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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的读者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由于篇幅较长，建议收藏阅读 
《安娜.卡列尼娜》缘起1873 年，因为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而享誉文坛的托尔斯泰再接再厉，开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起初，据托尔斯泰自己说，他想描写“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全部悲剧”，也就是说，他的着重点是放在“不忠实的妻子”上的，具有传统家庭观念的托尔斯泰，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对主人公安娜是抱有敌意的，但是，当他将安娜的悲剧和整个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之后，他对虚伪社会的谴责就远远超出了对安娜的谴责，艺术的逻辑使托尔斯泰在创作过程中给予安娜越来越多的同情。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由两条线索抱合而成： 一条线索就是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故事，另一条线索就是列文和吉蒂的爱情故事，这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相互穿插，一直构成呼应和对照，组成所谓的“拱形结构”。 我们先来看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故事。聪明美丽的贵族小姐安娜经姑妈撮合，嫁给比她大 20 岁的高官卡列宁为妻。婚后的生活平平淡淡，但也规范圆满，夫妻之间缺乏爱情，但儿子谢廖沙的出生却给安娜带来了幸福和慰藉。八年过后，安娜的哥哥奥布隆斯基因为与家庭女教师的私情暴露，家里起了风波，“一切都乱了套”，安娜从彼得堡赶来莫斯科，调解兄嫂的家庭矛盾。 奥布隆斯基公爵和妻子多丽的矛盾看来不难调解，不久就和好了，但是，安娜自己却在莫斯科迎来了她自己的一场感情风暴。在莫斯科火车站，前来迎接母亲的贵族青年渥伦斯基，碰见了刚刚下车的安娜，被她出众的相貌和优雅的气质所征服。在随后举行的一场晚会上，安娜风度迷人。安娜返回彼得堡，渥伦斯基紧随其后也来到这里，开始热烈地、公然地追求安娜，参加一切能见到安娜的舞会和宴会。 面对这样一位充满活力、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安娜起先一度试图压抑自己的感情，但不久就有所心动。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早已让安娜感到失望，丈夫卡列宁比她大很多，她从未感觉到自己对丈夫的爱，也同样没有感觉到丈夫对自己的爱。安娜虽然深爱着八岁的儿子谢廖沙，可这毕竟难以消解她的爱情饥渴。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关系在上流社会激起了流言蜚语，这让位居高位的卡列宁深感不满，他试图阻止这场不体面的罗曼史。但当他从家庭、道德、社会甚至“神的意志”等角度对安娜进行规劝时，反而使安娜看到了丈夫的家庭观和爱情观的虚伪，安娜终于成为渥伦斯基的情人。 在一场上流人士全都出席的赛马会上，渥伦斯基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安娜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卡列宁认为安娜有失检点，带她提前退场。安娜向丈夫坦白了自己的感情，卡列宁把安娜丢在别墅里，一个人返回彼得堡，要安娜等待他的决定。卡列宁想过与渥伦斯基进行决斗，也想过与安娜离婚，但前者会危及他的生命，后者会伤害他的名誉和仕途，于是他对安娜通报了他的最后决定，即维系表面的夫妻关系，否则就不让安娜再见到儿子。 这段恋情也让渥伦斯基深感苦恼，他并不情愿为爱情而失去功名，如果与安娜结合，他就得退伍返乡，再说，渥伦斯基在内心深处也是一个自私的人。 后来，安娜怀上了渥伦斯基的孩子，在分娩时由于产褥热差点死去，有人拍电报给卡列宁，卡列宁匆匆赶回。安娜在昏迷中呼唤卡列宁的名字，求丈夫原谅她，卡列宁深受感动，原谅了她和渥伦斯基。安娜在昏迷中拒绝了渥伦斯基，再加之卡列宁令人意外的宽恕，这让渥伦斯基感到羞耻和自卑，他举起手枪自杀，但最终活了下来。但是，卡列宁的宽容以及他对安娜女儿的关照，反而让安娜更加难以忍受，她和渥伦斯基这对有情人重新走到一起，带着女儿一起出了国。 渥伦斯基和安娜在意大利旅行，安娜感到十分幸福，尽管偶尔也会思念儿子，感觉对不起丈夫。渥伦斯基的确很爱安娜，但也因为放弃了事业而心有不甘，他试图学习绘画，但很快又放弃了。三个月后两个人返回彼得堡，安娜立即感觉到了整个社交界的强烈敌意，熟人们均躲着她。归国后她没有回家，而是住在旅馆里，在儿子谢辽沙生日那天她偷偷跑去看他，天真无邪的谢辽沙不放妈妈走，他含着泪说“再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安娜意识到，无法与儿子在一起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她因此指责渥伦斯基。