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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梓 《木兰诗》从民歌产生，到官方乐府，从横吹曲辞，到《乐府诗集》印刷版本定格的杂言诗，汉化诗化的过程已然几百年，而其前后被各种版本的错失挖补，更令其原生态的东西难于质证确实。二十多年来，笔者苦苦孜孜，先从“明驼”，再到题目和题注，以及人物名称由来，乃至从未有过合理解释的“脚扑朔”一语，分别进行了探索性的求证。 无奈是，笔者村愚浅陋，面对该诗原生态的问题，并不能像院校学者那样，先事课题项目的材料统筹来架构标准体例的论文，而只能是想到一点写一点，写点发点，这样成文的东西也就是几篇札记杂文而已。尤其对各问题的发生及衍变上的关联，更缺乏条理性的推究。为补缺憾，本文也就是对以往凌乱发表观点的修订与整合，勉力为读者奉献一些略备条理性的探讨思路。
一·《木兰诗》原创来自鲜卑语的最关键证据。 首先，如今我们所见最早文本完整的《木兰诗》，比较权威的辑本都在宋代，而学界最推崇的，则是宋版的《乐府诗集》。当前的初中《语文》课本，就是以此版本为主要依据，来选编的《木兰诗》这篇课文。 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宋版的《乐府诗集》，因为流传而残缺，一些卷次是由挖补修订过的元代版本内容填补的。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所谓宋版《乐府诗集》，就是这种情况。而《乐府诗集》之《木兰诗》，也就正好是在宋版缺失部分。这就是说，寻证《木兰诗》的原生态问题，切不可忽视对宋代其它辑本的考察。 本文所谓《木兰诗》的原生态问题，主要也就是该诗创作年代的问题。寻证该诗现存原生态的东西，用原生态的证据，才能确切回答这个争论了上千年的问题。 哪么，证据何在？ 虽然元版填补的《乐府诗集》，与当下最权威的《语文》课本，前者是弄丢了，后者却是盲从前者而拒不接受，《木兰诗》在晚唐通行版本，确曾有一条坚实的证据。但因该证据在宋代多个《木兰诗》版本存失不一，人们便轻忽了它所具备关键意义的证据价值。此证据就是“愿驰明驼千里足”，这七言长句中的“明驼”一词。 关于“明驼”在《木兰诗》各版本的存失情况，从宋代辑录了该诗的几个选本来看，可信成书最早的《文苑英华》，作“愿得鸣驰千里足”。而《古乐府》（即便不是中唐以后托名伪书，实际也是南宋曾慥《类说》编收的已有三百多年抄录、版印传布的唐人吴兢辑本所载的《木兰诗》）、《古文苑》、《乐府诗集》、《绀珠集》，均作“愿驰千里足”。唯成书较晚的《竹庄诗话》，作“愿借明驼千里足”。 《文苑英华》于此之可信度，在于成书年代最早。其于北宋初奉敕编纂人手众多，五年完成，应该是可信的。但该书编成入藏皇室，约二百年后才重校刊行于世。且其所载《木兰诗》的题注，出现了“郭茂倩乐府”的字样，而郭茂倩是北宋末年人。这条错谬绝非编者疏忽或手民之误，而是刊行前重校者增窜而入，也就难怪被后世批评版本有伪。然而，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该书编成最早。且其所收《木兰诗》中“愿得鸣驰千里足”，如此字句不通的东西，后世校订刊行者，在有两宋其它版本参照下仍然存误，却正表明了其对初编的尊重。而初编则是实录了晚唐至宋初传本的错杂。因奉敕编纂不遑论证,却并不妄改传本，这在编收古籍无可厚非，二百年后校订者留此存照，更是为后世编校的一种原则垂范。 就诸多宋本《木兰诗》于这一原生态证据的存废来看，要想确定谁是谁非，我们只能从最早记述“明驼”出处的书证，来分析这个问题。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毛篇》：“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此乃段成式训释骆驼这一动物名词的完整词条，所引《木兰》原句就“明驼千里脚”五个字。其后晚唐至宋，“千里脚”被改成“千里足”的过程上，无人相信段氏对“明”字的这一解说（或者其书此说在这个时期影响有限），则“明驼”于汉化语境长久无解。在这长久无解的流传中，“鸣”既成误，“驼”也在抄本或雕版中（抄本居多。中国雕版印刷到宋代才真正兴盛起来），因繁体“駞”与“馳”字形相近而成误。这就是《文苑英华》“愿得鸣驰千里足”的来历。