为基础。 八卦即干、 坎、 艮、 震、 巽xùn、 离、坤、 兑， 这八卦分别象征着八类事物， 即： 干为天， 坤为地， 艮为山， 兑为泽， 坎为水， 离为火， 巽为风， 震为雷。 也可象征事物八种基本的性质， 如干象征刚健， 坤象征柔顺， 震象征活动， 巽象征善入， 坎象征险陷， 离象征依附， 艮象征静止， 兑象征喜悦等， 由此引申， 干可以象征父， 坤可以象征母， 干可以象征马， 坤可以象征牛等。（各行各业均可接入对号） 八卦相互重叠（组合）， 就成为六十四卦。 干上坤下， 就组成了“否” 卦， 坤上干下就组成了“泰” 卦。 八卦为经卦， 六十四卦为别卦。 起成的每一卦有六爻。 据《系辞》 的解释， 爻就是效的意思，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解释经的部分叫传。 传有十篇， 即：《彖传》 上下、《象传》 上下、《文言传》、《系辞传》 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 也称“十翼”。 关于《周易》 的性质， 有两种意见， 一种以为易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给人以训教的义理之书， 一种认为是占卜之书。《易传》 中所特别强调的则是义理的一面。 如《系辞》 说：“《易》与天地准， 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又说： “夫《易》 何为者也？ 夫《易》 开物成务， 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已者也。”（姚士粦《陆氏易解》 辑陆绩说： “开物谓庖牺引伸八卦， 重以为六十四， 触长爻策， 至于万一千五百二十， 以当万物之数， 故曰开物； 圣人观象而制网罟gǔ耒耜之属， 以成天下之务， 故曰成务也。” 宋胡瑗《周易口义》： “言大易之道， 其功宏博， 能开通于万物之志， 成就夫天下之务， 覆冒夫天下之物也”。） 又说：“《易》 有圣人之道四焉： 以言者尚其辞， 以动者尚其变， 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易传》 中的这种认识，奠定了《周易》 成为“五经之首” 的基础。 至于《周易》 占卜的一面， 那也只是“推天道”的一种手段， 目的在于“明人事”。 故《四库全书总目· 先天易贯》 说：“圣人准天道以明人事， 乃作《易》 以牖yǒu民。 （诱导人民。《诗·大雅·板》：“天之牖民，如壎如篪。” 毛 传：“牖，道也。” 孔颖达 疏：“牖与'诱’古字通用，故以为导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囯·天情道理书》：“此皆觉世之至言，牖民之正论。” 清 谭嗣同 《报贝元徵书》：“牖民於聪明之域。”）理无迹， 寓以象， 象无定， 准以数， 数至博而不可纪， 求其端于卜筮。 而吉凶悔吝， 进退存亡， 于是见之， 用以垂训示戒。”《周易》 的基本思想， 可以说是： 以修己治人为目的， 以“阴阳”、“则天”、“通变” 为理论， 以应时处中为核心。“修己治人” 的内容， 遍布于《周易》 中。 如：《咸彖》：“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服矣。”《颐彖》：“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节彖》：“天地节而四时成， 节以制度， 不伤财， 不害民。”《师象》：“地中有水， 师。 君子以容民畜众。”《蹇象》：“山上有水， 蹇。 君子以反身修德。” 《系辞上》： “圣人以此洗心， 退藏于密， 吉凶与民同患。” 等等。 这就构成了《周易》 的核心思想， 也证明了《周易》 的意义指向在人事而非天道， 是在为“天下和平” 寻求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周易》 由此而提出三个十分重要的理论。 第一是“阴阳论”。《系辞上》 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天道存于人性之中， 人性是善良的）”又说：“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 贵贱位矣。 动静有常， 刚柔断矣。” 这其实就是对立统一理论， 同时在政治上给每个人以社会定位， 由此而确立了宇宙与社会的秩序。 而这一切又在动静变化之中。 第二是“则天论”。《系辞上》 说： “是故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 天地变化， 圣人效之； 天垂象， 见吉凶， 圣人象之。” 