渥伦斯基为了安慰她，便带她去了乡下。 安娜带女儿读书，筹建乡村医院，但她最看重的还是渥伦斯基对她的态度，她对渥伦斯基感兴趣的一切东西都抱有醋意。秋天，他俩前往莫斯科，等待卡列宁作出离婚决定，可是卡列宁却在一位懂巫术的公爵夫人的影响下，决定不与安娜离婚，这使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他俩相互指责，激烈争吵。渥伦斯基对安娜越来越冷淡，常把安娜一个人扔在家里。一次大吵之后，渥伦斯基愤然离家，安娜跟着他追到火车站，突然想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看到的车祸场面，她明白自己是一个被侮辱、被抛弃的人，决心“不让你折磨我”，于是便扑向一列疾驶而来的火车。卡列宁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并领走安娜的女儿；渥伦斯基受到良心的谴责，志愿参军去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作战。 我们再来看看列文和吉蒂的爱情故事。列文是安娜哥哥奥勃朗斯基的朋友，他看上了奥勃朗斯基的妻妹吉蒂，可是吉蒂爱着渥伦斯基，后来成了渥伦斯基的未婚妻。列文在自己的庄园里实施改革，但没有得到农民们的理解和响应，不过农民们都很尊重他、喜爱他，他也能在劳动和大自然中获得满足和幸福。渥伦斯基爱上安娜之后，吉蒂陷入痛苦，就在这之后，列文再次向吉蒂求婚，终于获得同意。 列文和吉蒂结婚后，回到列文的乡下庄园居住。列文和吉蒂的家庭生活一开始也是艰难的，日子在希望与失望、争吵与和解中流淌。列文觉得，家庭生活就像是水中的一只小船，看它在河上漂流觉得很轻松，可操控起来却不容易。得到哥哥病危的消息，列文赶往省城，吉蒂不顾列文的反对坚持陪同他前往。在目睹死亡的时刻，吉蒂的善良和忠诚终于让列文意识到家庭之爱的力量。就在哥哥去世的那一天，他得知吉蒂怀孕的消息。 列文依然在进行着深刻紧张的精神生活，在哥哥死亡和儿子降生之后，他始终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和生活的意义问题，他甚至不敢把枪带在身边，害怕他的思考结果会让他选择自杀。终于，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即爱、善和信仰就是生活的意义。小说以列文的这样一段自白作为结束：“我照样还会跟车夫伊万发脾气，照样还会和人争论，照样还会不合时宜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心灵最神圣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们，甚至和我的妻子之间仍然会有隔阂；为了我自己的恐惧我还会责备她，并且还会因此感到后悔；我的理智仍然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祈祷，但是我照样还会祈祷；但是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随时随刻，不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而我是有权力把这种意义贯注到我的生活中去的！”  俄国文学崛起的里程碑关于《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人们已经说得太多太多了，其中被探讨最多的似乎是这样几个话题：比如，安娜的悲剧及其社会和心理原因；比如，列文形象中的作者自传色彩；比如，托尔斯泰在创作过程中对安娜的态度转变，以及这部小说中所蕴涵的托尔斯泰的家庭观和妇女观；等等。今天，我在这里想换一个角度谈《安娜·卡列尼娜》，着重谈一谈这部作品在托尔斯泰本人小说创作中的地位，以及它在俄国文化史中的意义。  首先，《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三部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中承上启下的一部。如果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三部小说当作一个整体、一个过程来看待，便可以更具体、更贴切地感觉出《安娜·卡列尼娜》的独特之处。 从作品的题材和体裁方面看，《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史诗，表现的主要对象是民族和祖国的命运，《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的情节基础是女主人公的命运，是一部家庭小说、爱情小说、悲剧小说，而《复活》更像是一部思想小说、一部道德忏悔录，也就是说，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场景，到《安娜·卡列尼娜》的“家庭思想”，再到《复活》的道德说教，从史诗到小说再到“忏悔录”，大致便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创作在题材和体裁上的演进过程。