但“愿得鸣驰千里足”，明显就是字句不通，这于宋前应该就有人在力图修正。而于此勇于修正之人，就算了解过段成式对“明驼”的解释，亦不敢盲信段氏，只能把晚唐以来流传愈广的“愿得鸣驰千里足”，删除“得鸣”两字，保留“愿驰千里足”五字成句。这样，“愿驰千里足”，一则字句通了，二则规避了源自异族文化基因的“明驼”之误传，也更随附了《韩诗外传》“千里之足”的汉化语境。“愿驰千里足”，就这样废弃了《木兰诗》原生态的一条关键证据。 有学者认为，段成式所谓“明驼千里脚”，看上去只是个五字残句，而前述宋代其它四个全诗选本均作“愿驰千里足”，众相印证无可置疑。然而，《木兰诗》在宋代的传本，决不可能只有《文苑英华》所录或者其它四个选本的“愿驰千里足”。《竹庄诗话》则是参照了更多版本、抄本、书帖、画题等各方面的前人古籍，慎以“愿借明驼千里足”成句。这个“借明驼”，就明显是从黄庭坚《四月丁卯对雨寄赵正夫》“在公每怀归，安得借明驼”措用而来。而黄庭坚这句更是由《木兰诗》中化用而来。这一点，晚唐《酉阳杂俎》早可为证，“明驼”一词原在《木兰诗》。《竹庄诗话》以“愿借明驼千里足”，来规避众多版本駞-馳之误的谬传，确也真是难能可贵。 但是，“明驼”的诗学意象价值，对该诗的意义至关重要，而《竹庄诗话》“借”字义指偏狭，有碍全诗意象丰度。新中国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主校的1956版初中《文学》课本，采用“愿驰明驼千里足”，则更是最佳选择。 这样，我们只需弄清“明驼”究竟什么来历，亦即语言学要求的语源问题，即可确定它的原生态。这件事，早在2016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旬刊），所发拙文《千里千年明驼路》，已经基本解决。只是该文例属随读札记，议论繁杂，切须如下疏证要略。 1·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毛篇》，所引虽只“明驼千里脚”五个字，然其是为训解明驼，而非考察该诗残缺，或搜罗散失版本，是可信其引自唐代通行版本。 2·《木兰诗》产自北魏，但北魏孝文帝废止族语归化汉语文字，明驼一词失去语源依据，致唐人多误作“鸣驼”，段成式才刻意按某种骆驼生物性状来训解“明”字。但段氏训解又形成另一种误说，其后《木兰诗》二百年流传，人们并不信服段氏误说，更疏薄北魏时大西北的鲜卑文化，不仅失脱了明驼一词，还因语境汉化随从了《韩诗外传》“千里之足”，句作“千里足”。于今从汉文化意象理解，忽略“明驼”变“鸣驼”再变“鸣驰”而被视作语病删除的史迹，已大半个世纪在中学课本，给学生说成是千里马。 3·“明驼”之“明”字，乃鲜卑语“千”之音译。这在阿尔泰语系现存诸多语种均可对译。“明驼千里脚”做词语拆析：脚，本指腿胫，而非“蹄、足”之称。俗语“脚程”，指行进速度。千非确数；千里，极言其速而已。“明驼”是在翻译上依照原诗句中脚程千里的语义，来结构了一个异族物种在物语传说意义上的汉语名词，且极富汉语相关神明灵异的联想，再与原诗句的句意重构为符合汉语语法的诗句。即“明”字是鲜卑语词素“千”的汉字记音，加“脚程千里”的语义，再加实际也是中古因物种频入才有新造的“驼”字（《说文解字》无驼字，《汉书·西域传》作橐它。“它”有tuo的古音，如“滹沱河”“沱江”。）构成“明驼”一词，然后复合鲜卑语原诗句意，结构为符合汉语音节语法的诗句，才是段成式征引过的“明驼千里脚”之来历。 这不是个简单的对音直译，所以北魏孝文帝后渐行无解。 试想木兰回乡之路，沙丘碧草，蓝天白云，山川辽阔，金曦流溢，壮士英姿，明驼神骏，别一番气度雍容，别一番异族风情，岂是汉语千里马所能构此佳境！此“明驼”在该诗文学语言意象的审美价值不容忽视。
