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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峻 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2期 
清 英国仿制中国青花柳亭纹盘（图源：广东省博物馆）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流传时间较长和物理性状较为稳定的商品之一，自汉晋时期开始，中国瓷器一直在海洋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古代海洋沉船的船货中瓷器遗留数量较多，在世界很多地方的沿海港口甚至内陆遗址中考古调查、发掘出土的中国瓷器/片也非常丰富，是学者们讨论海洋贸易与消费网络及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发展的重要关注对象。在中国瓷器经由海洋对外销售的1500多年历程中，16至17世纪是引人注目的重要转折期。此时，西欧诸国已开拓出绕行非洲南部进入印度洋或者经由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航线，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沿海地区逐步建立起贸易点或者军事据点，瓷器贸易在此时从季风区（太平洋西岸至北印度洋沿岸）扩展至全球范围。在全球化瓷器贸易网络形成的同时，中国外销瓷的种类、消费对象和贸易模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甚至给更晚阶段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造成了潜在的巨大影响。 沉船上的贸易瓷因其具有明确的品类组合和共时性特征，成为开展沉船年代及海洋贸易研究的理想材料。在过往研究中，已有研究者对明清时期的沉船及其出水瓷器进行过分期，如陈冲将15世纪中期至17世纪前期的沉船分为六期，刘淼等人把1480年至1650年间的沉船分为五个阶段，杨天源则是将约1490年至1740年间的东亚及东南亚沉船分为四组。本文进一步结合时代背景、海洋贸易模式变迁、贸易瓷器特征和组合的阶段性变化，将世界范围内已知的16和17世纪沉船分为四期，作为讨论这两个世纪间中国外销瓷贸易格局演变的依据。第一期：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60年代（约1480-1567）1. 圣克鲁兹沉船（Santa Cruz Wreck）沉船发现于菲律宾圣克鲁兹市附近海域，残长25米、宽6米。菲律宾国家博物馆联合远东航海考古基金会于2001年对沉船进行了发掘和船货打捞，采集各类文物14,965件（其中陶瓷产品占97%）。在这些陶瓷船货中，中国景德镇窑、龙泉窑和广东窑口的产品占总量的86%，产自泰国宋加洛窑等地的产品占9%，并有少量越南朱豆窑及缅甸窑口瓷器（合占3.7%）。与圣克鲁兹沉船年代相近的还有泰国苏梅岛沉船（Ko Samui），两者的青花侈口垂腹碗都是在内底上绘制结带宝杵纹，而且瓷器纹饰总体上风格草率，年代应该晚于菲律宾海域发现的另一艘载有中国产伊斯兰风格青花瓷的利纳沉船。受文莱苏丹邀请，法国文化部所属的水下及海洋考古研究部（DRASSM）于1998年对该国在石油勘探中发现的文莱沉船进行了考古发掘。虽然沉船的船体已经不复存在，但考古团队根据遗物分布情况推断这是一艘长度在22－25米的尖底海船。沉船内出水陶瓷器超过1.2万件，分别产自中国、泰国和越南。中国的外销瓷器占总量的56.60%（其中青花瓷、青瓷、釉陶分别占中国外销瓷的66.30%、15.76%和14.35%）、泰国陶瓷43.15%（其中宋加洛窑、信武里窑分别占泰国瓷器产品33%和13.2%），另有不足总量1%的越南陶瓷产品。青花瓷的纹饰包括花卉、孔雀、麒麟等，都是典型的中国图案和装饰风格。沉船位于福建省福州海坛岛西北面海域。在前后三次的水下考古调查中，考古人员采集到青花或者白瓷的碗、盘、碟以及蓝釉碗等，其中青花瓷碗内壁纹饰简化，外壁常见缠枝花卉纹、蕉叶纹等。其他青花装饰纹样还包括骑马人物、杂宝、莲荷等，这些瓷器都是明代嘉靖早期的景德镇民间瓷窑产品。与老牛礁沉船风格相近的瓷器还见于西沙“盘石屿1号”沉船。属于第一期的沉船还包括泰国湾的巴生澳沉船（Klang Aow Wreck）、菲律宾海域的埃利斯沉船（Ellis Shoal Wreck）、马来半岛东侧海域的宣德沉船（Xuande Wreck）、新泰沉船（Singtai Wreck），以及越南的占婆岛沉船（Cu Lao Cham，也称会安沉船）、富国岛一号沉船（Phu Quoc I）、南非海域的圣班多沉船(Sao Bento Wreck)等。第二期：16世纪70和80年代（约1570-1590）2007年，广东省考古机构在粤东南澳岛三点金海域27米水下发现一艘长约24.9米、宽7.5米的沉船。