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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殷本纪》载汤灭夏之战云：“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嵕，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顾颉刚先生考证有娀之虚在今山东曹县①，乃确凿之论。 《太平御览·皇王部七·帝桀》注云：“鸣条，今陈州平丘也。”古平丘县在今河南封丘县东南，东与山东曹县为邻。可知鸣条确与有娀之虚皆在鲁豫交界一带，以上释读可互为印证。 《竹书纪年·帝癸》亦载商灭夏之战：“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三朡即《殷本纪》之三嵕，亦称三鬷。《水经注·卷七·济水》云：“济水又东北迳定陶县故城南，侧城东注。县，故三鬷国也。汤追桀，伐三鬷，即此。周武王封弟叔振铎之邑，故曹国也。”可知三朡在今山东定陶，在有娀之虚往东。对照《殷本纪》和《竹书纪年》，有娀之虚当是夏邑斟鄩，乃同一地名之异称。 《殷本纪》所言“奔于鸣条”或有误。三嵕应在斟鄩之东，鸣条应在斟鄩之西。商师应是自西向东伐夏，夏师败绩后桀应向东奔逃，不会向西迎于鸣条。 出土文献上博简二《容成氏》载汤伐夏桀：“（汤）陞自戎述（遂），内（入）自北门，立于中，傑（桀）乃逃之鬲（历）山是（氏）。汤或从而攻之，降自鸣攸（條）之述（遂），以伐高神之门，傑（桀）乃逃之南巢是（氏）。”《尚书·汤誓》又云：“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可知陑遂即戎遂，亦即《竹书纪年》之陑。戎遂之戎乃即有娀、有戎、有仍，陑、戎、娀、仍、任等字上古音应相近，或可通假。 戎遂之“遂”在此处当作“道路”解。《春秋演孔图》曰：“使开阶立遂。”宋均注“遂”为：“道也。”《史记·苏秦列传》载：“禽夫差于干遂。”索隐：“遂者，道也。”。故戎遂之本义应是通往有娀之虚的道路。从汤灭夏自西向东的行军路线看，戎遂（陑）应在鸣条之西。有学者认为陑在济宁（周代之任国）②，似有差池。任姓（娀姓）之国颇多，如任国、薛国、祝国等，多在今日鲁西之济宁、济南、菏泽一带，皆可称有娀氏。其地域之广，不能确指。然有娀之虚确切地望应在曹县附近，故陑应在曹县不远，不应在济宁。
《水经注》云：“东郡廪丘县南三十里有郕都故城”，廪丘为西汉所置古县，在今山东菏泽市郓城县西北水堡乡，由此可知郕大略在今山东郓城县西南。《竹书纪年》所言焦门应是上博简《容成氏》之“高神之门”，“焦”和“高”古音必同也。焦门之地望已不可考，或在今山东郓城县至东平县之间。以上考证可知，自奔三朡再败于商师后，桀继续向东北方之郕逃逸，直至焦门被擒。 此说考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亦可证也。《孙子吴起列传》中有一段吴起“在德不在险”之著名演说，其言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究之其中地理方位，洞庭（今洞庭湖）在西，彭蠡（今鄱阳湖）在东，孟门在西，太行在东，可知吴起读地图宛若今人，亦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也。故文中所言夏桀之居必在河济之东，泰华之西也。河济无异议，当是河水（黄河）和济水，泰华何指为此考证之关键。前人以为泰华为西岳华山，实则为大纰误也！华山在西，济水在东，与左西右东决然不符也。况华山距济水千里之遥，中有崤山、伏牛山、中条山、豫中大平原，何险之有？故吴起所言之泰华必非华山，而为泰山也。泰山距济水不足一百五十里，距河水（古黄河）不足四百五十里。前述夏桀之居（有娀之虚）论证为山东曹县，此地西有古黄河和济水天险，东有泰沂山脉为据，确为险要之地，可知夏桀之居考证无误也！ 上博简《容成氏》言“内（入）自北门”，此北门应是夏都城之北门。如鸣条在封丘县东南，则鸣条正东不远应是夏都北门，故夏桀之居还需向西移，应在兰考县北部或西北。 然仍有异议者以吴起所言“伊阙在其南”为据，证二里头为夏都。因今伊阙在河南洛阳市南之龙门（即龙门石窟所在），亦称伊阙门，伊水穿门而过。此伊阙门确在二里头遗址之西南，然二里头遗址距伊阙门方五十里，而距济水三百八十里，距华山四百八十里。缘何此近而彼远乎？可知此伊阙非彼伊阙也。吴起所言伊阙何处？或可从商汤之重臣伊尹之身世入手。