4· 这个对“明驼”一词原生态的结论，不仅说明《木兰诗》原生在鲜卑语时代的北魏，且可对应比段成式早一百多年的张鷟所著《朝野佥载》，记述过北魏孝文帝改制，有陇西人为族姓贵望，“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也是一条指事在时代和地域上的互证。 5·许多权威辞书解释“明驼”，往往都牵扯“明驼使”一词。而其实，最早宋人小说《杨太真外传》，所编杨贵妃勾结安禄山，才有“明驼使”偷送龙脑香情节。到明人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三》，单条全文78字订讹此事，除复引段成式误说明驼千里，更拟偷送之物刻不容缓必须千里之速，竟改小说原文龙脑香为极易腐烂的荔枝，进而妄言唐代驿制有明驼使，还“非边塞军机，不得擅发”，以强调杨妃私发违制。但是，迄今学界并无发现唐代典籍有关明驼使的任何记载。假设有的话，段成式初仕即为雠校典籍的朝官，焉能不知本朝驿制而作那番误解。“明驼使”就是宋人小说演绎的一个虚构名词。 而“明驼”于《木兰诗》，其语源学价值所包含的民族性、地域性、物语性，不仅确定着该诗的时代性，更对该诗的文学审美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教材盲从《乐府诗集》版本，剔除叶圣陶那一辈确认的“明驼”，则令后生晚学更无视《木兰诗》原生态这一关键证据。
二·篇目与版本问题。 元版补缺的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该书卷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在最后才编排了： “【木兰诗二首】 《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此《乐府诗集》所载民歌《木兰诗》节录) 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此《乐府诗集》所载韦元甫《木兰诗》节录）” 在节录的这段资料中，“《古今乐录》曰”，其实只是《乐府诗集》诸多卷目序言或篇什题注的套语。“曰”字之下，并不一定都是照引《古今乐录》原文，而有时只是举要开列了《古今乐录》传本所载的某些内容。 《乐府诗集》所载《木兰诗》的篇目与版本有何问题？我们且从节录的这份资料，来做如下分析。 1· 首先，《木兰诗》所在《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之下，以“《古今乐录》曰”统领的卷目序言，最后是“按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於何代也。”在这个按语前面的卷目序言，都是对《古今乐录》所收梁鼓角横吹曲各曲年代新旧及实存状态的甄别分类。而这个按语，只是就《古今乐录》所收《木兰》一篇，不同于其它篇目而不知出自何时何地的说明。 问题的产生在北宋，黄庭坚就曾以为《木兰诗》乃唐人韦元甫得自民间，故宋代多以为该诗原生在唐代，并致后世争论不休。 上文说到，中国雕版印刷到宋代才真正兴盛起来。其前无论什么书籍，大多都是以抄本传世。而且《木兰诗》在中唐早已广为流传，及至宋初传本错杂在所难免。黄庭坚认为得自唐代民间，所依版本则未必是《古今乐录》的传本，即便是，也很难说与郭茂倩依用的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等样传本。这也正是宋人即对该诗产生年代讼起纷争的历史背景。 问题直到现代，坚持《木兰诗》为唐诗的，仅据现存宋辑文本存在唐代才可能有的某些词语为证，总难免被指那不过是唐人修饰所为之故，只有反解郭茂倩的卷首按语，进而证伪诗题下的题注，才好确立己方观点。 因此，就有学者考究这个按语的“按”字，断然以为，古人为文因无标点，为避免混淆了引文、按语，直接引用称“曰”，间接引用称“云”，编者观点则习惯在前加一“按”字是为按语，以示文例井然有序。即由此肯定地认为，二十五卷这个按语未标明“《古今乐录》曰”，则表明智匠和尚的《古今乐录》不曾收有《木兰诗》，而是郭氏自别处辑录而来才加了这个按语。以此，为进而证伪《木兰诗》题注扫清障碍。 然而，我们从实际考察，这种以唐诗观点先入为主的考究，实际上并不能符合《乐府诗集》的真实状态。譬如： 《乐府诗集》卷二十四·汉横吹曲四，《刘生》（梁元帝）一篇的题注：“《乐府解题》（唐吴兢撰）曰：'刘生不知何代人，齐梁以来为《刘生》辞者，皆称其任侠豪放，周游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剑专征，为符节官所未详也。’按《古今乐录》曰：'梁鼓角横吹曲，有《东平刘生歌》，疑即此《刘生》也。’”这个题注中的“按”字后置文字也是郭氏按语。然而，到《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所辑梁鼓角横吹曲，《东平刘生歌》这个题下，只有“东平刘生安东子，树木稀，屋里无人看阿谁？”