经过三个年度的发掘，共采集各类出水文物3万余件（其中陶瓷器2.7万件）。这些陶瓷器主要是产自福建漳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的青花日用器皿，并有少量五彩瓷、霁蓝釉瓷碗和酱釉陶罐等。青花纹饰包括各种花卉、动物、人物及组合形图案等，一些器物底部有“富贵佳器”“万福攸同”“大明年造”及“福”“寿”等字款。根据陶瓷器窑口构成，以及沉没位置等信息，研究者都认为该船是从漳州月港，去往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研究者对该沉船年代的判断有所不同，包括1600年前后、隆庆开关之际、16世纪晚期、1581－1588年间和隆万之际到万历中期等。沉船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三描礼士省海域。1994年由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部和远东航海考古基金会进行了联合调查。该沉船的船体较小，结构与吕宋岛的传统近岸船舶相似，船体的龙骨制作使用了生长于菲律宾群岛的小花牡荆木，由此推断该沉船是从无法靠岸的大型商船上转运货物到陆地的贸易船。船载货物主要为漳州窑青花瓷，有少量中国或泰国生产的釉陶罐。青花瓷种类有碗、盘、碟、盖、盒等，主题装饰纹样可见花卉（牡丹、莲花、菊花）、飞龙、麒麟、人物、文字等，纹饰绘制潦草粗率，风格与南澳I号沉船出水的同类器相似，年代也应该相近。属于本组且装载有瓷器的沉船还有我国西沙海域的“北礁3号”“石屿3号”和“华光礁IV号”沉船、菲律宾的皇家舰长暗沙二号、泰国的科拉德岛沉船（Ko Kradat）、北帕塔亚I号沉船、墨西哥的圣菲利普号（1576）、圣胡里奥沉船（San Juanillo, 1578）、下加利福尼亚沉船（Baja California 1570），非洲南部莫桑比克海域的埃斯帕达特沉船（Espadarte Shipwreck）等。第三期：16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约1590-1650）1. 圣迭戈号沉船(San Diego Wreck)这是一艘沉没于菲律宾八打雁省海域的西班牙大帆船。据记载，该船是在1600年12月与荷兰毛里求斯号作战过程中被击沉的。1992－1993年间，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和环球第一公司对沉船进行了两次发掘打捞，从残长约27米的残骸中打捞出5600多件陶瓷器、2400 多件东南亚金属制品及西班牙银币等共计3.4万件文物。船载陶瓷器中有数百件明代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包括景德镇窑的精美克拉克瓷，以及来自漳州窑的相对粗糙的同类产品。2003年发现于马来西亚丹戎加拉的丁加奴岛附近。万历号船体很小，复原长度只有18米，是用东南亚木材制造的欧洲类型船舶。沉船残骸上发现的瓷器非常破碎，共捞出了近10吨瓷片（其中破损小于50%的标本只有7000多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为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也有少量德化白瓷、漳州窑青花瓷和宜兴紫砂陶。根据船上出土的两门中型的葡萄牙铁炮和绘有葡萄牙贵族纹章的瓷瓶等信息，发掘者推测这是一艘葡萄牙商船，其出发地可能是广州或澳门，1625年前后被荷兰人击沉。沉船位于福建省平潭县屿头岛海域。2006年之后由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过3次考古调查。已刊布的成果显示，沉船仍保留部分船体，船货散布在船体周围南北45米、东西约30米的范围内。采集到的船货以瓷器为主，包括闽北地区窑场生产的白釉罐（安平壶）和景德镇窑、漳州窑等处生产的青花碗、盘、杯、瓶、葫芦瓶等，并有少量蓝釉瓷器和青花釉里红产品。青花瓷器为景德镇民窑生产，多见具有开光装饰的克拉克瓷。瓷器表面装饰纹饰包括花卉、龙凤、杂宝以及赤壁赋等，发掘者判断其年代为明代晚期。属于本期的沉船还有马六甲海峡中的拿骚沉船（Nassau Wreck，1606）、越南海域的平顺沉船（Binh Thuan Wreck）、印尼海域的哈彻沉船（Hatcher Junk, 1643－1644）、泰国湾的西昌岛I号、印度洋毛里求斯岛附近的班达沉船（Banda, 1615）、南非海域的圣康卡罗号（Sao Gonzalo, 1630）、大西洋的几内亚湾毛里求斯号（Mautitius, 1609）、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Witte Leeuw, 1613）以及美洲的圣奥古斯丁沉船（San Agustin, 1595）等。