《吕氏春秋》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有侁氏即有莘氏。《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古陈留县在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镇，有莘氏之古莘国或在今杞县境内。伊尹作为有莘氏族人，其出生地亦应在杞县附近。伊尹之伊姓或是以地为氏，故吴起所言之伊阙或在杞县，而杞县恰在兰考县正南。出自伊尹之伊氏一族最早成望于陈留郡，而非洛阳之伊川，此亦可为旁证。 至于“羊肠在其北”之羊肠在何处，一般言羊肠即南太行之羊肠坂。羊肠坂在河南焦作至山西晋城间，焦作在兰考之西北，亦略可称“在其北”也。然名为羊肠之地非止一处，或在兰考正北古有名羊肠者，亦未可知也。 《太平御览·居处部二十二·亭》又云：“《帝王世纪》曰：桀败于鸣条之野，案《孟子》舜卒鸣条，乃在东夷之地。或言：陈留平丘今有鸣条亭，在安邑之西。”征舜为东夷人卒于鸣条而证鸣条亦在东夷，此说可论也。平丘县（今河南封丘县东南）之鸣条在安邑之西，可知安邑应在兰考县附近。故后世所谓禹都安邑，非晋南运城之安邑，应是兰考之安邑也。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少昊为东夷，可知颛顼亦为东夷也，况颛顼所都高阳亦在今杞县高阳镇。《史记·夏本纪》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禹和鲧自认颛顼之后，可知禹为东夷之人。又证，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鲧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脩己。”可知禹母为有莘氏，前证有莘氏应在杞县，皆为东夷之地，可知禹为东夷无误。《史记·六国年表》所言“禹兴于西羌”实为误导，或至太史公时年久失查，或其意本言禹为尧舜效命劳作于西羌之地也。 又举一证，《史记·夏本纪》云：“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商均之封国虞国何在？今河南商丘虞城县也！故可知禹都阳城必在虞城附近，而曹县、杞县、兰考县皆与虞城县相邻或不远。 最后再一证，《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为何封大禹之后于杞？因禹本是杞县有莘氏之人也！至于所言颛顼为黄帝之后，禹亦黄帝之后，实为攀附。黄帝乃西部之华夏人，颛顼和禹乃东夷人，起初非同族也！此亦可见东夷在夏代之前便已融入华夏矣。 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既云：“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顾颉刚先生亦曾论及王国维先生略同之观点。虽顾氏以禹为天神，与夏无涉，然未否认夏之存在。 中原水患泛滥最剧之处在河水下游、济水和淮水，恰为东夷与淮夷之所居。东夷淮夷人与水患斗争多有经验，故治水英雄大禹为东夷人当合常理。《竹书纪年》载“少康自有仍奔虞”，有仍不在济宁便在曹县，虞在商丘之虞城。姒姓杞国在河南开封杞县，姒姓谭国在山东济南，姒姓鄫国在山东临沂。故夏代诸帝之活动当在鲁豫之间，其历经之都城如阳城、夏邑、原、斟鄩、商、老丘、西河等，皆大略不出今开封、菏泽、商丘、濮阳、新乡、济宁之地界，而不在晋南和豫西。开封学者韩鹏先生亦从《穆天子传》之地名考证了夏启之居在开封③。夏朝之“夏”非华夏之“夏”，乃是东夷人大禹仰慕华夏文明而立国号为“夏”。此若赵宋之“宋”非周代宋国之“宋”，李唐之“唐”非陶唐氏之“唐”也。故夏朝之“夏”与晋南之夏墟无涉。 今常有好事者因河南二里头遗址无文字，亦无依凭可证为斟鄩，故妄言夏代不在中原。或言夏在埃及者，或言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者，亦或言夏在良渚者，此皆无凭之臆想也！从本文精密之史地考证，夏代必在中原之东部。诸史家孜孜于论说二里头遗址为斟鄩，实为缘木求鱼，南辕北辙。恳请诸考古学家，可在兰考县、杞县、东明县、曹县一带试掘，或可发现夏都也！然开封和菏泽一带黄河泥沙淤积之厚重，致豫东鲁西考古遗迹稀少，实为我中华文明考古之困，或有赖后世科技手段之发达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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