三句为残诗，既无作者，也无“《古今乐录》曰”的题注。则卷二十四题注“……按《古今乐录》曰：'梁鼓角横吹曲，有《东平刘生歌》，疑即此《刘生》也。’”，这条按语的意思明显就是：《古今乐录》所载的《东平刘生歌》，疑从《乐府解题》所说的刘生故事而来，而不是《古今乐录》曾有这样的题注。 笔者如此认定这条按语的另外理由，即《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这一卷目序言的“《古今乐录》曰”，是把《东平刘生歌》这一篇目，归类在“三曲有歌，十一曲亡”的“乐府胡吹旧曲”中的。也即《东平刘生歌》在《古今乐录》仅存三句残诗，智匠和尚在收辑这三句残诗时并无题注。则《乐府诗集》卷二十四《刘生》（梁元帝）题注中“《古今乐录》曰”后的文字，只是郭氏就“《乐府解题》曰（所载的故事）”生发的按语，而不是《古今乐录》有那样的题注。如果智匠和尚在《古今乐录》有题注的话，郭氏应该辑录在卷二十五的《东平刘生歌》题下。 这样剥析的结果，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持唐诗观点者所考究“按”“曰”之层次关系，在《乐府诗集》并非严格的分明定则。“《古今乐录》曰”在《乐府诗集》，就是对《古今乐录》所载内容或某项题注，作收录或举要说明而惯用的套语，套语之下并不都是照引《古今乐录》原有文字。卷二十五序言，是对《古今乐录》所收梁鼓角横吹曲各曲新旧和存失情况的分类说明，最后这个按语只是特别指出，其中有不知出处年代的《木兰》一曲。序言前已经统用了“《古今乐录》曰”的套语，作序者对套语相应包罗的某一内容详加个说明，是无需重复这个套语的。只有以唐诗为先入观点者，才去钻这个“按”字的牛角尖。 2·《乐府诗集》卷二十五可算是到卷末，才编排上【木兰诗二首】。这个排序的原因，不仅是因《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更重要的原因，是编者（不一定是郭茂倩）在这里同题并列了作者时代不同的两首《木兰诗》。这与《乐府诗集》所收其它同题异代的篇目，在编目和题注上是明显特殊而不一致的，读者尚需深加辨析。 3·从上两方面问题来看，【木兰诗二首】之下共用的题注，有可能是郭茂倩所依《古今乐录》传本里固有，他要像编排其它同题异代作品一样拆开二者，就不好共用这个题注，且更会给后世掩盖另一个重要问题（见下文）。若非因此，郭氏应该不会做此特殊编排。但若从另外角度看，而今所见这种篇目版式，又或可能是元代版本的问题，而并非郭氏原辑首肯。因为《木兰诗》所在《乐府诗集》卷二十五，宋版已经缺失。是郭氏抑或元代版本的问题，没有证据当然不能妄断，但笔者较倾向于是元版的问题。因为，郭氏在北宋，应该比元人见过更多北宋及前的《木兰诗》传本，就算不易澄清原诗与韦元甫续作的关系，至少不能把唐人韦元甫含混到南陈《古今乐录》的题注里。 可以肯定，陈释智匠原辑《古今乐录》，《木兰》名下不可能有相关韦元甫的题注，这一点郭茂倩当比后人更清楚。而到元代，《古今乐录》传本毁失殆尽（现在仅凭某碑可知元朝秘书监尚有藏本），如今《乐府诗集·木兰诗》实属元版部分。则其卷二十五序言“梁鼓角横吹曲”下，按语单讲《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而对韦元甫与该诗如何关系只字未涉，卷末倒呈现出特殊的编排和人事年代错谬的题注，则必定另有缘故。
三·题目与人物名称问题。 一般认为，“木兰诗”或“木兰辞”即该诗题目。但从段成式“《木兰》篇”和郭茂倩“按有《木兰》一曲”来看，即该诗题目原只有“木兰”两字。由此可以确信，“木兰”两字原本诗题。哪么，在此有何必要质疑该诗题目与诗中人物名称呢？ 在2015年专注于考校“明驼”之时，第一次看到韦元甫续作的《木兰诗》，开头“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笔者即感此语式和句意蹊跷不明，但在当时并未深究。待拙作《千里千年明驼路》发表之后（见《语文教学与研究》2016年4月上旬刊），再反复审读韦元甫的全诗，除演繁了一场功名主义，却并无多高文学价值。韦作也就是对古乐府《木兰》篇的一番附会解读，而于最后为其原无主人公姓名慨然疾呼“千古之名焉可灭！”从这末句的慨然疾呼，才正对应看出开头两句之意：“就是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在抱杼嗟叹，若否，试问还能叫什么又能另是谁呢？” 