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因不能以智慧理解事物而痛苦，又因不能以智慧谋划事物而失败。所以一个人能够将理性覆盖的范围越广，他人生受益的地方就越多。 就好像在生活中，一个越是性情偏执冲动的人，往往会遇到更多的问题，而一个相对理性清醒的人，往往越能因他的清醒而进步。 情绪只可作为人生漫长路上的锦上添花，而不能作为谋划人生的根本主宰，因为情绪作为本体之性存在，有其特有的优势与作用，但却存在着极大的局限，当一个人一味被情绪主宰的时候，必然也会受情绪所左右，而人生的浅薄往往就是在情绪主导下所产生的结果。
凭一时感情冲动和兴致去做事的人，等到热度和兴致一过事情也就跟着停顿下来，这哪里是能长久奋发上进的做法呢？从情感出发去领悟真理的人，有领悟的时候也有被感情迷惑的时候，这种做法也不是永久的智慧明灯。 人性之中有趋利避害的心思，每一个人所期望看见的都是符合自己心意的事物，包括一句话、一件事情或者人生的某种际遇等等都是如此，但是当一个人倘若永久地沉浸在自己所谓得意的境遇之中，那么人生无异坠入无形之苦海中，最后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个时候就体现了理性驾驭情绪的重要性。若能在清醒审视问题的基础上，退一步去处理问题，反而会有超越浅薄心性的结果。 有一次萧何跟刘邦进言，说到：“长安一带地方狭窄，而上林苑空地很多，白白荒废，希望下令让民众进去耕种。” 而刘邦听了就很生气，说道：“你是不是收了别人的财物，才来为别人说情的？”刘邦说完之后，还下令把萧何带上刑具，扣押了起来。 过了几天有一个姓王的卫尉见了刘邦，就对他问道：“萧相国犯了什么大罪，陛下怎么突然把他关起来了？” 刘邦就说：“我听说李斯担任秦始皇的相国，办了好事都归功于主上，有了过错则自己承担。现在萧相国大量接受那些商人的金钱，来为他们求情，以此来讨好百姓，所以我要把他关起来。” 这个王卫尉就说：“要说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如果有对民众有利的事情，就为他们向陛下求情，这真是萧相国应该做的，陛下怎么能怀疑萧相国接受了他人贿赂呢，况且当初陛下与楚军相持不下有几年之久，其他人反叛时，陛下出兵在外，那个时候如果萧相国有异心，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方陛下就得不到了，那既然萧相国没有在那个时候为自己谋利，现在难道会贪图金钱吗？再说，秦始皇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而失去天下，李斯为主上分担过错的做法，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陛下怎么能用浅陋的眼光来怀疑宰相呢。” 刘邦听了这番话之后，表面上很不愉快，但心中已经明晰了是非对错，于是就赶忙派人手持符节赦免了萧何的罪过。 萧何光着脚来请罪的时候，刘邦就对他说：“相国请别这样，相国为百姓请求上林苑的空地我不允许，不过是我成了桀、纣那样的昏暴君主，而相国却是贤明的宰相，我故意把相国关起来，是想让百姓都知道我的过错。” 二、萧何的建议惹怒了刘邦，随之被刘邦带上刑具打入大牢，这就是刘邦“凭意兴”而作为的事，他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萧何的这个建议会把功劳揽在他身上，而把过错推给自己，所以因此而暴怒，但是王卫尉的一番话，却很恰当的提醒了高祖刘邦，这件事情处理不当的根源。 那就是秦始皇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而失去天下，李斯为他分担了过错，并不是恰当的忠诚，秦始皇之所以失去天下，就是因为过错而产生的结果，作为一国之宰相，一味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这也是一种不忠，或者说也是一种糊涂，因为这样会在无形之中纵容了君主的过错，继而让君主走在过错的路上，也把国家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而作为国家君主，若是不能意识到这种状况对自己产生的局限和负面影响，也是没能跳出情绪偏见所导致的结果，而庆幸的是刘邦能够意识到这一偏见存在的危害性，真正做到用理性驾驭自己的思想，最后释放了萧何。 其实对于人生也是这样，我们评价一件事情的根本，总是以自身潜意识的判断标准作为核心以此去看待问题的利害关系，但是在无形之中也忽略了情绪偏见会对人生带来的影响，如果不能退一步去看待问题，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觉知偏见作用于人生的地方，那么人生也会永远被偏见所左右。 苏轼有一首诗，叫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仿佛是一座山，我们永远都处在这座山中，看不清自身主观意识的这座大山，也看不清自身所处的世界，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就好像很多人总是能认识到智慧和道理，但是却不能将道理更好的作用于自己的生命，继而总是存在于浅薄的狭隘观点之下，就是因为我们总是一味的被情绪所左右，若是能够理性一些，客观一些，才能在接纳和包容的同时成就的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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