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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你在他乡还好吗？ 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杨坤铭，他乐观热情、刻苦耐劳、好学上进、乐于助人，在林场众多知青中，有着很鲜明的个性，可惜他英年早逝。下面，我要专门为他立传。 第一批知青年龄都偏小，一个个懵懵懂懂、畏畏缩缩、愁眉苦脸，而19岁的他，则活力四射，热情乐观，很有主见。在最初的日子里，表面上是张队长在安排一切，其实我们是看着他跟着他的，他是知青中的主心骨，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老羊头。 他十分健谈，且有好口才。寒冷冬季的漫漫长夜里，大家躺在床上侃大山，天文地理、政治历史、家长里短有说不完的话题。他是当然的主角，快人快语，高谈阔论。言谈之中，引经据典，毛主席语录、雷锋日记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使大家很佩服。
他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只要有空就捧着毛主席著作认真阅读，时而冥思苦索，时而奋笔疾书，神情专注而执着。有一次，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三更半夜了还跑到二队去找徐谅讨论。 他立志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常常反省检讨自己的一言一行，把自责和懊悔写进日记，措辞非常严厉，态度十分诚恳。 他是生产劳动的好手，知青中的骨干，不惜力气，肯动脑筋，重活、脏活总是抢在前头，不遗余力，甚至不计报酬。 他乐于帮助别人，见同伴有困难，总是热情地伸出双手，仗义疏财，不吝钱粮，以至于倾囊相助。 他崇拜英雄，向往军旅。他最喜欢穿那件已经洗得发白了的军服，起坐行走昂首挺胸，试图保持标准的军人形象；他在狂风暴雨中引吭高歌，在春寒料峭时下河游泳，为的是磨炼英雄的钢筋铁骨。 他仅凭书本独自钻研学习针灸，在自己身上寻找穴位，反反复复的试验，终于掌握了基本要领。插队落户之后，充当了编外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治病。我曾寄给他一本《耳针》的书，他如获至宝，从中学到了许多技法。回城时他把这本书带回了重庆。多年后我们相聚时，他拿出书来，一定要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上一段话。 …… 他是背着沉重的的政治包袱下乡的。他出身地主家庭，爷爷是四川巴县的大地主，解放后被镇压。他和父母亲住在乡下，生活得很苦。好在父亲的兄弟姐妹众多，常常给予接济。九岁那年，七叔七婶把他接到身边，在城里度过了童年。初中毕业未能升入高中，被分配到市区的蔬菜店工作。三年之后，他毅然决然选择上山下乡，用实际行动与家庭决裂，想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是，事与愿违，后来的好多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美好。到林场后，他的表现无可挑剔，谢社长也经常表扬他，但是在确定出席县先代会的名额时，却没有他的份。我参与了先进事迹材料的整理，谢社长口授我记录，写了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的材料，当时我很纳闷，杨坤铭比我们三个人都够条件，谢社长怎么把他忘掉了呢？后来，他未能列入第一批入团对象，我才慢慢看出了一些端倪。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有难以言说的苦闷，但是却处之泰然，从未公开表露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家庭出身已成公开的秘密，但大家心照不宣，从未使他为难。他的表现和能力得到认可，担任了场管委员和出纳，成为林场的骨干之一。 他落户到生产队后，起早贪黑干农活。有一次半夜就上了坡，一个人挖了好大一片地后，天都还没有亮。于是就躺下休息，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社员们上工来看见，都感到惊奇。他在山头上用竹筒做了一个喇叭，每天傍晚，在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社员们有了病痛，他总是及时赶去，用自己的针灸技艺为他们服务。 …… 我与他相识是在去大巴山的路途上，开始几天只是点头而已。