这其实就是“天人合一” 理论， 人法天地，构建人类社会的秩序， 规定人行为的方向， 否则便是逆天违道， 顺天则昌， 逆天则亡， 由此而确定了治世的法则。 第三是“变通论”。《系辞上》 说： “一阖一辟谓之变， 往来不穷谓之通。” 又说： “化而裁之谓之变， 推而行之谓之通。”《系辞下》 又说： “变通者， 趣时者也。”简言之，“变” 是指事物在空间中的变化，“通” 是指事物在时间中的存在。 这是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理论， 由此而确定了自然与人类社会变化以及王朝更替的合理性。 故《革彖》 说：“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之时， 大矣哉。”“变通论” 是建立在“阴阳论” 与“则天论” 的基础上的。 阴阳是事物的构成，“则天”是事物的法则， 而“变通” 则是事物的规律。 阴阳相易， 则是变化。 变化存在着多种可能，圣人效法天地， 顺应自然， 并准此以制定人类社会的行为规则， 便可以保证天地间秩序的正常化， 以至于“推而行之”、“往来无穷”。 事物只有变通， 才能存在； 只有变通， 才能发展。事物到了极点必然要生变， 只有变化才能“趣时”， 才能长久。 故《系辞下》 说： “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 要想长久， 必须随时而动。《系辞下》 说： “尺蠖之屈， 以求信也； 龙蛇之蛰， 以存身也。 精义入神， 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 过此以往， 未之或知也； 穷神知化， 德之盛也。” 《周易》 思想的核心则是“应时处中”， 掌握平衡。 在《周易》 中多次言及“中正”、“时中”。 如《讼彖》：“利见大人， 尚中正也。”《观彖》：“中正以观天下。”《姤彖》：“刚过中正，天下大行也。”《蒙彖》：“蒙亨， 以亨行时中也。”《益彖》：“天施地生， 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所谓“时中”， 就是应时处中。 所谓“与时偕行”， 就是与世俱进。 惠栋《易汉学》 卷七有《易尚时中说》 一篇， 其云:“易道深矣！ 一言以蔽之曰'时中’。 孔子作《彖传》言'时’ 者二十四卦， 言'中’ 者三十五卦……子思作《中庸》， 述孔子之意曰：'君子而时中。’ 孟子亦曰：'孔子圣之时。’ 知'时中’ 之意， 其与易也， 思过半矣。” 这个认识是有道理的。 翁方纲《答赵寅永书》 之所以说：“今日读《易》， 惟应玩辞以求圣人教人寡过之旨。”其原因也在于此。 凡事能把握时机、 火候——即所谓“时”， 掌握好分寸——即所谓“中”，便可处理得当， 可以“寡过”。 “时中” 其实就是中庸之道的体现。 故《中庸》 说：“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 对《周易》 这种思想最好的说明， 就是出现于明朝赵撝谦《六书本义》 的阴阳鱼太极图。 太极图半黑半白， 白代表阳， 黑代表阴。 白的半边有黑点， 黑的一边有白点。 代表着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阴与阳相互矛盾， 又相互制约，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和谐地处于统一体中。 惟其不同， 故能互动； 惟其制约， 故能和谐； 惟其和谐， 故有极强的运动感。 像一高速旋转的物体， 使人感受到了它的气韵与生命的律动。 如果失去“时中”， 有一边不能随机运转， 马上就会失去和谐， 出现摩擦， 影响到正常运转。 如果双方背离， 可一方为另一方所代替， 运动便会停止， “太极体” 便不复存在。 这一图式凝定着先哲们对宇宙本质的认识和智慧， 也启迪着我们对问题的处理和对未来人类发展的思考。 《周易》 的价值， 以前人都关注其在哲学发生、 古史资料、 歌谣先河、 科学启迪方面的意义， 而我们今天更加关注的是其对于构建中国文化、创造中国历史、作用于中国人思惟（维）的意义。 2、 尚书： 王者之范 乾隆皇帝有一首读《尚书》 的诗说： “心传允在辨危微， 敷政平章慎万几……千古帝王师法具， 敛时锡极会而归。” (《尚书· 洪范》：“敛时五福， 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 锡汝保极。” )显然与《周易》 不同，《尚书》 不是让人顿悟人生， 而是为帝王树立楷模。《说文· 曰部》 说： “书， 着也。 从聿者声。”《说文序》 又说： “着于竹帛谓之书， 书者， 如也。” 这是说， 把事情如实地记录在竹帛上就叫“书”。 之所以又称作《尚书》， 尚者上也， 言其为“上世帝王之遗书” (《春秋说题辞》 )。 其所记都是与上古帝王相关的政治大事， 关涉国计民生， 故《荀子· 劝学》 说： “书者， 政事之纪也。”