由此来看，见载《乐府诗集》的两诗共用题注：“《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其所表明的是《木兰》篇中原无主人公名字，是韦元甫本人或晚唐有其信徒，根据韦氏《木兰诗》，增窜修订了《古今乐录》某个传本的《木兰》篇，而致混杂讹夺流播后世。也即两诗必须一体共用这个题注，才好了解二者关系。若不是将“木兰”窜入原诗为人名，只是韦元甫续诗附录原诗之后，则这条题注最后的“入”字岂不赘余无用。 将“木兰”窜入原诗为人名，这也是个千古无人质疑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齐天举考校这一题注，据唐宋文籍中称人官号加姓名的惯例，非常有力的确证了这条题注应出自韦元甫本朝的人，而不能是宋朝郭茂倩所为。再到九十年代末，才有方舟子给美国迪士尼公司咨询的答文，辩驳齐天举以这条题注作证《木兰诗》原创在唐代。但二人均是从题注的句读或韦元甫官号称谓的时代性着眼，一点也没看到题注的语义实指。 古人已矣，历史湮没了好多事情，要证明这个问题，仅可确定的是，《木兰》的民歌原创主题，肯定是歌颂那样一位女儿形象的。哪为何原创竟然不具主人公名字呢？ 文本原生态的问题难于质证，倒是后人横生歧疑的穿凿附会，能从反面提示问题还能从何处去考量。譬如有网文解说木兰执意弃官还乡，是怕暴露女儿身，触犯欺君之罪。甚至有专家认定虞城元碑《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说她姓魏，凯旋后皇上要纳为妃而以死拒之。这就涉及到作品原生态的社会存在问题。 《木兰诗》最早不过是个街间传说十分简单的小人物事件。或者代父从军随师凯旋而归，或者去日不多得便回归故乡（“万里赴戎机……”一段酷似唐代边塞诗，从情节约略及叙事语言风格在全诗构成中的迥异来看，就值得怀疑是后人删补了一段格调不足的原唱），单只从军能够活着回来，这对一个在军界没有上层背景的女孩来说，已然很了不起。而此由街头艺人编演传唱成一首英雄赞歌，切实来讲，最初的事实肯定没有传唱的那么玄乎，具以真名实姓，人物原型及其亲友在邻里难免不堪之情，甚至招引官方加罪。这应该就是《木兰诗》原创不具人物姓名的原因所在。 而后世一些方志或各地庙祠，只不过该诗得盛唐盛传之后，多有地方官民传为神灵，修坟立庙，勒石碑记。然其官史不载，盖因究其乃一名曲而已，除依传言立庙奉祠，“孝烈将军”之名并无朝廷封诰载籍可据。单就俗传流行最广的“木兰”人物姓花，也没有谁在明人徐渭《四声猿》之前找到过任何根据。到今所存庙祠遗迹，则因现代名胜旅游利益，纷争木兰故里。
四·《木兰》作为汉译诗题的原生态实指。 诗题“木兰”的原生态实指究竟是什么？ “木兰”原非诗中人名，因为历来很少有人提及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亦是从无质疑。笔者2017年在《<木兰诗>关键存疑再探》首先提出（见《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28日15版），或因乏于论据而不足提醒当下。但这个问题，却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其背后所具该诗原生态的时代条件，或说决定并影响其原生与演化的时间与事物，总需搜寻，甄辨，扒梳，印证，方可明了。 1·“木兰”肯定是个名词，且在楚辞汉赋均有，是谓一种树木。 在西方植物学分类概念进入汉语之前，木兰是区别于白玉兰的一个树种，即其花蕾另有中药专名“辛夷”的紫玉兰。这在秦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已有见载，与该诗的“木兰”却不是一回事。因为，紫玉兰原生在南方，不宜移植。古人没有现代植保及远途速运能力，除野生一般只在南方有宫廷府第园艺栽培。南北朝时期，北魏版图内不会有木兰树大量移植，足以在某地成为兴起一首民歌的题名。 而要从北魏鲜卑语，或者以鲜卑语时期北魏的某地方言来说，最有可能记音为汉字“木兰”的原生物种，算来只有根皮在中药称丹皮的牡丹最宜。 2·秦汉药典《神农本草经》，最早确认牡丹原产丹州、延州等地。这两个州名虽为后世窜入该书，但上世纪七十年代武威出土东汉圹墓医简，有治瘀药方载有牡丹药名，足证药名“牡丹”东汉已有。