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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脉——走进五楼遗址

 A老虎 2022-04-05

依山傍水的“ 长安江南”

——走进五楼遗址

巍巍终南,汤汤沣水。

沣河出沣峪口,经大峪、 王莽、 杜曲等地,渐流渐宽,渐流渐缓,及至五星街道,已然水光若镜,蒹葭苍苍。水清草盛之地,自古便是宜居之所。于是,在沣河东岸,繁衍出一个大村落来。

这个村落,便是五楼村。

提起五楼村,我们知道更多的是其依水傍山的秀美风光,以及诸多钓鱼人向往的那一大片水域— — 五百亩的五楼湾。但是,如果你知道在这一片“ 长安江南”的土地上,五六千年之前便有先民的生活印迹,五千年来传唱着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的话,无疑,你会相信,这里真的是一方兼容自然和谐之美与历史文化之韵的风水宝地。

父系社会时期的五楼人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而这个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根在陕西,在西安,在绕长安的八水。提起发祥于浐灞之滨的半坡文化,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与之可以遥相呼应的,还有位于今西安西边沣河之滨的五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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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研究显示:半坡文化距今约六千多年,而五楼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半坡文化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体现,而五楼文化却已经呈现新石器时代父系社会的显著特征。

五楼村遗址与半坡遗址,不但时代相近,连发现的年代,也惊人地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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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在今天的五楼村村北,距沣河河岸约150米的地方,一处原始居民遗迹重见天日。在文物繁多的陕西,此类文化遗址的出土,和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一样,都有着相似的故事— — 某个村民,不经意间一锄头下去,便发现了某个历史文化的宝藏。五楼村遗址,便在一个村民的一锄头下惊动了考古界。

经过专家团队细致的考古挖掘,这片南北长约700米、东西宽约400米的遗址区域得以完整呈现。浐河边的半坡遗址,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总计面积一万平方米。而五楼村遗址的发掘面积,接近三十万平方米。面积比半坡遗址更大的五楼村遗址之所以不及前者著名,主要在于半坡遗址出土的文物更加丰富全面,除了生产生活用具外,还有房屋、圈栏、窖穴、 墓葬等生活场所。

但是,五楼村遗址出土的文物并不比半坡逊色多少。在这片宽阔的遗址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的木炭、螺壳、石斧、石锛、陶纺轮等生产工具,以及骨针、骨锥、陶斗等生活用具,还有黍、稷、麦等植物的种子。

借助这些出土文物,我们的目光穿越五千年的时空,聚焦到当年的五楼,聚焦于当年那些五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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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下、沣河之滨,五楼原始人临河而居、 向山而作。在水草茂盛的沣河里捕鱼捉虾、 挖螺捞蚌,在河边肥沃的土地里种黍植稷、割麦收菽,在不远的南山上捕鹿捉兔、撵熊追虎。他们的工具,是自凿的石斧石锛,是自磨的骨锥骨针,是自制的陶器陶具,他们身上已经告别了树叶草裙,穿的是自己种的麻纺麻制的御寒蔽体之衣。

大自然赐予五楼原始人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依靠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顽强勇敢的生存意志,五楼人在这里一代代繁衍生息,留下属于自己的生活印迹。他们一步步走入新石器时代,走入父系社会。在沣河的下游,还有着与他们生活生产方式相近的客省庄人。也许,五楼人和客省庄人都是从东边的半坡迁徙进化而来,他们沿着沣河捕鱼,在不经意间产生了交集;或者在沿着秦岭狩猎时,五楼人和半坡人实现了时空和区域的交换。

每一个清晨,沣河的鸟鸣召唤着新一天的开始,女人们开始为男人准备出行的工具和餐食,男人们结伴走向田野或山川。每一个傍晚,秦岭的晚霞映照着狩猎归来的男人,他们的肩头扛着一天的收成,女人们正守在袅袅炊烟旁,遥望着夕阳为壮士们绘就的健壮剪影。

1956年,五楼村遗址获批成为陕西省首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保存完好的五楼村遗址依然默默地存在着,听身畔沣河的水日复一日地轻轻流淌,看远处秦岭绿了又青、青了又绿,五千年的古村落故事,正在山水间娓娓道来。

五楼名字的来历

今天的五楼村,坐落在沣河东岸,南北长2.5公里,东西宽2公里,西太公路穿村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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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楼村原本不是一个村,即便按今天的行政设置依然也不是一个村,而是由四个村庄组成的一片村落。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五楼不是五个村而是四个村?