《史记· 自序》 说： “《书》 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 这也就确定了《尚书》 的政治性质。 而刘知几又说：“《尚书》 者， 七经之冠冕， 百氏之襟袖。 凡学者必先精此书， 次览群籍。”(《史通· 断限》 )其地位可想而知。 就《尚书》 的内容来看， 可以说是上古“中央政府” 政治文件的汇编。 全书分四部分，共 58 篇。《虞书》 5 篇， 《夏书》 4 篇， 《商书》 17 篇， 《周书》 32 篇。 这些文件， 大约分为六类， 即： 典（档案）、 谟（谋也， 约如会议纪录）、 训（教诲）、 诰（告谕）、 誓（誓辞）、命（命令）。 关于这部书的今古文真伪问题， 清以来争得很厉害。 因为很复杂， 我们暂且不去管它。 即便是伪书， 千百年来它也是作为帝王的教科书存在的， 它参与了中国文化的营建工程， 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就这一点而言， 真与伪问题的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可以说这部书是专供帝王学习的， 或者说只有帝王学习才有意义。 因为他讲的就是君王治国的方法和思想。 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洪范》。 传说这是大禹治水时上天所赐予的洛书。夏传至商， 商亡后箕子把这内容又传给了周武王。 这个故事说明这是三代统治经验的结晶，因而历代倍受重视， 曾出现过多部研究的专著。“洪” 是大的意思，“范” 就是法， 这是治国大法， 也可以说是“国家文化学”。 这大法包括九个方面， 所以又叫“洪范九畴”。 涉及到了物质材用、 君王行为、 行政事务、 天文历法、 君主权力、 统治方法、 占卜稽疑、 休咎征兆、生命现象等多方面。 虽说其中有神秘的一面， 也有强调君权的一面， 但其中对于民生的关心，在今天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近世研究《尚书》 的人， 多看重它的史料意义。 其实对于中国历史而言， 它的文化意义更为巨大。 子夏曰： “《书》 之论事也， 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 离离然若星辰之错行。 ”（《孔丛子· 论书第二》） 从这个绝高的评价中， 我们也不难看出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它的文化意义， 最少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尚书》 确立了圣王系统与王道政治典范。《尚书》 记事从尧开始， 历记舜、 禹、 汤到文王、 周公， 这是一个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天命传承系统， 也是中国文化道统与治统统一的王道典范。 尧最大的人文贡献是一个“仁” 字。《尧典》 虽没有记尧关于“仁” 多少行事，而却盛赞他说：“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他的光辉照耀于天地之间。 又说他死后百姓“如丧考父”， 好象自己的父母死了， 哭得非常伤心。 从这中间也可以看出尧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圣王， 在百姓中有绝高的威望。《大戴礼记· 五帝德》 说尧“其仁如天”， 这个“仁” 字， 正是对他德行的概括。 舜的最大人文贡献是一个“孝” 字， 他虽然遇上了愚顽的父亲、 凶狠的后娘， 还有傲慢不恭的弟弟， 但他却能用自己的孝行感动全家。 他即任帝位之后， 又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 禹的最大人文贡献是“勤俭” 二字， 他能“克勤于邦， 克俭于家” (《大禹谟》 )。 为了平治洪水， 栉风沐雨十三年。 成汤确立的形象是除暴安良。“有夏昏德， 民坠涂炭”， 他替天行道， 推翻了夏政， “表正万邦， 缵禹旧服” (《仲虺之诰》 )， 开辟中国历史上用革命方式推翻暴政的先例。 文王确立的形象是爱民如子。《周书· 无逸》 说他“徽柔懿恭， 怀保小民， 惠鲜鳏寡。 自朝至于日中昃， 不遑暇食， 用咸和万民。” 这些圣王，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 为天下苍生， 乐于奉献， 勤于工作， 以天下为己任， 全不顾个人得失。 在他们心目中没有“权利” 二字， 只有人民。 这一个个高大的形象， 站立在中国史册的开卷之页，给中国文化史一个光辉的开场， 为万世君主树立了榜样。 