事实也是，丹、延两州，即今陕北延安一带，乃观赏牡丹栽培之前药用牡丹原生地无可置疑。 且此两州位临咸阳直通鄂尔多斯的秦直道南段，秦汉属上郡，汉民久居。及至北魏，其地与汉文化中心地带沟通方便，相比其他鲜卑地域与汉文化的差异肯定要小很多，两族语言相互影响、交融的结果也就大了很多。 3·据后世花谱之类记述，牡丹本无名，俗称“木芍药”。作为观赏花卉，在中原栽培盛行之前，竟然无名而俗称“木芍药”。这只能说明，最早引种牡丹为花圃观赏者，虽原种地有称“木兰”，却不能直译过来而与江南珍贵花木紫玉兰所称“木兰”重复。一直到花匠从医界找到这种植物的可译用名称，牡丹为王，芍药为相，才成为花谱定论。 4·在上古部族语言中，“木兰”有谓鹿。汉字“鹿”与其“木”通音，“兰”是上古操黏着语部族语言中修饰缀音。这个缀音在今河北元氏县方言还有大量使用。如作动词缀音，“吃兰，喝兰；打兰，骂兰；活兰，死兰；拿兰，扔兰；偷兰，抢兰……”，等等等等，以单词在口语问答中常见，有时也以两三个单词并列作类比或排比句用。作形容词缀音，“大兰，小兰；好兰，坏兰；长兰、短兰；香兰，臭兰；有兰，没兰；赢兰，输兰；多兰，少兰；盛不下兰，装不满兰……”等等等等，这个缀音与作动词缀音语用相同，相当于现代汉语完成式（结果式）的助词“了”。但作名词缀音时，却多作词本义相类相关词义的定语后置。如“（待客要准备）酒兰，菜兰，鱼儿兰，鸡儿兰……；（做饭必需）油兰，盐兰，米兰，面兰……；（厨房必置）锅兰，碗兰，瓢兰，盆兰；（打仗所用）枪兰，炮兰，飞机兰，坦克兰……”，这些相关类别名词罗列由每个名词缀音“兰”定义其指代相类或相属，但在相应口语实用中，语用者一般只列举最惯用的一到两个名词，这个“兰”字缀音，也即具备复指相关的语义，关键作用是表达相关类同义项不复赘举。也就是说，方言中“兰”作名词缀音，对词义中心语素的修饰主要具有令词义泛指的意义，即被修饰词本义并非中心语素的确指，而是相类指称的一种例举。 而汉字形成，本质上是用单体象形符号简化、压缩、固定音节的一种语义文字化过程。即我华夏各部落族群最早的文字，并不都是从语音初创的，这种现象在甲骨文时代尤为突出。那时的语言与文字有严重的隔离，商周之前能精通解说这种文字记述的，只有为天授神权统治效忠的巫师。直到本是羌戎部族伐定天下的西周,裂土分茅在华夏大地封建诸侯王国，才形成游牧猎获部落与农耕定居部落语言交融的最繁密时期，也才于华夏版图意义上广泛地奠定了整个汉语的文字构词基础。汉字“鹿”早在甲骨文就有，其义最早赋形甲骨文字，其语音应源自周前华夏某部族的口语，则其语源上未必没有口语缀音。 从阿尔泰语系对汉语的影响来讲，最后来的满语，“木兰围场”语出当在蒙元时代，因为那座皇家秋狝园林是蒙元开创的，“木兰”指“哨鹿”，“哨鹿”非真鹿，“兰”为缀音即相类之意。这便是阿尔泰语系与汉语有“木-鹿”音义相通的最后证据。 这样来看，从华夏先民懂得活体鹿角每割取可如韭菜复生，牡丹在自然原生地本来只是薪柴亦可割而复生，则牡丹在先秦时代才便有了“鹿韭”的别名。这也便是秦汉《神农本草经》附载牡丹别名“鹿韭”的汉语原义，更可视为后世鲜卑语“木兰”与汉语“牡丹”存在音义关联的书证。这两者的音义关系，最晚在东汉以前牡丹原生地早就有了不同部族间的语言交融。 诗题“木兰”与汉语“牡丹”音义源出于“鹿”，却同指一种花木，应该是“鹿韭”所含词义在其间起着关键的作用。东汉医简药名牡丹应晚于《神农本草经》附载的别名“鹿韭”，则“木兰=鹿韭”是从口语语义到汉字词形的书写。而“牡丹”稍晚于此，乃医界从牡丹原产地口语“木兰”音译而来，同时也不能排除更因其生物性状用了表述雄性的“牡”字（李时珍说“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其花红故谓丹”）。不管怎么说，花匠栽培观赏牡丹始于南北朝，曾不能对音直译“木兰”而称木芍药，后才从医界找到堪表意象华贵的“牡丹”这个名称。鲜卑语umran一词音译“木兰”，义为富裕之意,该词传入突厥各民族，意思是财富、富贵。这与中国牡丹花语之荣华富贵相应，任谁也难说只是巧合。 在此，“木兰”与“牡丹”音近义同，仅从《木兰诗》来讲,就是一对异形词。就算不确定牡丹花语与鲜卑语“木兰”在后世突厥语的音义同源，仅从汉字词形讲，牡字义为雄性，丹为花之品色，惟其可喻男子汉一样的女孩，于民歌起兴一少女男装呈勇沙场的英雄品质，亦足恰切而神妙！ 而且，如今延安市西南十几公里，有一“花塬（源）头村”。其地不仅有木兰祠、木兰墓，还有一架万花山，现仍存有数万株野生牡丹。山上有千年古柏一株，与百来米宽、数百米长一道平坦山梁，叫跑马梁，相传为木兰骑射习武之地。是风物殊可参照！ 综上观点，该诗原创，也就是以此花名为题，不具人物姓名，为民家少女替父从军唱诵了一曲赞歌！