第四期：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约为1690-1730）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福建省平潭县碗礁海域一条被不法分子劫掠的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在从残长13.5米、宽3米的船体内采集到的1.7万件各类出水陶瓷器中，景德镇民窑外销青花瓷器引人瞩目。这些瓷器包括碗、盘、将军罐、高足杯、花觚、凤尾尊、葫芦瓶等几十种器型，器表纹饰图样多达百余种，绝大多数为中国传统的山水、花卉，为数不多的异域风格图案应该是为了满足瓷器外销的需要。考虑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才开放海禁和五十六年（1717）即实行“南洋禁海令”的情况，推测“碗礁I号”沉船年代在1691－1717年间或者17世纪末期。又名槟榔岛沉船。发现于越南头顿省槟榔岛，船体残长25米，最宽5.5米，多重壳板结构。6万件出水瓷器以青花瓷为主，并有少量青花釉里红、五彩器。瓷器类包括各式瓷杯和瓷瓶，以及军持、花觚、盖罐、尊等，部分器物为仿欧洲金属器或者玻璃器造型。瓷器装饰纹样有花卉、人物、山水、婴戏、博古图、秋叶纹、西洋亭阁等题材。头顿沉船上还有一些福建窑口器物，如青白釉大碗、安平壶、白釉双联盒，属于典型的清代早期漳州窑产品。根据出水的“庚午年”款墨块，推测这是一艘17世纪末期的中国商船，可能是从月港出发，前往南洋一带的贸易船。沉船位于越南金瓯省沿海32－36米水下，出水十余万件景德镇青花瓷器，并有青花红彩、素三彩、紫金釉器发现。瓷器中既包括深腹碗、盘等中国传统造型以及折枝花卉、中国古代故事、“福”“禄”“寿”文字等传统纹样，也有折沿盘、奶壶、盖盅、马克杯等欧洲日用器皿和绘有外国建筑、水坝等的西洋风景画。后者显然都是专门订制的外销瓷器。根据船舶结构、瓷器“大清雍正年制”底款和瓷器的风格特征，推测是一艘沉没于18世纪前期的中国商船。属于本期的沉船还有东非海域的圣·安托尼奥·塔纳号沉船（Santo Antonio de Tanna, 1697）、南非海域的奥斯特兰沉船（Oosterland, 1697）、莱斯顿沉船（Risdam, 1727）等。本文搜集到1480至1730年间的沉船资料82处（除个别是装载有瓷器的战舰外，其他都是商船）。这些沉船的分布以亚洲大陆东南部海域最为集中，但是在南亚、非洲沿海、西北欧和加勒比海也有一定数量［表一］。对照前文的分期，可以观察到不同时期的沉船及陶瓷类船货具有不同特点。 首先，沉船来源地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期包括沉船13艘，其中东南亚船舶8艘，相比中国商船3艘和葡萄牙商船2艘，占据明显优势。识别这一时期的东南亚船舶在技术上并不困难，除了使用本地木材制作外，其共同结构特征就是所谓的“南中国海传统”。该概念由芒更（Pierre-Yves Manguin）最早提出，并由弗莱克（Michael Flecker）根据沉船资料进行了优化。“南中国海传统”船舶是指将V型船体、多桅多帆等东南亚本地造船传统与中国传来的轴向舵、扶强材、桐油灰捻缝和铁钉钉连等技术结合而形成的新型远洋船舶。东南亚类型的沉船在数量上的显著优势与同时期明王朝控制朝贡贸易规模及推行海禁政策有关。明宣德至成化年间（约1433-1487），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海洋贸易都被严格限制，东亚的琉球和东南亚的暹罗、占城等国商人迅速填补了明朝海禁而留下的海洋贸易空白，而泰国、越南和缅甸一带生产的瓷器就成为了中国瓷器的完全替代品。美国学者布朗统计发现，15世纪中期时东南亚地区生产的陶瓷在沉船陶瓷类船货中的占比一般高达到60%-99%。至明弘治至嘉靖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多私通蕃舶，络绎不绝，不待比号，先行货卖”，甚至官商勾结私自出海贸易，海禁政策实已松弛。所以中国沉船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南海海域却是时有所见。进入16世纪，葡萄人和荷兰人进入东南亚海域建立贸易点，并试图谋求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贸易。不过，受制于明朝拒绝直接贸易的态度和香料贸易的首要需求，欧洲人在远东海域的贸易力度还相对有限。第二期时，明王朝宣布调整海洋贸易政策，允许民间“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虽然贸易港口被严格限制在广州、漳州和澳门等地，但王朝执行了一百年的海禁政策终结，中国的海洋贸易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商船再次成为东南亚海域贸易的主导力量，其他来源国为东南亚、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沉船数量相当（西班牙沉船中三艘为参与远东陶瓷贸易的大帆船，另外三艘发现于加勒比海海域，代表的是西班牙王国与其美洲之间的联系）。