可以说， 《尚书》 这部书就是专为君王编定的， 是王者的教材。 二、《尚书》 确立了以德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从上古圣王的言行中， 明确地体现出了以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系统。 尧舜禅让， 以德相传。 汤武革命， 因德而兴。 桀纣暴虐， 失德而亡。《周书· 蔡仲之命》 说：“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 民心无常， 惟惠之怀。” 是否能有天下，关键在于德。 老天爷是没有私心的， 谁有德就辅佐谁。 老百姓是没有恒定之心的， 谁对他们好， 他们就向着谁。 要想保有天下， 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你的德行。 故《商书· 咸有一德》说： “常厥德， 保厥位。 厥德匪常， 九有以亡。” 这德就是要关心民生。《夏书· 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只有让百姓安宁， 国家才能巩固。《商书· 盘庚上》 说：“汝克黜乃心， 施实德于民， 至于婚友， 丕乃敢大言， 汝有积德。” 这是说： 只要老老实实的为民众办点好事， 才算积了德。《周书· 多方》 说：“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 失德便是失去民心。 三、《尚书》 展示了圣王的忧患意识。 这忧患的核心不是自己的王位， 而是万民安泰。如《夏书· 五子之歌》 说： “予临兆民， 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为人上者， 奈何不敬？ ” 统治天下， 就像是烂绳子驾奔腾的车马， 要特别小心才是。《周书· 康诰》： “若保赤子， 惟民其康。” 要像保护婴儿一样地保护百姓。《周书· 泰誓上》：“天佑下民， 作之君， 作之师， 惟其克相上帝， 宠绥四方。” 天是为天下百姓才设立君主的。 君王的职责就是帮助上天来安定天下。 百姓不安， 便是违背了天意， 便会受到惩罚。 因而作为君王， 只有小心翼翼， 敬天保民， 以天下为怀， 才能长治久安。 故《周书· 梓材》 说： “欲至于万年， 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这样， 一个敬天崇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核心， 便由此而确立。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尽管君王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这毕竟为帝王树立了表率， 确立了一个明确的个人奋斗目标，作为一种理想追求， 无疑是引领社会向善的力量。 3、 诗经： 王泽之光 《周易》 讲天道， 《尚书》 讲政道， 这些都是理性之物， 而《诗经》（讲人道） 则是先民之歌， 是纯情感的东西。 但情感之物怎么会进入经典系统， 并成为千百年来传统道德教育的教材呢？关键在于这情感是先王之泽的产物， 它出于性情之正， 发之无邪之思， 有着“正得失， 动天地， 感鬼神” 的功能。 《诗经》 是一部周代诗歌的总集， 一共 305 篇。 全书分《风》、《雅》、《颂》 三部分。《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等十五国风， 有诗 160篇。《雅》 分《大雅》、《小雅》， 有诗 105 篇。《颂》 分《周》、《鲁》、《商》三颂， 有诗 40 篇。《商颂》 5 篇在最后， 是附录的商代遗诗。 这些诗产生在不同地区， 大略涉及到山东、 河南、 山西、 陕西， 及湖北、 安徽北部等地。 其作者成份很复杂， 有民间歌手， 也有文人之作； 作者的身份有帝王和朝廷重臣， 也有宦官、 走卒和农夫、农妇。 然而时间跨度如此之长， 地域分布如此之广， 在人类物质财富尚不发达、 靠竹简艰难地记录语言的时代(以每竹简 25 字计，《诗经》 共 39224 字， 需用竹简 1569 支。 每支竹简长二尺四寸， 将一千多支竹简相接， 约得 1200 多米长。 抄录一部《诗经》 所耗财力、 人力之大， 可想而知) ， 如果没有别的原因， 有谁会为一部“纯文学” 的集子、 为简单的情感抒泻，去耗费大量人力、 财力进行一项对国计民生没有意义的工程呢？ 因而我们说， 《诗经》 一开始就不是作为文学启动的。 