五·扑朔迷离的佐证。 部编《语文》课本《木兰诗》，“扑朔”的注释是：“据说，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动弹，雌兔两只眼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扑朔，动弹。迷离，眯着眼。”此前，2000年人教版的“据说”是：“兔子静卧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爬搔，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而1956年叶圣陶主校初中《文学》课本的注释则是：“这两句写兔子静止时候的状态：雄兔比较好动，静止的时候两只前脚也常是爬爬搔搔的；雌兔比较好静，静止的时候，两只眼睛也常常是眯着的。它们一跑起来，就看不出这个区别了。……扑朔，爬搔的样子。迷离，朦胧的样子。” 由此可见，本世纪初的学生课本，还沿用上世纪五十年代说法，谓“扑朔”即“爬搔”。而今部编本，可能需以兔子非静卧的状态，来规避“静止”“静卧”之静态无以说“爬搔”的质疑，便改作把兔子提起来使悬半空，然悬空“爬搔”失于及物，则进而改“爬搔”为“动弹”，亦可谓用心良苦。但这种解释，既无史籍依据，更无实操验证可凭。现在养宠物兔的多了，没有谁能相信这种操作，不验看阴部就能分辨兔子雌雄。而该诗创作决不可以涉言性器，亵渎少女英雄。 哪么，“扑朔”何义，究竟如何解释？ 2019年初，笔者曾发文《说说扑朔迷离》，偏执于求证“扑朔”在该诗与北魏鲜卑语的关联，牵强于口语方言在彼时的可能关系。最近就本文的修订，请教社科院语言学教授聂鸿音老师，方知现存北地方言口语kuchuo，发音与鲜卑语完全不能相通。笔者就此前误说，在此向读者郑重道歉！ 但是，《木兰诗》中“扑朔”，肯定是个方言口语。撇开与北魏鲜卑语可能存在的关系，单从汉语讲，却没谁在《木兰诗》之前有过创建性的应用。“扑朔”究竟何义，我们且从汉语书证来说。 扑，本义击、打。《史记-卷八六·荆轲传》：“（高渐离）举筑扑秦皇帝，不中。”其中的“扑”，肯定是狠命的击打。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扑”字只有一个解释：“挨也。从手菐声。蒲角切。”显然就不是狠命击打之原义。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挨也。撲与扑、义皆別。”也就是说，“扑”在东汉已有轻拍拂拭之义。 “朔”在《说文解字》：“月一日始苏也。从月屰声。”而事实上，“屰”音ji，在“朔”字不可以算是声符偏旁，而“月”才是音义兼具的偏旁。因为“屰”即戟之本字，由戟戕月，“朔”字本指月亮被灭失的黑夜。而阴历只有每月初一晚上必定没有月亮，是初一谓之“朔”。又《尚书·尧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是北方五行色属黑，月亮也从不出现在北方，“朔”即亦用谓指北方。 这样来看，“扑”“朔”分两字来讲，各自本义并不能构成同一语素，即东汉《说文解字》时，还不能形成“扑朔”这个汉字动词。而且，从史籍检索，也无谁在北魏之前创建过“扑朔”一词。且自《木兰诗》发生于北魏，后世更无人能从汉字本义正确解释“扑朔”一词。所以，“扑朔”当可确定为《木兰诗》的一个原创，来源则只能是民间口语的记音。也因此，自南北朝至今，于汉语文字学源流上无从正解。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考查到，“朔”的同音而近义于“扑”的“搠”字，到元明时代才较多出现。而音近于“搠”含义有“扑”原义的“戳”，《说文解字》未收，元编《宋史·卷二〇一·刑法志三》：“苏州民张朝之从兄以枪戳死朝父，……”之后才多有见用。而另外，《说文解字》即曾收纳的一个同音字“槊”，则明显是武器长矛的一种，碍难与兔脚相匹成用。因此，“朔”便成当初翻译民歌口语而要规避记音字面歧义发生的不二选择。 哪么，为什么意思为击打的“扑”字后有个“朔”呢？这是口语实词的缀音问题。