到达平昌县城的那天下午，我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四只煮鸡蛋，要下咽却没有食欲，想扔掉又觉得可惜，不知如何是好。他看出了我的心思，靠近我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就顺手拿过去，剥开蛋壳就开吃。一边吃还一边说：“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好吃”，看着他大快朵颐的样子，对他有了初步的好感。 到林场后，他对我照顾有加。见我没有枕头，就拿出一个绣花枕套，装上谷壳送给我，可惜的是只用了两三天，就被老鼠咬坏了。他帮助我在土墙上凿了一个壁橱，用报纸裱糊后，摆放书籍和杂物，别致而实用，成为全林场难得的亮点。有一次，我去他所在的二队统计工分，刚刚下过一场暴雨，我忙着往回赶。他不放心，执意要送我。他随身带上锄头，修补了多处被大雨冲毁的道路。返回时，他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卷走，他奋力挣扎，在一百多米远处才上了岸。 但是，我们俩更多的是心灵相通，志趣相投，相互间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他后来调到二队，下户时他与堂弟晓路去了四大队，而我在七大队，但这都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每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语，有几次他还专程到我的住处来相聚。1971年我回城之后，我们靠书信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还一直记得调回城时，我们俩在县城分别时的情景。原本说好他第二天返回生产队，晚上再好好聊一聊。吃过晚饭，我们在公路上散步，突然他改变主意，当即就要回去。我百般挽留无效，只好送他到很远。最后我们在一处瓦窑旁，两双手紧紧相握足有五分钟，然后他迅速的转个身去，大步向前，消失在夜色之中。我看出他内心巨大的失落感，心里也很难过。 回到重庆不久，就收到他的来信，这封信很特别，他把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对我的评价写成了十二首绝句，其中有几首是这样的： 处事多持重，善以和友朋； 不屑风头事，肚内蓄智谋。 度日勤和俭，置屋巧姑同； 深喜歌谱乐，谈笑故事通。 挥锄绘蓝图，背篓百斤重； 久耘指有菱，垫肩积盐重。 劲松迎风雨，前进志钢铜； 不作愚蠢辈，武文皆备用。 …… 道路崎岖多坎坷，名利柔情遭冷恨。 七载与共患难同，红心静沉度热寒。 四臂虎钳掌心热，屏息长凝竹空红； 惜友体乏催几度，巴水江窑舍知朋。 …… 我一口气读完这封信，久久难以释怀，也用诗词回复了他。 读时热血涌， 细品情更浓； 薄纸传友谊， 见诗如见容。 我担心他那天晚上六七个小时的归程，特别写到： 诚意留君君不留， 披星戴月急回首。 归程可朦胧？ 露湿满山松。 …… 我回忆起当天离别的情形，填了《满江红-朝阳青山》 朝阳青山， 踏露凌风冒晨寒。 胸怀朗， 阔步为韵 即赋绝言。 飞笔舞字抒豪情， 兴存胸内待诗篇 …… 手足情，同志心， 迎风雨，斗热寒。 七载光阴短， 离绪千万。 捷足先登尤为喜 千里比邻常惦念 …… 真是想不到七个年头的平常相处，在离别之后升华成如此绚烂的友谊之花，我们都倍感这份友情的珍贵。 1972年的5月，突然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这是一首长诗《自责》，一看题目就有些诧异。前言称是读了我的《游歌乐山烈士陵园词三首》有感而发。诗的开头写到： 毛泽东思想红亮光明， 威力胜似太阳十分， 岂止温暖胸怀， 且铸英雄灵魂。 诗中用大量的篇幅赞美英雄，这是其中的句子： 刘胡兰的英姿， 隆化桥的雷声， 上甘岭的壮举， 烈火金刚邱少云。 平凡孕育伟大， 雷锋成为巨人 钢铁汉临危舍身， 王杰欧阳刘英俊 …… 他们是民族的魂灵， 国家的钢筋， 人民的中坚， 共产党的典型 …… 对照英烈们的丰功伟绩，他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绪，最后好似从灵魂深处发出一连串的叩问： 不要为着一时忧愤， 悬崖水间高楼轻生。 纵然你就跳下去， 鱼虾张口阅丸临。 …… 如果你心绪万分忧闷， 快到激流中游泳， 树立钢铁的意志， 锤炼向阳的红心， 施展生命的才华， 笑对困难的环境 …… 还有什么秋情春恨， 还有什么依依纷纷， 难道不心跳脸热？ 难道能怡然宁静？ 难道就沉沦泥坑？ 难道让宏志泡影？ …… 这首诗的附录写到，是在达县大众旅馆七楼平台俯瞰闹市时，回忆我的词作而激发了灵感，又记“3月17日，确实在平昌巴河游泳，当时行人皆着棉衣。” 读完全诗，我被震撼了，目光停留在那几个问号上面，心里产生了疑问。