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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条橙》到《沉默的羔羊》再到《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些犯罪分子在行凶之前,，总会配以一首恢弘的古典乐。在电影中，那些听着古典音乐的精英分子总要干点惊天动地的事。Alex家道殷实，却时常伴随着普塞尔、罗西尼的音乐暴力犯罪，尤其喜爱一边听着贝多芬的交响曲一边奸淫女性。《现代启示录》中，美军轰炸越南，火光迸射、血肉横飞，瓦格纳的《女武神》却响彻云霄。《辛德勒的名单》里，犹太人被一一枪决，而德国军官却坐下来，事不关己地弹奏巴赫的《A小调前奏曲》。人性的双重属性暴露无遗：你可以一边欣赏美，一边屠杀同类，美和道德并不关联。《沉默的羔羊》里，汉尼拔· 莱科特一边欣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一边冷静地筹划着骇人的越狱计划。伴着巴赫《哥德堡变奏曲》，他以吃法餐的优雅姿态，细心切开人的肝脏。又伴着《勃兰登堡协奏曲》，邀请毫不知情的FBI局长吃人肉“猪腰子”。接着，随着歌剧《浮士德》的音乐，他以体检医师为原料做了一道“清爽柠檬牛肝”，用书店经理的肺片做成了“炖牛肺”，用IT顾问的大脑做出了一道“帕尔马干酪焗羊脑”。他热爱贝多芬，理解莫扎特，甚至推荐自己的猎物尝试勃拉姆斯。他手举着枪，踩着奏鸣曲的节拍，几步一退地举枪射杀猎物。沉醉的样子就像正指挥着一场恢弘的交响乐。伴着耳机中罗西尼的《鹊贼》序曲，莫里亚蒂进入伦敦塔，一边起舞，一边砸烂玻璃，头顶王冠身披王袍，坐上宝座，等着和夏洛克之间的“游戏”开始。音乐和暴行并无任何关联，但为什么很多电影偏偏用古典乐作为犯罪背景音？最大的原因便是古典音乐能制造一种反差感，让观众记忆犹新。大多数古典乐都是非常正向的情绪，所以当它与暴虐、疯狂的情节结合时就会充满反差，给固化的音乐带来全新的审美角度。就像巴赫的《D大调第3号管弦乐组曲，BWV.1068》（《G弦上的咏叹调》）。单从旋律来说，它相当优雅舒缓，大中小提琴共同营造出的是庄重华丽的感觉。凯文·史派西扮演的罪犯对宗教极度痴迷，而《G弦上的咏叹调》则恰好烘托出了他自以为是上帝的代言人的心理。到了《大逃杀》，这首曲子则出现在桐山和雄杀死相马光子的情节中。悲悯的背景音乐与血腥的画面形成强烈对比，残酷又美好，在痛苦中还烘托出了一点温情。大多数人对于古典乐的印象是又臭又长，特别复杂，听不懂，也不想听。所以，当古典音乐成为一个人的背景音时，对严肃音乐的先天性不明所以以及敬畏的心态，就会转移到人物角色身上，也就是“不明觉厉”。比如《汉尼拔》，伴着巴赫的音乐，汉尼拔优雅地用“上等食材”烹饪。作为人类阴暗面的反派角色与作为人类文明代表的古典乐所带来了强烈对比，极端的碰撞让整部剧进入了更深的探讨层次，也让汉尼拔这个角色更加神秘。无论是于整齐、光明中所凸显的原始野性，还是由疯狂和残暴中流露出的高冷禁欲，都让这种美感变得更丰富、更立体也更经得起琢磨。这种来源于人性本身的冲突感，让大反派们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也格外的有吸引力。其实，选用古典音乐作为罪恶之声也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古典音乐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上层人士的专属，在现实生活中更被视为一堵阶级隔离的墙，赶走下层人士。对于大众来说，那些隐藏在古典音乐背后的精英人士，其真实面目可能因其优雅和世故而显得更加可疑。但当两个犯罪者第一次谋杀时，配乐就是古典风格的钢琴独奏。女主人进行第二次谋杀时，背景音乐则是“如命运在敲门”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相比之下，在街头卖彩票的母子二人开着突突车想要做点儿器官贩卖的生意时，就没有使用古典音乐。原因无他，这两个犯罪者虽然不那么高智商，但都算是“精英分子”。一个是电视明星兼房地产大亨的妻子，一个是警察局局长。
《邪恶之音》中说，社会描写坏人的方式可以揭露当下我们的某种焦虑。