第三期的突出表现是荷兰和葡萄牙沉船数量遥遥领先，而此时东南亚国家在区域贸易中的作用已被边缘化；第四期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数量暗示了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葡萄牙对华较大规模的瓷器贸易在本期开始时已走向尾声，这与本期仅发现一艘葡萄牙装载瓷器的沉船情况相符。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的中国外销瓷器中，最后一批入藏瓷器的属于亚布朗迪斯家族，其年代下限正是康熙早期。其次，沉船中的瓷器品类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15世纪中期的龙泉（Longquan Wreck）、南洋(Nanyang Wreck)、皇家南海（Royal Nanhai）、潘达南（Pandanan Wreck）等以装载东南亚窑口陶瓷器为主的沉船相比，此时往往是中国瓷器（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瓷等）和东南亚陶瓷产品（泰国素可泰和斯撒查那莱窑瓷器、越南朱豆窑瓷器等）共存于一船，而其中又以中国瓷器占据绝大部分；到了第二期，漳州窑青花瓷器开始流行，其与景德镇青花构成了此时海洋瓷器贸易的主体，东南亚窑口瓷器的外销走向衰落；第三期时，中国外销瓷仍然是以景德镇窑和漳州窑青花瓷产品为主，但带有青花开光装饰的“克拉克瓷”成为最常见的瓷器品类。明末清初时，具有“过渡期”风格的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出现也值得关注。第四期时，特色鲜明的漳州窑青花瓷生产衰落，此时中国外销瓷器的品种却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中国伊万里瓷、五彩瓷器、巴达维亚瓷器，以及福建地区生产的德化窑青花瓷、白瓷等都深受欧洲市场的欢迎。再次，沉船瓷器的目标消费者也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期的圣克鲁兹沉船中的中国产青花新月形军持、笔盒、执壶等器形以及缠枝花卉等纹样具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研究者推测，这些瓷器可能是销售给吕宋岛一带的穆斯林或者是准备从菲律宾某地转销印尼或者更远的西亚地区。与圣克鲁兹沉船同时的文莱沉船及时间稍早的利纳沉船，船上都有布满缠枝花卉纹饰的青花大盘、军持、瓶、碗、盖盒等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瓷器。这些伊斯兰风格的器物在明代早、中期外销瓷中的集中出现，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王室对中国高端瓷器的大量需求以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成功传播密切相关。第一期或者更早些时候，葡萄牙人就从景德镇少量订制特别设计的瓷器，他们把精美瓷器运回欧洲，而将购置到的品质一般的中国瓷器转运到东南亚地区销售。此时，西班牙人通过大帆船贸易运回美洲的主要是具有中国传统造型和纹饰的青花瓷器，这些瓷器是漳州或者景德镇的民窑生产的。远东地区的瓷器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对欧洲和美洲地区的直销，真正实现了瓷器贸易的全球化。在第一期时，东南亚地区生产的瓷器在贸易体系中保有一定的份额，不过其消费仅限于东南亚市场。第二期时，伊斯兰风格瓷器不再流行，中国传统造型和纹饰的景德镇窑、漳州窑瓷器既销售给亚洲沿海的国家和地区，也出售给来自欧洲的消费者。在17世纪40至80年代，受王朝更替和清初海禁政策的影响，中国瓷器外销几乎停滞，日本伊万里瓷器一度成为欧洲瓷器消费的重要替代者。第三期时，中国瓷器恢复外销，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向中国大商人订制和向散商购买的方式大量获取了来自中国的瓷器。他们把精、粗瓷器一并运回荷兰销售，让中国瓷器被欧洲各阶层广泛接受。第四期时，中国外销瓷器品类更加多样化，中外瓷器制作工艺的交流更加深入。中国工匠仿烧了日本的伊万里瓷器，从欧洲引入了珐琅料和珐琅彩技术等；而中国青花瓷生产技术更是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例如德国迈森受中国制瓷技术影响，在1717年生产出釉下彩钴蓝瓷器，而更早时候葡萄牙与荷兰也模仿东方陶瓷技艺创烧了蓝釉费昂斯陶。