从《诗经》 的产生而言， 虽然她的每一篇其本质都是文学的， 然而她的结集， 她的权威性与神圣性的出现， 她的广泛影响，却是与周代礼乐制度密切相联系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 周代有“采诗” 之制， 每年在固定的时间内， 有专人到各地采集歌谣， 并把采集到的诗歌集中上报到周王朝中央管理音乐的官员那里， 经过王朝乐师的整理（乐谱和歌词大约都有修改）， 再献给天子， 目的是为了“观民风， 知得失， 自考正”。 另外的《雅》 诗许多为朝廷官员的“献诗” , 即《国语· 周语上》 所说的：“故者天子听政， 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他们把采来和献来的诗歌， 谱上谱子配合着“周礼” 的需要演唱或演奏。 在什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诗， 这是不能含糊的。 也正为了礼乐的需要， 他们才编辑《诗经》 的。 《诗经》 的编辑可能有过多次， 最后一次据说由孔子整理编定。 孔子编《诗》 实际上承担着两项文化使命， 一是“文化复兴”， 二是“文化承传”。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 出现了两种破坏礼乐文明的力量， 一是礼乐崩坏， 二是四夷交侵。 而《诗经》 是周代礼乐文明即华夏传统文化最可靠的载体， 因而他要通过删述《诗》、《书》，建立起经典文化体系和文化学统。 只要这个体系存在， 这种文化就可以万代相传。 相传是子夏所作的《诗序》， 提出了一种非常高妙的理论， 说：“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诗经》 中既有治世之音， 也有衰世之音。 古人把《诗经》 分为正、 变两部分， “正经” 是盛世的产物， 它体现的是盛世的气象， 故而主旋律是“安以乐”。 像 《周颂》， 像《大雅》 的前十八、《小雅》 的前十六篇，还有风诗的《周南》《召南》， 就是“安以乐” 的诗。“变经” 则是“王道衰， 礼义废， 政教失” 时代的产物， 其中自然有“怨怒”， 也有“哀思”。 但这部分诗却能“发乎情， 止乎礼义。”“发乎情” 是人的本性使然， 而知道“止乎礼义”， 这是因为有传统道德观念与价值判断的制约， 这就是所谓的“先王之泽”。 百姓由于受到了先王的道德与价值观的教育， 尽管身遭衰世， 有怨怒之情， 而却明白是非， 懂得廉耻， 违背礼义的事情绝对不干， 如说： “人而无仪， 不死何为”、“人而无礼， 胡不遄死” (《相鼠》 )、“百尔君子， 不知德行。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 )。 故在言论与行为上， 都能坚守礼义。 这样一部《诗经》 便成了“王泽” 的反映。 王泽尽了， 诗也就再不入选了。 简而言之， 《诗经》 具有多重意义。 第一、 它是先民真情的宣泄， 真实地表达了作者在现实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感受。 如果是一份社会调查报告， 还有可能作假， 而感情无法作假。 故而这是在上者获得下层信息的最可靠的途径， 为政者可根据这些诗反映的情况，“知得失， 自考正”， 修正政策法规。 第二、《诗经》 是先王之泽的产物， 其中有美刺善恶的是非评断， 故而具有“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 的教化意义。 第三、 因为它是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产物， 它体现着“上以风化下， 下以风刺上。 主文而谲谏， 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 的民主政治制度， 因而可供后世为政者效法。 第四、《诗经》 所反映的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过程， 是这一个历史过程中先民喜怒哀乐情感的展现。 此间有对盛世的颂歌， 也有对衰世的怨愤， 还有对战乱劫杀违背道义行为的谴责， 以及对走向灭亡的哀伤。 把这些诗放在一个平面上， 就会领悟到： “勤民恤功， 昭事上帝， 则受颂声， 弘福如彼； 若违而弗用， 则被劫杀， 大祸如此。 吉凶之所由， 忧娱之萌渐， 昭昭在斯， 足作后王之鉴。” (郑玄《诗谱序》 ) 因而这无疑也是一部“史鉴”。 也正因如此， 它在中国历史上才起到纯文学绝对无法起到的作用， 千百年来， 不断地得到新阐释， 生发着新文化意义。 总之， 《易》 言天理， 《书》 言政事， 《诗》 言人情， 三者构成了“经” 的核心， 作为一种思想与精神， 渗入了不同阶层的思想意识与行为规则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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