探究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若干年前,五楼确实是五个村庄,分别是张家堡、姜家堡、周家堡、刘家堡和庵前堡。20世纪50年代,刘家堡、庵前堡合并成为庵刘堡一个村,后又改名安刘堡, “ 五堡”因此变成了“ 四堡”。

变成“ 四堡”之后,四个村子的行政各自独立,地域却依旧互相融合,地处南边的安刘堡和周家堡一东一西,唇齿相依。安刘堡北边是姜家堡,姜家堡再向北是张家堡。张家堡村貌最为特殊,东西狭长,西头向南延伸后和周家堡连成一片,从西到北又对姜家堡呈现半环抱姿态。所以,确切地说,五楼实为张家堡、 姜家堡、安刘堡、周家堡四个行政村的自然融合,故而当地有“ 五楼四村” 一说。

五楼村村名来历,历来版本较多— —

一说是原来的五个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座城楼,故名“ 五楼”。此说法最有说服力,一是五楼原来的五个村子都以“ 堡”命名。汉语词典中对“ 堡” 的解释中,有一项便是“ 有城墙的村镇”。有城墙便有城楼,“ 五楼”一说,自然再恰当不过。

此外,这个说法在关中村落的传承演变史中,也能得到印证。历史上,关中战乱多发,临近秦岭的村子又常遇匪患,很多村子便想办法自保。陈忠实先生史诗级巨作《白鹿原》中的白鹿村,便一直有修城墙和城楼的传统。想必五楼村的五个村子也是如此,高修墙,广积粮,墙上开门洞,门洞上修城楼,同时自发成立村民自卫队,御战乱匪患、野兽侵袭,在村与村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起到缓冲阻挡。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五楼村民,白天从城楼下的门洞鱼贯而出走向田野和大山,晚上又从城楼下的门洞鱼贯而入后关上大门。夜晚,精壮小伙们打着火把沿着高墙轮流巡夜,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刻敲响大锣,妇孺老幼躲进地窖,男人们扛起刀叉,同仇敌忾抵御外敌。更多的时候安宁无事,古老的村落沉浸在劳作一天后的宁静之中,巡夜的小伙借着夜色,看沣河波光映照着月光,时而有鱼儿腾出水面,看田野里包谷不断挺拔着身姿拔节生长,看秦岭在夜色中勾勒着厚实的轮廓,庄稼人的踏实感油然而生,吊一吊嗓子,吼两句秦腔,劳作一天的辛苦,奔波守夜的疲惫,全都融化在一种踏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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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的另一个版本,是说这里原本并没有五座城楼,而是只有一座。这座楼叫五凤楼,楼体雄伟,装饰华丽,村子因而得名“ 五凤楼村”。时间久了,大家觉得“ 五凤楼村”说着麻烦,便简化成了“ 五楼”。

这个传说,代表着村民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景。

凤凰自古便是神鸟,一直就是美好的象征,百鸟朝凤,丹凤朝阳,有凤来仪,千百年来,在五楼村村民的心中,盼望着神凤带来吉祥,带来安康, 带来安居乐业。一只凤远远不够,五只凤才能代表东南西北中,也寓意着五谷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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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造字


五楼名字的来历

另外两个关于村名来历的说法,认可度就相对较低了。一说是一般交叉路多是四个路口,而此地因为有五个村,到了村子中心区各走一条路,便形成了五个路口,因此村名是从“ 五路口”谐音而来。还有一说,此地原属姜留村。据宋《长安志》记载,“ 大宁寺,在县西南五十里江留村,唐灵感寺也。”因此,也有专家认为“ 五楼村”应为“ 五留村”的谐音。

从故事中一路走来的五楼村人,普遍更认可前两种说法,因为五楼村是一个有历史文化传承的村落。

如果说,五楼的名字是第一个故事的话,那么,五楼的第二个故事,便是传承。

有关五楼村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唐时此地便叫五楼村。婚丧嫁娶,结亲联姻,五楼村村民往来密切,在村落自然融合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着人与人的融合。到了明代,五楼村“ 升级” 为五楼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级别,五楼的规模和繁华可见一斑。清朝又在此设五楼厫。厫,粮仓也,可见此处作物收成之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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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五楼又叫周家庄。到了清朝嘉庆年间,《长安县志》称此地为周家堡,原因是五楼人里周姓者居多。村里的周姓人从何而来?村中人口口相传,都说是唐朝初年从山西迁徙来的。周家先祖过黄河、 溯渭河,又进入沣河流域,一路走一路看,终于发现了这处宜居之所,便依河建村,世世代代居住于此。村民的生产生活以务农为主,但又因为有着沣河的先天资源,闲时打点鱼虾,或割取河道里的芦苇织成席子变卖,贴补家用,久而久之编织席子竟成了主要副业。

