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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病》是由安德鲁·莱维塔斯执导，约翰尼·德普、比尔·奈伊主演的剧情片。该片讲述了知名的摄影师尤金·史密斯在日本记录因汞污染引起的震惊全球的怪病“水俣病”现状，和政府所做的掩盖的故事。2020年2月21日，影片入围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并在电影节期间举办首映式。 不过这部电影貌似评价一般，很多评价对导演意见不小，所以我们今天从德普这部电影出发，来好好谈谈水俣病的问题。 水俣病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只是一个历史课或者生物化学课上的知识点，而对于日本尤其是水俣市人民来说，却是场无法忘却的浩劫，而且是完完全全的人祸。 水俣病，是汞中毒导致的疾病，因为最早出现在熊本县水俣地区，因而被称为水俣病。水俣病可以说是20世纪最严重、历时最长一场环境灾难，它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而水俣病病人艰难的斗争过程，非常值得我们去铭记和思考。 一、水俣与水俣病水俣是个距离东京1000多公里的小渔村，人口和耕地稀少，是个对于日本无足轻重的小村子，主要的产业是制盐。直到1905年，日俄开战，日本政府为了充实财政宣布盐铁专卖，水俣的制盐产业被叫停，于是水俣的高层人士开始寻找新的产业，最终他们找到了野口遵，计划在水俣建立一家化工厂，1908年，野口遵在水俣成立的窒素株式会社，从德国买来专利，生产氮肥。很快它就成为了日本最大的氮肥生产商。同时，借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契机，窒素公司又为军队生产炸药，成为了最大的炸药生产商，迅速跻身日本四大财阀之一。水俣也跟着公司一步步扩张，40年的时间，从村逐步变成了市，人口也从几千人暴增到5万多人。所以理所当然的，窒素株式会社就成为了水俣市的实际领导者和人民的经济命脉，公司的利益就是水俣市人民的利益。 1932年，窒素公司后来的厂长桥本彦七，为了增加公司乙醛的产量，改良了德国的技术，使用了硫酸汞作为催化剂。这项技术立刻让窒素公司成为日本最大的乙醛制造厂，但坏处是排放了大量的含汞废水。1951年，工厂又将氧化锰换成了硝酸，这下排放的就成了有机汞。 1954年，水俣地区一个仅仅120户的小渔村茂道村，两个月内出现上百只猫不停地转圈、跳舞，然后死亡。1956年，开始有人的病例报告，患者的症状先是走路困难，双手颤抖握不住筷子，继而无法说话，吞咽困难，抽搐、发疯，严重者会死亡。 水俣市的渔民没有赶上窒素公司这趟经济快车，他们是城市的最底层，也是整个社会关系网中最受歧视的人，而最初发病的人群，恰恰是处于社会鄙视链最底端的渔民，因为他们吃鱼最多。但是，他们的权益受损，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他们发声，在水俣病发病的头三年，水俣病病人在水俣市当地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同情，而后来当他们向窒素公司声讨的时候，却被周围人公开的歧视甚至侮辱。 尤其令人觉得痛心的地方在于，仅从常识出发，水俣市市民也知道这与城市的“大恩主”向海里排放废水有关，但他们却将罪过完全加在病人头上，这导致水俣病病人在刚开始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总是先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着实令人辛酸。 当人们内心感到不满却又不敢挑战强权时，他们会把怨恨发泄到比他们更弱的人头上，这种懦弱者的残暴是人类的丑陋天性，一个受害者越无辜，加在他身上的侮辱就越是严重。 所以，水俣病看似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实则是深层的社会问题。渔民处在社会最底层，所以他们的权益就理所应当被放弃，而当他们表示抗争后，群众却高呼他们活该。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水俣病病人开始了漫长的抗争之路。 二、臣民之路水俣病病人的抗争初期，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不但社会对他们毫无同情，甚至公开歧视，连他们自己也觉得羞愧，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走上了臣民之路。 