记得春节见面时，他讲有个一段情感经历，两人已到了热恋的地步，但还是止步不前了，问其缘由，他语焉不详，我就没有再追问。是否与这件事有关联，细细一想，不太可能。他对我述说时心情很平静，况且他没有那么儿女情长。那他一定遇到了更大的危机，此时我仿佛看到了他内心巨大的情感波澜，听到了他灵魂深处的呐喊，不免为他担忧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又收到他的来信，说是经公社党委朱书记的安排，他已在大队小学任教，生活境况有所改观。这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按照他一贯的作风，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他努力专研教学，千方百计拓宽学生的视野，尽可能地让学生多学文化知识。除此之外，还带领学生植树、游戏、演出等等。他还向生产队要来一块地，开办学校小农场，让学生通过勤工俭学免除学费。他把自己的住处也栽满果树，搭了葡萄藤架，取名为“迎阳村”，并自称“迎阳君”。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料理完家务，在月光中打太极拳，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这些点点滴滴，他在信中多有提及，看得出来，他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不过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于是写了十首绝句给他，题目叫《寄巴山》，也算是对他的《自责》的回复。在这组诗歌里，我倾诉了对大巴山和朋友的思念，也有一些人生感悟，与他分享共勉，抄录几首如下： 巴山百川下嘉陵， 百转千回万里行。 江水悠悠流不尽， 迎阳君子溶深情。 七载相依草木亲， 汗水结成友谊真。 鸿歌浩浩音不断， 机声隆隆不断音。 迎阳村中花竟开， 桃李满枝葡萄鲜。 草径一条通大道， 门窗一敞对雄山。 天高地阔前程远， 岁月蹉跎路坷坎。 矢志不渝相努力， 滚滚长江无深浅。 同时寄去的还有我修改后的《农业学大寨组诗》，他看后非常激动，把这些拿到课堂上，讲解给他的学生听，并在知青中传阅，给他的农民朋友们看。他们大队副书记闻讯后，还专门要了去细读。他把这些情况都写信告诉我，并讲了他的感想，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几年的时光过去了，大部分的老知青陆陆续续调离了农村。他每每写信都要一一提到，却不见有关他的消息。这时，他的年龄已经三十出头，个人问题也因此搁置一旁，我暗地里为他着急。一次见面直截了当地问他“作何打算？”他坦言道：“当年上山下乡是党的号召，现在回城也是国家的政策，我也特别盼望回去。但是细细一想，我是有家难归。七叔七婶把我养大成人就感激不尽了，家里还有三个弟妹，我再回去连多铺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忍心给他们添麻烦呢？”我听了之后，也无言以对。 可是让我们都想不到的是，七叔七婶却一直在为他的事奔走，全然没有那么多顾虑。那时，知青回城实行对口招收，七叔七婶多次找他的原单位接收，几经周折才得以落实。1977年，精明能干的七婶带着招工指标，亲自到平昌办理招工手续，带他回城进入渝中区群益百货公司工作。 回城之后，我们都各忙各的，联系相对少了一些。但我还是去过他的店里，有一次碰到他带着一帮人在街头摆摊促销，也知道他升任组长、店长的消息。十年过后，我应邀到他家做客。这时，他已娶妻生子，爱人小李端庄贤淑，儿子杨光活泼可爱，健在的母亲为他操持家务，三代同堂、四口之家其乐融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入公司领导班子，任副总经理。后来，他的儿子考上了军校，更是了却了他一辈子的军人情结。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我由衷地我为他高兴，我想他的命运算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 …… 2004年的秋天，他突然生病住院。老知青们纷纷到医院探望，询问病情，原来他患有高血压病，没有很好控制，以至于影响到了肾脏，好在治疗得当，不久病愈出院。第二年春节前夕，他打电话给我说：“为感谢大家的关心，他将带上儿子到各家拜年。”我考虑到他的病刚好，这样太劳累。正好我搬了新房子，于是就把大家都请到一起，在我家聚会。这年夏天，欧阳吉洪办六十大寿，老知青们又再一次到南温泉相聚。 2006年3月4日，星期六，一个平平常常的周末。突然接到他爱人小李的电话，告知他头天晚上已经去世。听此噩耗，我简直难以相信，拿着听筒怔住了。