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明之际的杨维桢，在多种文艺创作活动领域独树一帜。后人对他突破传统的另类，有各种不同的评说，元朝理学家许衡提出：“士大夫欲无贪也，无如贾也。”，就是要文化与商业的捆绑。对此，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不能理解，他说：“人主移於贾而国本雕，士大夫移於贾而廉耻丧......杨维楨、顾瑛遂以豪逞，而败三吴之俗。”他甚至认為顾瑛等富豪“受兴王之罚，而后天下宁。”朱元璋剥夺了他们的财富，把他们迁离故土，才移风易俗回归了传统。殊不知，因为动乱而放松了控制，正是思想与文艺多样性深刻性繁荣的条件。 杨维楨因精通《春秋》而考取进士，日后也经常传授《春秋》这门课，他清楚为什么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的意义，《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能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这才“乃因史记作《春秋》。”目的是与世俗君权进行捆绑，杨维楨要“太史笔，不贬褒，我作歌诗继《春秋》。”他看到了孔门的实质，要另辟一条与之不同的蹊径，那就是与财富的结合。 杨维楨与顾瑛等富豪的结合，其意义就在于使文艺改变轨道。有人说文艺是个娼妇，不是取悦权力，就是取悦金钱。但文艺毕竟还是要有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就如佛像也要贴金才能发光一样。所以，常常感佩陈寅恪的名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这话可以在大学里说，出了校门，像顏回那样：“一簞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自己不改其乐也许可以做到，但追随孔夫子去周游列国就不大可能了。富豪如果还有点思想，最终也不会一辈子只为了追逐财富。 在对于世俗王权的绝望中，他选择在与江南富豪的合作中去张扬新的个性价值，达到人性的顺应自然。他在《自然铭》中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在《赠櫛工王辅序》中也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而已，没有贵贱的区别。尧舜的伟大在于“治国”，许由难道不是更高一层精神文化上的“治天下”？櫛工也有自己驰骋的领地，也可以从中找到追求自然的安生立命之道，和普通人个体意识的觉醒。 与他交往的富商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敢於任事而不慕官场，虽然有附庸风雅之嫌，却又能够放下聚敛热心於文化的教化。所以当时江南著名的沈万三一族就不在此列。《元诗纪事》记录了杨维楨结识昆山顾瑛的经过：“玉山主人欲延杨铁崖於家塾，铁崖报曰：'必得当世清雅高洁之士如倪云林者一札至，即如约耳。’”不能不说杨维楨有些狡猾，倪瓒与顾瑛都是江南著名的富豪，他这一出手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自是三人相与结驩，往来无间。”也提高了彼此的影响力。后来顾瑛脱离商界，搞“玉山雅集”，一直兴旺了十三年。顾瑛还为杨维桢买了几个歌舞妾，让他组成家庭乐班，以便演奏他们创作的作品。 还有征文活动。有“淞上田文”之称的吕良佐出资举办“应奎文会”，也请他来评审，成果是“以文投者七百余卷，中程者四十卷。”同年，辞官回家读书的嘉兴富豪濮彦仁出资举办“聚桂文会”，也请杨维楨来做评审，结果“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也算是地方上提升文化的一件盛事。杨维楨从中评出“自第一名吴毅以下三十人”的作品编辑出版。明末嘉兴人李日华说，编入嘉兴的文人诗选《檇李英华》中，“凡九十三人，无一秀句！”不过，在奖掖后进，提升地区文化氛围的同时，遇到尷尬是可以理解的。与杨维楨有交往的姚桐寿，在他的《乐郊私语》中记录了后来他又到嘉兴，为地方官尹本中作《吴越两山亭志》，并为地方上评定择取诗词出版。结果姚桐寿看见杨维楨干到半夜后，嘉兴的能诗者，“人人执金繒，乞杨留选其诗。”杨维楨笑道，虽然自己有时也碍於情面，但是有原则的，“未尝敢欺当世之士。”于是他拿出投来的稿子批选，其中有鲍恂、张翼、顾文燁、金炯四首。杨维桢认为有可取之处，其他人的作品还需努力。偏偏这四个人都没来，而到场的人又想请他通融，甚至有“涕泣长跪者”。杨维楨把他们赶了出去，“闭关灭烛，骂曰：'风雅扫地矣！’ 既然面向的是市井，就必须有所迎合和包容。比如袭用前朝文人的“妓鞋侑酒”之类，在他看来世俗的欲望，乃至一些陋习也没有那么可耻，反而表现了市井社会的真性情。宋濂解释说：“盖君数奇谐寡，故特托此以依隠玩世耳，岂其本情哉？”反而是“俨然有晋人高风”的表现了。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6年4月5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