“中国风”在欧洲的热潮也部分源于中国外销瓷器及其设计元素、装饰方法的吸引力。为了满足欧洲消费者的需求，本期时越来越多的订制瓷器或者使用欧洲元素设计制造的瓷器被投入市场。1498年5月，奉命前往印度的达·伽马率领四艘小船组成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次大陆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24年后，他的同胞斐迪南·麦哲伦和西班牙航海家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共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海洋上的航路把世界上的主要大陆连为一体，预示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作为这个时代的开端，16和17世纪正是全球贸易网络形成的关键阶段。西欧和远东贸易者之间的长距离直接贸易，对已经延续了约2000年的涵盖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沿岸季风海域的贸易体系形成了强烈冲击，并导致了随后几个世纪里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贸易体系中，尽管香料、白银、织物以及后来的茶叶占有最为关键的地位，瓷器仍以其现存数量最多的优势，成为研究全球贸易体系形成与演变的重要资料。一般认为，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直接瓷器贸易晚于16世纪，是大西洋航线开辟后的产物。虽然西欧、北欧以及北美的很多国家都参与了东西方瓷器的贸易活动，但是作为开辟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在全球陶瓷贸易体系形成中的作用无可置疑。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海域迅速扩展着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在印度半岛的卡利卡特（1500年）、柯枝（1500年）、果阿（1510年），东南亚的马六甲（1511年）和斯里兰卡的科伦坡（1517年）建立起贸易据点，并利用自己有限但高效的海洋军事力量维系着这些贸易点之间的海上交通，构建起几乎可以覆盖印度洋的贸易网络。1515年，当葡萄牙人从志在欧洲争霸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取了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后，更加巩固了对该贸易网络的控制。此时，葡萄牙人在东方购买的主要货物是胡椒等香料产品。据皮尔逊研究，葡萄牙人在16世纪早期时每年运回欧洲的胡椒多达2万至3万公担。不过，当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其驻军司令路易·德·布里托·巴特林(Rui de Brito Patalim)很快注意到当地有大量从中国运来的瓷器、药材、丝绸或其他货物等待出售。1514年（明正德九年），葡萄牙人科尔沙利抵达广东沿海，在此购买了中国瓷器等货物运回欧洲，这是葡萄牙人经营中国陶瓷的较早记录。可以说，葡萄牙是瓷器全球直接贸易的开创者。在广东台山的上川岛花碗坪遗址曾经采集到不少16世纪早中期的瓷器碎片，其中一件青花盘残片上绘制有葡萄牙“基督圣教”的十字架纹饰。调查者认为这件青花盘与同遗址出土的“正德年造”款青花瓷片在纹饰、胎质方面一致，显示此时葡萄牙人已经在上川岛与中国商人进行瓷器走私贸易。近年来，研究者对花碗坪遗址的年代进行分析，认为其年代为嘉靖晚期，即1549－1555年间。类似的葡萄牙和明朝之间的瓷器走私贸易，还在中国沿海的广东屯门、浪白澳、福建的浯屿、浙江的双屿等地进行。直到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澳门当地官员默许，在澳门建屋居留。葡萄牙人从澳门把丝绸品、锦缎、肉豆蔻、丁香、胡椒等香料以及东方的瓷器等手工制品运回葡萄牙，让里斯本成为贸易东方物品的商业中心。16世纪70年代后，葡萄牙人建立起里斯本－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为节点的稳定的海上贸易航线，虽然中国瓷器也是这条航线上的商品之一，不过所占比重并不大。1587－1588年的货物清单显示，葡萄牙从亚洲购买的商品中胡椒占68%，棉花和丝绸占10.5%，而瓷器所占份额不足1.5%。可见，在16世纪晚期时，瓷器只是香料和织物等贸易的补充。这种情况进入17世纪后得以改观，1602年和1603年荷兰人俘获的圣雅戈（San Jago）和圣凯瑟琳娜（Santa Catharina）两艘葡萄牙商船上有超过10万件的瓷器。