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 镜子里的潜行者 “塔可夫斯基是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忠实于电影本性的语言,捕捉生命如同镜像、如同梦境。” ——英格玛·伯格曼 “糟糕的一天。我感到很迷茫,心中充满沮丧……和恐惧……我不能生活在俄罗斯,也不能真正生活在这里。” 1983年5月25日,罗马,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 日记中这“糟糕”的一天,在他同期的纪录片《雕刻时光》中被更具体地记录了下来。 那时候他总是呆在阴暗的房间里,动辄枯坐一小时,同行的意大利编剧托尼洛不理解他为什么会“痴迷于这个房间”。而这种不理解也或是一种误读,就像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真正迷茫和恐惧的,并非回不去那片土地,而是回不去那个真实的故乡。 和很多苏联艺术家一样,塔可夫斯基是被迫离开的。 在此之前,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叶尔马什对他的电影展开了毫无根据的审查。 叶尔马什的梦想是打造一座“苏维埃好莱坞”。因此,他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擅长好莱坞大片风格的导演,比如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得主谢尔盖·邦达尔丘克。 像塔可夫斯基这样影响力大又不听话的导演自然是眼中钉,甚至他还任命邦达尔丘克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以确保塔可夫斯基的《乡愁》无缘金棕榈。 就像在 1983年9月16日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这无疑是“最不能接受的”。他不得不前往巴黎开始了流亡岁月。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苏联政府“特赦”家人去巴黎探望,塔可夫斯基一度还把陪同的使馆人员错认成克格勃。 1986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因癌症在巴黎去世。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国家开始改革,叶尔马什被降职并提前退休。 在他去世之后,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还恢复了他的半官方职务,苏联电影界对他的态度从原先的羞辱排斥,转变为近乎奉承的夸赞,偶像式的崇拜和对流亡艺术家身份的猎奇,人们开始将塔可夫斯基奉若神明。 诞生、禁锢、毁灭、沉默,都是某一种缺席,或者,在那个关于回不去的故事里,他早就知道,自己将永远是一个在历史、宗教、民族中的潜行者,他需要用电影这面镜子让它们回来。 只有电影这面镜子。 昨天4月4日,是塔可夫斯基90岁诞辰。 缘起——父亲的缺席 烙印——回不去的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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