我随即赶到他的家里，他的家人告诉我，前几天，儿子从部队打来电话说即将回家探亲，他非常激动。吃过晚饭上街去买啤酒，途中突发脑溢血，急送医院抢救，三天后不治身亡。 我凝望着他的遗像--着西装打领带的彩色标准照，目光炯炯，英气逼人，似乎要对我说什么。想到我们之间四十多年的友情，回忆起诸多往事，禁不住热泪盈眶，难以自持。他的家人反倒来安慰我，从成都赶来的妹夫陪在我身旁，二十三岁的杨光也来劝慰，我哽咽着说：“他是值得我掉眼泪的人。”老知青们闻讯后纷纷前来送行，大家都感叹生命无常，世事难料，悲痛之余，更多的是为他惋惜。 转眼之间，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我的脑海里总留着那些抹不去的记忆，老想着写成文字，期间经过了几次尝试。在酝酿过程中，为了求证一些事情，我和晓路通了电话。不料，他却披露了一件让我吃惊的秘闻。 大约是在1972年的新年之后，全公社要举行批斗地主富农大会，大队通知杨坤铭以地主子女的身份到会陪斗。此时此刻我无法想象当时他的心情，只听晓路说，他整个人都焉了，精神绝望到了极点。他悲愤地说，看来中国这片土地是容不下我了，我只有出走。晓路问，“你去哪儿呢？”他想了想说，我想办法先到香港，再去东南亚。如果混得好，以后就来接你，如果……晓路比他小七岁，也没有多少主见，只能听之任之。当天晚上，他背着一个挎包离开了小山村，浪迹天涯，不知所踪。 公社的批斗大会如期举行，杨坤铭以出走的方式，无疑是表示抗议，可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来追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几天，公社却安排他担任大队小学教师。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还特意传达了公社党委副书记朱崇发的一句话:“杨坤铭表现得很好。”真是命运捉弄人，晓路不敢说出实情，只能一边寻找他的下落，一边虚与委蛇。眼看开学在即，还不见他的踪影，最后大队决定，先由晓路代理。大概是在四月初，也就是出走差不多两个月之后，他悄然回到了生产队，不动声色地换下晓路，走上教师的岗位。 我最初听到这件事的时候，简直难以置信。我迫不及待的讲给老知青们听，甚至还问了老场长刘必全，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想来也是，那时虽然推行极左的阶级路线，但是公社对知青还是比较宽容的，尤其是杨坤铭的表现有目共睹，公社不可能做出那样的安排，我分析一定是大队某负责人想当然的决定。杨坤铭是聪明人，他应该比我看得更明白。尽管如此，那段时间他受到了怎样的煎熬我却不得而知，我再次翻看他那篇《自责》的诗稿，从中寻找蛛丝马迹。 我仔细核对了日期，正好与他出走的时间相吻合；从内容不难看出，他不仅有叛逃出境的打算，还有强烈的轻生的念头；字里行间明白无误的显示，他已经站在了七楼的平台上，爬上了临水的悬崖边……这时，我还注意到了一段附录：“真诚地告你，如有不当之处，请尽提意见。我自认为有标语口号的倾向或影响，似有干瘪生硬之感。”写到这里，不知为何又换成了红笔标出——但可从一定程度反映当时思想之一真实侧面。此时此刻，我似乎才看出了他的良苦用心。他试图用这篇诗稿，把他蒙受的屈辱、内心的苦痛、生与死的纠结以至于灵魂的挣扎一股脑儿地向老朋友倾述，可惜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看明白。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理智终究占了上风，他自己拯救了自己，也值得称道的是，公社的安排太及时了，朱书记那句评价太有分量了。不然，很难想象，后来那几年的日子他怎么过？ …… 十多年过去了，可我老觉得他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平常遇到一些事情时，我总爱设想“他如果在的话……” 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歌词—— “你在他乡还好吗？”
钟正国，重庆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去达县专区平昌县社办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1年11月招工进重庆丝纺厂，1984-1987年在职读电大。1987年调重庆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至2007年退休。近年在本号发表多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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