据统计，葡萄牙人在1550至1650年间从澳门购买的瓷器达到250万件。葡萄牙人运回里斯本的瓷器都是品质较高的产品，而且在不晚于16世纪中期时他们已经开始从景德镇订制专门瓷器。17世纪90年代之后，转载有中国外销瓷的葡萄牙沉船仅发现一艘，而且瓷器数量相当有限，可知相当于清康熙年间葡萄牙人在欧亚陶瓷贸易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地位。1568年，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属尼德兰爆发谋求独立的战争。至16世纪末，战争从欧洲大陆延伸到亚洲海域，而葡萄牙也因为与西班牙合并而卷入与荷兰的战争之中。在东亚和东南亚海域，荷兰凭借强大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一方面持续围攻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据点和商船，另一方面也积极谋求与中国、日本开展贸易活动。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公开向市场募集资金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经营荷兰在亚洲地区贸易活动。后来，公司把自己在东印度地区的总部搬迁到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并在万丹、柔佛、安汶、台湾日兰遮、长崎等地设立了商馆。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东南亚的万丹运送一批明代万历时期青花瓷回到荷兰，这是荷兰人购买中国外销瓷的开始。为了更安全、更便捷地开展荷中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还于1611年开辟了从好望角向南靠近南极圈航行，然后沿澳大利亚西海岸北上巴达维亚的新航线。荷兰人购买远东瓷器的数量很大，例如1626年、1627年、1631年、1632年和1637年都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漳州购买瓷器返回欧洲的记录，1644年12月12日的东印度公司总督日报中提到萨伊尔号（saayer）从台湾运回了202,332件各种日用瓷器，包括10485件碗、15694件盘、33020件红茶杯，以及长颈瓶、花瓶、酒壶、芥末罐、盘等，总计价值37987荷兰盾（平均每件0.18荷兰盾）。在1655年郑成功进攻台湾之前，荷兰人从台湾、北大年和万丹等地向欧洲本土输送了300多万件瓷器。相比于葡萄牙人购买中国瓷器主要是供给贵族消费，“真正使瓷器进入欧洲市场的是17世纪的荷兰人，欧洲瓷器贸易中心也从里斯本转移到阿姆斯特丹”。不过，在1646至1720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陶瓷贸易遭遇到很大的障碍，主要是明末战乱和清初海禁政策让中国外销瓷的数量大幅减少。为应对这一贸易困境，荷兰人一方面在亚洲选择日本的伊万里瓷器作为替代产品，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本国的陶瓷器生产，代尔夫特在17世纪中期建立起数十家陶瓷工厂，这里也逐渐成为欧洲的制瓷中心之一。随着1685年清政府设立粤海关和1686年设立洋货行，荷中瓷器贸易情况有所改善，但是直到1727年（雍正五年）荷兰在广州开设荷兰馆，专营丝、茶、瓷器贸易之前，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采用的是用低关税吸引中国商船去巴达维亚进行交易。1690至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十四艘中国商船驶往巴达维亚。据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595－1660年间向亚洲水域的派船记录超过30000次，船难事故约650场，不过，目前全球范围内发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只有18艘，其中仅3艘经过科学发掘。18世纪30年代之后，欧洲对华货物需求发生变化，茶叶成为最重要的购入商品；同时，中国外销瓷也面临日本以及欧洲本土陶瓷的激烈竞争，利润率不断降低〔图一〕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盛行近130年之久的荷中瓷器贸易走向衰落。 〔图一〕 1729-1774年间VOC陶瓷贸易利润率变化示意图受哥伦布、麦哲伦船队发现新大陆和西向横越太平洋完成环球航行的海洋探索影响，西班牙人在大航海时代初期的经营重点主要是在加勒比海与拉丁美洲地区。