那啥叫臣民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老百姓碰到不平之事咋办呢？去衙门敲鼓，然后上堂扑通一跪一通磕头，请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要是碰见个“阴天”大老爷，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我不好你也别过了。然后就请来更大的官，继续一通磕头，然后声明自己是反小人不反皇上的，皇上万万岁，就是这么个套路。 一言以蔽之，臣民就是被统治者交出自由意志，换取统治者的保护。臣民认为当官的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乖乖的听话，那主人就会怜恤他、保护他。这是典型的传统社会治理模式。 你为君我为臣，我闹不是反对这个关系，而是通过更狠的筹码不断的释放信号，强化这个君臣关系。所以古代人民都是盼着有个青天大老爷来管理自己，而不是自己享有主动参与管理的权利。 其实这种思想现在依然很有市场。比如说某单位某个同志，遇到了个什么事情觉得不公，既不通过正常渠道反应，也不通过其他行为抗争，而是往大领导屋里一坐，一通哭闹说自己多么多么不容易，求大领导给做主，再不行就拦住大领导，不解决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我这么一说，你脑子里肯定就有画面了。 水俣病病人自己不愿出面，只好找到水俣市渔业协会。 1959年8月，水俣市渔业协会向政府上书寻求帮助，政府口头答应，但却毫无实际行动。8月6号，绝望的渔民和鱼贩子在市里游行了一圈，之后冲进窒素的工厂，又是掀桌子又是砸玻璃的，把事情闹大，于是窒素公司同意谈判了。但起初因为赔偿金谈不拢，双方要求的金额差距十倍，于是他们只好又去工厂掀桌子砸玻璃，而且这次渔民们在公司门口支起帐篷，不给解决就不让领导离开工厂。闹成这样，政府终于想起来出面了，但是水俣市是典型的工厂城，窒素公司的利益就是城市的利益，于是政府拉起偏架来理直气壮，最后的结果是：公司一次性赔偿给水俣渔业协会2000万日元，并拿出1500万日元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帮助恢复渔业生产。另外，公司每年付渔业协会200万日元。其实，平摊到每个人的头上只有12500日元。 要知道，自从有机汞废水不断排放后，水俣市的渔民捕鱼量已经直线下降，而卖鱼的鱼贩子则直接告诉渔民，我们不会再买你们捕捞的鱼，而且对外宣称，自己贩卖的鱼全是外地运来的，不再出售本地鱼，处于底层的渔民可以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区区1万多日元的补偿，完全是打发要饭的。 而这个水俣市渔业协会完全是对付差事，只想把事情了却，一点都没为渔民们尤其是病人着想，只想着：你看我要到钱了，你们还想怎样？ 这个协议，既没有阻止窒素公司继续排放含汞废水，也没有要求公司承担污染责任，甚至连让病人查明病因都不提。而且分钱的时候按照人头分账，完全不考虑病人家庭的困难，只在协议里说了一句：赔偿金不包括对患病的补偿。也就是说，让病人自己去找公司谈判，我不管了。 这次的和解协议签订后不到1个月，水俣市周边地区也陆续爆出病例，之后水俣病在整个熊本县蔓延。 10月17日，熊本县渔业协会组织了1500人的代表团，找到窒素公司，要求谈判，但工厂领导在水俣市蛮横惯了，居然直接回绝。这可把熊本县渔业协会惹恼了，1500人直接冲进了工厂，掀桌子砸玻璃，还把人都打了。打砸之后，代表团直接派人杀奔东京，找中央政府告状。 虽然开始的手段都是打砸，但熊本县渔业协会提出的要求却比水俣市渔业协会明确很多—— 1、窒素公司的工厂立即停工，停止继续排放含汞废水，并且在安装有效的净水设备之前，不允许开工。 2、立即彻查病因，把水俣病事件调查清楚。 3、对水俣病病人进行赔偿。 这次熊本县渔业协会把事情闹的这么大，成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国会安排了一个16人的调查团到水俣了解情况。4000人的示威团队与调查团在水俣市见面，示威团队既没有高声疾呼，也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恭敬地摘下了标语头巾，收起旗帜，幸福的泪光在眼圈里打转。中冈砂月女士作为代表上前发言，发言的开篇既不是病人的惨痛遭遇，也不是工厂的种种恶行，而是：我们一直把您当做整个民族的父母...