选用古典音乐即使如此，比起邪恶本身，我们更害怕的是虚伪和欺骗。人们总是会揣测，在上流圈子里，那些礼服、高雅音乐的存在是在掩饰财富来源的残酷。歌剧院包厢里的密谋，就是一场黑暗的交易。虽然古典音乐经常作为杀人场景的配乐，但并非所有的古典音乐都会被用。巴赫用的最多，其次是贝多芬、莫扎特、维瓦尔第，舒伯特、肖邦、德彪西则用的非常少。可见，巴洛克和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更受青睐，优雅的浪漫派反而用的较少。古典音乐更多地用于频繁作案者，且被杀害者的生死对杀害者并没有实质性影响，被迫杀人、新手作案几乎没用过。套用《死亡笔记》，夜神月把自己看作神，他的每一次杀人几乎是不掺杂任何情感地执行，他认为自己不是在杀人，而是在裁决，在审判。其乐思更多站在第三视角来阐述世界和规则，比浪漫派、印象派音乐少了许多感性。比如我们听一首流行音乐，即便没听过，多听几遍也能哼出来，因为人声的部分是主旋律线，伴奏并不重要。这就是主调音乐，即只有一个主要旋律。副调音乐则相反，它有很多同时进行的旋律线，并且它们是等价的，这种旋律出来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哼不出来。它前两个小节为：1 2 3 1；1 23 1；3 4 5；3 4 5。但是当第一个声部在演奏出1 2 3 1；1 2 3 1之后，第二声部随后便以低八度的方式加入，演奏同样的旋律1 2 3 1；1 2 3 1。而此时，第一声部的旋律却是3 4 5；34 5，如此一来，两条相同的旋律在“纵向”上有了音程关系，构成了更为复杂的“织体”。此时，在第二个声部演奏一小节之后，第三个声部也开始以低八度的方式加入，并演奏1 2 31；1 2 3 1。几段相同的旋律在时间上逐次展开，又在具体的时刻上互相配合，产生新的听觉效果。由于多个声部地位均衡，这种新的听觉效果往往显得奢华优雅，是巴洛克音乐中相当常见的题材。这种谱曲方式类似一种时空中的构造游戏，几个声部的配合实际上是一个声部与自己的配合，相当于逻辑上的自我指涉。在《音乐的奉献》里，有一段被人称之为“螃蟹卡农”的片段。这张图，如果你把谱子的中心当成一个对称点，会发现两边是旋转对称的。这一段乐谱可以写在莫比乌斯环上，也就是说这个片段无论正着还是倒着演奏，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音乐结构靠“听觉”几乎无法分辨，谱曲时必须环环相扣、一丝不苟。虽然听上去感觉声部很多，非常混乱，但谱面却异常规整。它用了一个很短的旋律，然后将其倒影（上下翻转），再复制四次，这样就得到了八条旋律。然后下一条旋律都比前一条慢一拍进入，于是得到了一首曲子。所以，巴赫的音乐不仅仅停留在“耳朵”里，还包含于强大的“理性”“视觉”中。这便与这些高智商罪犯不谋而合，在作案时使用这些音乐作配乐，就能完美配合画面和表现主题。古典派的贝多芬也是如此，他的音乐充满了数学的理智。贝多芬说：“作曲时，我的脑海里总有一幅画面，我就沿着画上的线条来谱曲。”第50小节的前半段，由D大调的三个音符组成。它们之间的音程是三度，也就是说跳过音阶中的下一个音把音阶中的第一、三、五个音符（D、升F、A）叠加在一起。这些并非任意的数字，它们代表了不同音符的频率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些频率构成一个等比数列。通过正弦函数为这三个音符赋值，就会发现它们都在原点（0，0）相交，然后又在（0，0.042）相交。也就是说，在同等距离里，D完成两周循环，升F完成两个半，A为三个循环。这个旋律被称为和弦音程，我们听起来会觉得非常悦耳。与巴洛克、古典主义的严谨、端庄不同，浪漫主义音乐自由而奔放。虽然对位法还存在，但复调元素大大减少，主要织体是主调音乐。和弦也从古典主义的密集排列变成开放排列，最直观的就是理查德·克莱德曼式伴奏。由于对音乐公式的不满，它们在力度上经常出现极强极弱的对比，或者反推。比如cresc.（渐强）后面接pp（极弱），还会大量出现ppp及fff这种极端表达，比如Chopin Prelude No.24。其实，音乐本身并无对错，我们主观附加的意义让它们在优美之外又多了一层含义。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像巴赫这样严格规整的音乐是一种形式主义，但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它是一种听觉建筑美，满足了我们的规则意识，也满足了我们的感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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