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知名度最高，《复活》则时常被称为其创作的巅峰之作，其实，如果说《战争与和平》以深厚的历史感见长，《复活》以深刻的思想性著称，那么，《安娜，卡列尼娜》让我们倾倒的，则首先是跟作者和主人公同时具有的复杂感受和紧张情绪相伴的“生活流”；如果说《战争与和平》过于宏大的篇幅以及结尾处的哲理议论或许让人难以阅读，《复活》过于直露的教谕性质或许让人心生某种抵触，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则因其有趣的故事和完美的叙述，而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欲罢不能。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在他思想探索最为紧张、创作精力最为旺盛、艺术技巧最为纯熟时创作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探索最鲜活、最典型的体现，就这一意义而言，它或许可以称之为是这位最伟大小说家的最佳小说。  其次，《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同时也是俄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崛起过程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846 年，果戈理曾经发出一个预言：“再过十来年，您就会看到，欧洲人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购买大麻和油脂，而是为了购买欧洲市场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应该注意到，在果戈理道出此言的 19 世纪中期，彼得大帝试图西化俄国的改革早已完成，叶卡捷琳娜的扩张政策使俄国版图急剧扩大，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更是开进了巴黎，可俄国在文学和文化上似乎仍未完全融入欧洲，俄罗斯民族似乎仍旧未被接纳为欧洲文明大家庭的平等一员。 直到 30 余年后的 19 世纪 70 年代，果戈理的预言方才应验，因为恰在此时，在普希金的诗歌、别林斯基的批评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之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又相继面世，这些伟大而又完美的艺术作品使欧洲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俄国人是富有文学智慧的，是有文化创造力的。换句话说，正是俄国文学的辉煌成就，使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 在果戈理的预言之后第一个敏锐感觉到这一变化的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促使他作出这一判断的文学事实，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发表。  1877 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另一位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在彼得堡街头相遇，两人迫不及待地就刚刚开始发表的《安娜·卡列尼娜》交换看法。“很少兴奋”的冈察洛夫此次有些反常，他情绪激昂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道：“这是一部前所未闻的作品，是空前的第一部！我们的作家中有谁能与他媲美呢？而在西欧，有谁能写出哪怕一部与此近似的东西来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同感，他在此后所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事实》一文中转述了冈察洛夫的意见，并进而写道：“当然，有人会嚷嚷着讥笑，说这只不过是文学，一本小说而已，如此夸大其词，拿着一本小说去欧洲露面，未免可笑。我知道，有人会嚷嚷，有人会讥笑，但是请安静，我没有夸大其词，我目光清醒：我自己也知道，这眼下只不过是一本小说，只不过是所需之整体中的一滴水，但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一滴水已经有了，如果一位俄国天才能够创造出这一事实，那么很自然，他绝对不会无所作为，时辰一到，他便能创造，能给出自己的东西，能开始道出并道尽自己的话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这样一部能在欧洲世界面前构成“我们之特性”的作品，也就是一种新话语，“这一话语在欧洲无法听到，然而欧洲又迫切需要倾听，尽管它十分高傲”。一部小说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地位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安娜·卡列尼娜》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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