希望您能为我们做主… 这根本算不上是发言，面对调查团，渔民团体并没有要求政府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谓臣民之路，就是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更大程度的谦卑和谄媚，表达更深一步的臣服，寻求统治者的庇护。 那这种如同作践自己的谄媚，效果如何呢？ 政府要求窒素公司赔偿3500万日元，但其中1000万日元被扣除，作为早期打砸公司打伤人员的补偿，所以最终，只换来2500万日元，每人大约平均875日元。 这简直是侮辱，凭什么这么判？ 首先是开始说的，窒素公司是整个城市的核心，公司的利益就是城市的利益，1950-1970年20年间，水俣市市长这个职务居然有16年时间是前任厂长桥本彦七担任的，那你想想就能明白，他们会好好调查污染和病因吗？ 水俣病出现后，熊本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们很早就提出，这可能与汞中毒有关。但窒素公司公然阻止调查取样，不许专家进入工厂。美国专家想买鱼拿回美国做化验，窒素公司就派人把所有的鱼都买走。虽然早就证实了有机汞是水俣病的致病原因，但熊本大学的医生们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工厂使用的硫酸汞（无机汞）会在鱼和贝类体内变成甲基汞（有机汞）。其实早在1951年，工厂里就有人知道废水里含有甲基汞，但是公司封锁了这条消息。这导致自1956年一直到1968年，水俣病出现后整整12年后政府才正式承认有机汞是水俣病的致病原因。 而窒素公司和熊本渔业协会的和解协议签订后，公司装模做样的安装了一套废水净化设备（但实际上设备对净化毫无作用）。在启动仪式上，窒素株式会社的社长和当时水俣市的市长还当众喝了一杯从净水设备里回收来的水，表示汞废水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其实工厂事先并没有向管道内倒废水，这次性质恶劣的欺骗式表演，造成了及其严重的后果，它对1959年以后出现的新病人（尤其是先天性水俣病儿童）的诊断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大家都觉得污染已经解决，婴儿又没吃过鱼，怎么可能得水俣病。而新发的病人不但无法确诊拿不到补偿，甚至连治疗都给耽误了。 其次就是熊本县渔业协会代表团早期进入工厂打伤了人，这一下可给水俣市政府可乘之机，警察迅速展开调查，检察院直接起诉了55人，几乎都被判定有罪，这就给了窒素公司在谈判桌上强硬的底气。再者因为熊本县渔业协会明确提出工厂停工，停止污染，查明患者病因和赔偿等等诉求，而水俣市渔业协会只是要求赔偿，其他毫无诉求，两个一比，水俣市渔业协会真是无耻而又混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钱是以“抚恤金”的名义给的，这点非常重要，这背后暗含的意思是窒素公司是无罪的，你来闹事儿我给你点钱了事儿。于是，水俣病病人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支持，在社会上也依然无人同情。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真的重要，那就应该专注于解决问题本身。而钱，解决的是提出问题的人。 1959年底，第一次水俣病事件就此落幕，臣民之路只换来了少得可怜的“抚恤金”，但是含汞废水依然在排放，反而因为净水设备的表演戏码，让大家都放松了警惕。就这样，更大的灾难慢慢累积，等待暴发。 1961年，熊本县和鹿儿岛县对居民头发汞含量进行了抽样调查，样本来自离水俣最近的米之津地区，那么结果如何呢？ 正常人头发里的汞含量是0，而这两个县的抽样结果中，熊本县超过50ppm的样本数占到18%，而鹿儿岛县则高达33%。 那这个50ppm代表着什么呢？熊本大学医学院的原田正纯教授，研究了水俣地区1955年－1958年出生的17名患有“大脑麻痹症”的儿童。他发现其中16名患儿头发汞含量在50－100ppm之间。其中两名患儿死亡后通过解剖发现，他们的大脑组织里充满了空洞，重量只有正常的一半（甲基汞会破坏人体的神经系统，脑部迅速受损，导至死亡）。 但是水俣病认定委员会还是拒绝认定还活着的15个患儿是水俣病。原田教授悲愤地质问—— “难道非要等到孩子们死了，一个一个地解剖，才能被认定吗？！” “是的。” 1965年，更大的灾难暴发了。 三、公民之路日本昭和电工公司在本州岛的新潟县也建了个类似的化工厂，使用同样的工艺制造乙醛，造成了汞废水污染，史称第二水俣病。因为这次废水被直接排放到了河里，受害者都在工厂下游地区，也就不存在之前窒素公司之于水俣市的控制关系，于是受害者直接起诉了昭和电工。 为了搜集证据，受害者团体前往水俣市了解情况，为了接待这些受害者，水俣市有两位长期为水俣病患者发声的女性，石牟礼道子（作家）和日吉美富子（议员）挺身而出，于1968年成立了“水俣病应对公民委员会”。 