在汉语，实词缀音一方面属于方言发音，另方面受上古操黏着语部族的多音节遗存影响。这个“朔”就是“扑”本义在口语的缀音。而且这个缀音含有“戳”的语义，用于戳击的长兵器“槊”，在东汉或前造字即由此义也很明显。 “扑”字原义狠命击打，及在《史记·刺客传》的读音，大约是被宋初徐铉等人修订《说文解字》时删除了。删除原因，当是自东汉许慎有这个“挨也”的解释后，“扑”字便多用于非狠命的拍打之意，如再保留其它原义或被认为累赘，就像现代有些字典对待古有多义的汉字一样。就是说，北魏创建的“扑朔”一词，即“扑”的非狠命击打的语义，是从口语记音而来的汉字联绵词，也即从《木兰诗》原创民歌音译而来。由于南朝及唐代训诂缺乏这方面的语言学认知，一个无解的联绵词形式的动词，也便无法推广应用。 然而，《木兰诗》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绝非一般，总会有人欲想寻征近义字面，改造“扑朔”推广应用，也就发生了另外近音的“扑握”一词，或以为两字都是上古有例的动词便好解释。宋初编成的《文苑英华》所收录的《木兰诗》文本，该句就作“雄兔脚扑握”。虽不曾见唐代有用“扑握”的其它例证，但这个“扑握”在《文苑英华》的文本出现，也必是宋前有人妄为乖巧而对该诗的一种修订。因“握”音近“朔”，且在北齐便见有称为“握槊”的棋类博戏，从音而转义改造“扑朔”，以企于古可征。然而问题却是兔脚不成握，“扑握”就只是形成了一种译音的错杂，为大宋的诗人们增加了一个指称兔子的代词，而不能表述兔子“脚扑朔”的实义。梅尧臣《和永叔内翰戏答》：“固胜兔子固胜鹤，四蹄扑握长啄啄。”不唯梅尧臣轻信宋前《木兰诗》某种传本妄为乖巧的“扑握”，梅氏之后还有一些诗人亦曾趋从引用。甚至有后人妄解“扑握”为兔子脚毛丛生或蓬松貌。 事实上，兔子在惊惧、发怒、兴奋、撒欢或有似警示什么时，经常会有一种特异于其他动物的行为，就是用一条后腿跺脚拍地，发出“砰”的一下声响。这动作，兔子安顿时能发，慢走或快跑时也都能发，或只一下，或稍顿续发，但都极简短快速，让人几乎来不及看准是哪只脚拍地的。然此动作却是雌雄都会，只一种情形，公兔骚扰母兔，抵近、环绕、欺身、跳跃……各种躁动，间或会用后脚拍地，发那种“砰”一下的声响，调戏不理不睬眼神迷离而并不在发情期的母兔。 兔子跺脚拍地发声，本是一种雌雄皆能的普通行为。该诗原创是将兔子的这种一般行为，措用于特定情形时雄兔的性状表述，可算是一种模糊表述的修辞手法，从而避免字面的歧生亵意。 “扑朔”在《木兰诗》，就是兔子用一条后腿跺脚拍地。之所以至今无解，盖因历代诠释者都乏于了解兔子这一行为性状，也更说明原诗产自民间说唱，而非文人原创。“扑朔”是从原创而来民间口语的一个记音词，无论原创发生的当时当地民间以鲜卑还是汉族口语为主，在考证相应时代词语时，汉夷语汇交融的历史背景却是回避不了的。 从拓跋氏拥有陕北到文帝改制汉化，两族语言的民间融汇，在时间和规模上都是不容忽视的。虽然期间民用口语的交融不易寻证（因鲜卑语在北魏并没创立文字系统），孝文帝前官方典章就以汉字著录却是事实。此前笔者偏执于民间口语关系的求证虽然失败，而本文单从汉字对“扑朔”的求证，还是脱离不开那个时代乃至上古部族语言的俗用口语背景。无论该诗汉译版本最早在孝文帝之前还是之后，但从南朝到隋唐汉语，不曾发生与“扑朔”字面同音同义的其它用例，也不曾有谁能正确解释过“扑朔”，则此亦可佐证该诗的产生不在南朝与隋唐。
从有《木兰诗》以来，不曾有谁确切解释过诗题《木兰》，及其原生态最具证据价值的“明驼”一词，同样也没谁考证得这个“扑朔”的来历。这三点也就是该诗原创的原生态证据。而今所见文本中存在诸多南朝以来才可能有的词语，都只能算是这首北魏原创歌辞被广为汉化的史迹。 不惟前世不见，且是后世仿冒不来的东西，或可成为推不翻的原创原生态证据。本文无意自我抄袭，谨以笔者近年所发相关《木兰诗》之拙见，做此梳理总结，恳乞学界对该诗原生态史存能有一些更具学理的讨论。
后记: 本文2018年冬初稿，题名《<木兰诗>原生态存证摭拾》，其后每年数次修改、投稿无果。今次修订，文本定稿，题名亦改，惟企方家赐教。嗟乎，自1994年着眼此事，忽已28载，个人病躯身老，复无心力。2022.03.08。
作 联系地址：河北省元氏县北褚乡西褚村。 邮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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