土肥水盛,又有副业,如果没有兵荒马乱的骚扰,村民日子整体过得不错。生活安逸,便有了精神追求,也有了祭祀先祖、传承族谱的念想。于是,祠堂修起来了,庙宇修起来了。从明朝到民国,村里的祠堂和庙宇常建常修。在五楼人的观念里,做事情,要做就要做好。所以,祠堂要修好,庙宇也要修好。虽然五楼祠堂已经在动荡年代毁之一炬,今天已然难觅踪迹,但五楼祠堂的讲究一直刻在五楼人的记忆中— — 前后五进的房子雕梁画栋、飞檐反宇, 一直以来都在周遭十分有名,常有能工巧匠慕名前来取经。

因为五楼祠堂地方大、房屋多,便常常被公所、学堂、军队等借用。后来,五楼地区农民协会就在这里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 风搅雪”。

五楼村中像祠堂一样精致的还有庙宇。修庙所用材料的费用,全部由村民捐赠。今天在五楼村仍然能看到尚存的三间庙宇,虽然梁柱已然色泽陈旧,但斑驳之中,仍然能看到精致的雕刻。据村里老人讲,这个庙原本共有五间,坐北向南,庙身下用土台垫高,比村民住房地基高出一米左右,以示村民的虔诚和尊崇。

五楼红色文化

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五楼村,也有着五千年的奋斗史。

追随历史的潮流,接受命运的考验,追求国家民族的崛起,五楼村人,从来没缺席过。抗争、奋斗,是五楼村的另一个故事。

《白鹿原》里的白鹿村,是关中农村不断抗争发展的一个缩影。而沣河东岸的五楼村,故事一点不比白鹿村单薄。

图片(李艮)

远古时代,先民们与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古代,村民们与兵荒马乱的岁月抗争;近代,先贤志士们又带领五楼村村民为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抗争。其中,革命先烈张新法、康居仁、徐汉儒、李艮等人,都先后在五楼传播革命思想、建立农民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1926年,五楼村来了一群让村民感觉“ 不太一样”的人。他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播了很多村民之前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和新思想,很快便和村民们打成一片。这群人中为首的,是一个叫李艮的年轻人。

李艮,1908年出生于长安县( 今长安区) 姜仁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0年考入长安县府君庙小学。1926年春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刚刚入党的李艮,便接到了党组织委派的重任— — 到五楼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

带着党组织的重托,李艮和战友一进入五楼,便掀起了革命斗争的“ 风搅雪”。《长安县志》对此有这样的记载:李艮把五楼地区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并迅速波及户县(今鄠邑区)、咸阳等地。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五楼成立了党支部。紧接着,一个个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在附近村庄相继诞生,中共五楼区委员会随之顺势而生,李艮出任中共长安县五楼区委书记。

在中共五楼区委领导和指导下,五楼地区农民协会成立,农民武装也得以建立。抗粮抗捐、减租反霸等革命活动,在五楼开展得如火如荼。其中,公审处决横行乡里、坑害群众的恶绅乡霸张林旺堪为典型。张林旺在五楼一带长期聚赌放贷,鱼肉乡里。农协责令其退还赃款,张林旺态度蛮横,抗拒不退。五楼区委和农协报省党部批准,一方面张贴布告,列举张林旺的种种罪恶;一方面经过充分准备,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当场处决恶霸张林旺,大快人心。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长安区尤其是五楼地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 十大阎罗”、捣毁五楼厫、处死“ 黑毒虫”等革命活动,在革命低潮时继续着, 迸发出燎原的星星之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进新时代的五楼村,不断焕发出勃勃新生机。

五楼,这个文明古老、故事多多的村落,在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在传承好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同时,借助先天自然优势和后天建立的有利条件,厚积薄发,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 五楼文明”。

宽敞的房屋,整洁的村道,多元的产业,与山水自然融合的生态,无不诉说着新时代五楼村的变迁发展,五楼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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