臣民之路走进死胡同后，公民之路就此开始，那公民又是什么呢？这个概念比较复杂，简单的说就是——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公民在拥有参与国家管理权利的同时，还承担着对国家的责任。 举个例子来说，就好比小学每个班里都要选班长，那这个班长就是全班的“公民”选出来的“职业经理人”，班长的权力来自于全班同学的授予，全班同学在拥有“选班长”这个权力的同时也承担着“监督评价班长，如果干的不好下次我就换人选”甚至某些时候还需要“班长某些事情做的不好我自己来做好”这个义务。 “选班长”这个权力是当公民的基础，但是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让你当主人而你却不履行主人的职务，那这个权利也会离你远去。就像如果你光“选班长”而不“监督评价”的话，当你的权利被侵犯，你选择认亏或者直接换个班走人，那你只能算用自己的投票权，换取一点公共服务而已。 说回“水俣病应对公民委员会”。 首先，“委员会”打出的理念就与以往完全不同，不再盯着赔偿说事儿，而是要求“证实病因，阻止水俣病第三次、第四次暴发”。 这样就完全打破了水俣病患者或受害群体这个小圈子，将水俣病问题扩大为涉及全民利益的社会问题，从道义上扩大了事件的受众，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水俣会不会来到自己的家乡。 其次，是广泛寻求社会支持，而不是找政府，求他们出面协调。 “委员会”的核心成员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位女性作家、议员，后面还加入了大学老师、摄影师等等成员，这样一下子开阔了整个“委员会”的传播渠道，不需要再依赖传统的示威游行的模式。女作家石牟礼道子（作家）将水俣病患者的情况记录下来，写成著作《苦海净土》，演员砂田晃把书中的情节改编成同名话剧，在日本演出超过了1000场，影响极其巨大。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1972年发表了专题摄影集《水俣》，其中一张照片“智子入浴”尤其震撼人心，被美国《生活》杂志刊登，影响深远。  最后，“委员会”的辩护律师后藤孝典灵光一现的“一股股票运动”将整个运动推向了高潮。 1970年7月，他以每股35日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万股窒素公司的股票，然后一股一股的转让给“委员会”的支持者，各地民众踊跃支持，到9月底，已经有5500人成为了窒素公司的股东。结果是1970年11月的窒素公司股东代表大会，直接变成了水俣病病人的控诉大会。在股东大会开始之前，“委员会”组织了现场的水俣病患者的大合唱，用歌声寄托对水俣病逝者的哀思。歌中唱道—— 我们思考了一个漫长的春天，那真的是一个短暂的梦，在你已离开的灵魂面前，我们流下真诚而滚烫的泪水，悲伤地怀念你。 1970年电视机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政府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操纵舆论，对这次股东大会的媒体的报道和电视直播让水俣病事件彻底暴发。 1971年，土本典昭、土本基子夫妇拍摄的纪录片《水俣病︰受害者的世界（Minamata: The Victims and Their World）》，以日本29个家庭控告窒素公司的事件为主线，描写了含汞废水排放对受害者造成的巨大伤害。（这部纪录片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B站也有转载，在片子的最后一段你可以看到股东大会上那震撼的一幕。) 1956年到1970年，水俣病发生的14年后，胜利的天平第一次开始向水俣病群体倾斜。 四、惨痛的胜利1973年，窒素公司之前任上的两名经理，被以过失杀人定罪。（公司故意阻挠调查，封锁排放有机汞的消息，安装无效的净水系统欺骗民众） 1993年，水俣市建立水俣病博物馆、环境教育中心。 1994年，与窒素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吉井正澄当选水俣市长，他代表市政府向患者道歉。 1994年6月，社会党与自民党、先驱新党组成联合政府。社会党的党首村山富市当选日本首相，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势被打破，中央各部委与熊本县开始谈判。 1995年，各方达成协议，合格的尚未得到认证的患者，每人可获得260万日元的补偿，5个受害者小组获得49.4亿日元的补偿。