直到1571年，黎牙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率领的来自新西班牙的远征军攻战马尼拉，把这里建成了西班牙人在亚洲的殖民和贸易中心。1573年，两艘载有712匹丝绸和 22300 件精美中国瓷器的大帆船从马尼拉顺利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以这次航行为开端，到1815年大帆船的最后一次航行，持续了200多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把东方的奢侈品、贵重物品与美洲的白银联系起来，而“这种供求贸易的意义以及实现这种贸易的航线选择，都是影响深远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网络形成，虽然是此时太平洋东西两岸整体参与进世界贸易的唯一模式，但却是早期“全球化”的重要一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经贸关系把全球主要海域和大陆连成了一体。钱江曾经对1760年之前的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进行过分期。如果对比其分期结果，与我们讨论过的荷兰对华贸易的发展阶段性，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当强的同步性，都有1590年代至1640年代的快速发展、1640－80年代的萎缩停滞、1690年代至1720年代的逐渐恢复的相同经历。这种发展阶段性也与本文的沉船分期完全一致。在大帆船贸易的开始阶段，每年只有数艘中国商船去往马尼拉进行贸易。不过，1580年之后到来的中国商船数量大幅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进行瓷器贸易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商品基础已经稳定的建立起来［表二］，全球瓷器贸易体系得以进一步强化。成熟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路线是装载着从漳州、厦门、广州、澳门、那霸、长崎等港口运来货物的大帆船，从马尼拉出发，绕过宿务岛进入太平洋，然后向北航行到北纬37－39°地带，在横跨太平洋的盛行西风推动下，经加利福尼亚海岸抵达阿卡普尔科，再通过加勒比海的维拉克鲁斯港和哈瓦那港连接西班牙本土。这条路线不仅在一开始就是西班牙的印度洋船队（通常使用马尼拉－马六甲－印度－西班牙航行）在“新西班牙市场的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而且迅速在西班牙全球贸易体系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马尼拉大帆船航线上，瓷器和纺织品是最重要的商品，墨西哥西海岸发现的下加利福尼亚沉船（1570）、圣菲利普号（1576）、圣胡里奥沉船（1578）、圣奥古斯丁沉船（1595）和菲律宾海域的圣迭戈沉船（1600）上都有数量不菲的中国外销瓷器。[表二]1570-1760年间赴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及贸易额大约从1730年开始，从欧洲前来远东地区进行贸易的船舶及其所载货物和白银的数量成倍增长，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甚至更晚阶段的美国，成为对华贸易的后起之秀。由于欧洲商品需求的变化（茶叶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品）、瓷器关税的增加和欧洲瓷器生产的发展，18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瓷器的销售利润率和在货物清单中的份额已经很低了。例如，1765－1769年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额中，茶叶占73.5%、丝绸占20.9%，而包括瓷器在内的其他物品仅占5.1%。欧洲国家的东印度公司相继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停止了大规模的瓷器贸易，全球化的陶瓷贸易时代走向尾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瓷器贸易的终结，泰兴号、戴安娜号、迪沙鲁号等转载有大量瓷器的19世纪上半叶沉船在南中国海海域的发现，表明了亚洲内部的瓷器贸易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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