村山富市首相当即向水俣病群体道歉，并发表声明，对受害者所受的痛苦表示遗憾，强调政府必须对本次事件缓慢的应对行动进行诚实的反省。 2001年，大阪高等法院判定日本国家和县政府放任疾病扩散的罪名成立。 2001年，19397名申请认证者中，有12618名得到了赔偿。但有很多患者出于自尊，拒绝申请认证和补偿，还有死去的、无法开口申请的，水俣病最终总共有多少受害者，已经无法被准确统计，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2013年，关于整个水俣病事件极其受害群体的相关判决基本结束。 自1956年第一个水俣病病人确诊，到2013年相关判决基本结束，这前后一共57年的时间，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惨痛了。 五、众人之恶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的书《水俣病》的开头写到：江乡下夫妇艰难地从水俣市医院走回家……他们沿着铁轨走，特意避开了公路，他们不想被别人发现。江乡下先生走在前面，背上扛着已经被解剖过的女儿的尸体……女儿死于一种怪病，原因不明，这种病像魔鬼一样散播着传染的恐惧，这些病人和接触过他们的人都变得肮脏、邪恶，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 一位老奶奶被确诊为水俣病后得到了补偿，村民们把卖不掉鱼的怒气发泄到她儿媳妇身上，她的儿媳妇再把在外面受的气发泄到她身上，不跟她讲话，也不给她做饭。老奶奶说：“我多么希望从来没去看过病，申请过补偿。死掉也许更好。” 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决定起诉窒素公司时，她的邻居割破了她家的渔网，还朝她身上泼大粪。她的大儿子为了不让她担心，每天早上五点就偷偷出海捕鱼，七点回家，假装和弟弟一起上学。把弟弟送到学校后再跑到市场上把鱼卖掉，九点再赶回学校上课。 水俣病发生后，前任窒素公司厂长、当时的市长桥本彦七明目张胆混淆视听。他说水俣病一定是因为前一阵子刮的那场台风，把杀虫剂刮到海里去了。他的理由是，如果是汞中毒的话，为什么别的用同样工艺生产乙醛的化工厂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还有，我们工厂用的是无机汞，也就是硫酸汞，无机物怎么可能在鱼和贝类体内形成聚集呢？ 1959年，日本时任通产省大臣池田勇人以搞经济为重，当时窒素公司在日本化工业举足轻重，当厚生省根据熊本大学的调查意见准备发个报告的时候，池田严厉斥责了厚生省，说现在就认定是汞中毒为时过早。他下指令说，绝不允许工厂生产受损。厚生省在压力之下，竟然销毁了报告。 1959年，窒素工厂职工医院的细川院长就用工厂各处的废水喂猫，证实了废水是水俣病的原因，但是在工厂的压力下，细川保持了沉默。一直到1970年，细川在癌症晚期才开口作证。 1961年那次对鹿儿岛和熊本县居民的头发汞含量监测，因为结果会导致窒素公司的假净水系统事迹败露，两个县的县政府直接将报告隐瞒了，甚至连被抽样的居民都没有被告知结果。 虽然熊本大学医学院的原田正纯教授始终为水俣病人抗争，但是熊本县绝大多数的医生无耻地保持了沉默。在对新增病人的认证上，他们却维持了极为苛刻的标准。 原田正纯教授于2012年因病逝世，他生前曾多次来到中国，呼吁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吸取日本的历史教训。他的著作《水俣病》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译者、北大历史系副教授包茂红曾于2010年6月拜访原田正纯—— “当时很多医生都选择和政府或企业合作，你为什么要选择为受害者说话？” “因为我是医生，我要为我的患者说话。” 1956年至1968年，日本学界对水俣病的研究，经费全部来自美国，日本政府一分钱都没批。 六、思考1、先污染后治理——所有的污染都可以被治理吗？治理能够补偿污染吗？这样做真的利大于弊吗？ 2、臣民与公民——现代社会，社会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依然是公民运动，不要在没有任何对错判断的结果前就接受赔偿，那会让你丧失所有的道义上的力量。 3、知识与社会层次——不得不说水俣病群体最后取得胜利，还是要依靠高层次人才的手段，处于底层的渔民无法做到那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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