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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华 | 我的长征 (一)

 轻松悦分享 2022-04-05


作者简介:孙建华,1947年11月20日出生,前检察官,1966年徒步万里长征路(19岁);三次横渡琼州海峡;2002年、2003年参加海南三亚国际铁人三项赛,获得老年组冠军;70岁时从海口骑车出发,沿着自己人生成长道路,历经13个省,上了长白山,用时一百天,骑行6700公里。

孙老先生写于2008年的“我的长征”,2万来字。为方便阅读,分几次发布。本次发布4500字左右,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我的长征

文 | 孙建华

“我的长征”是我对“红军长征”的自身体验,是我快乐人生的行为方式,是我改造命运丰富自我的人生追求。我小时候读的陈昌奉撰写的《跟随毛主席长征》和我后来精读的《毛泽东选集》,使我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厚重历史有了认识。红军在绝境中用神奇般的信念,战胜了生命的极限,生存下来。战胜了蒋介石调集的数百万大军围追堵截。红一方面军在突破湘江以后损失大半,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广西、贵州、湖南三省交界的十万大山,在通道会议[1]上否定了共产国际李德,关于湘西北上的错误主张。西进贵州,在黎平召开紧急会议,意向在贵州、四川边界国民党统治薄弱区寻机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而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解决了红军领导权问题。从此,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挥下,三过娄山关,四渡赤水河,打破了蒋介石布局,回师遵义城,擦边过贵阳,奔云南昆明虚晃一枪,改道进入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无人区,从蒋介石的军事地图上消失。走过草地,躲过了张国焘的阴谋残杀,继续北上突破腊子口,终于在陕甘宁边区与刘志丹部队会师保存了红军精英。党中央在延安发展壮大,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成为全国抗战和解放全中国的力量源泉。这其中包含的细节和神奇,是没有人能从全方位说清楚的。

红军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被世界公认是军事史上不朽的史诗。

我的长征,是从1964 年到通化一高中读书时开始的。我多次自己长途跋涉,从通化沿铁路线和浑江江岸走回砟子煤矿。身背玉米面饼子,天不亮就上路。路上要走80公里,饿了就啃饼子,渴了就在浑江边用手捧江水喝。没有烦恼,一路高歌,有哗哗的大江流水伴奏,有耸立的高山峡谷伴唱(歌声的回音),布谷鸟领衔为我欢呼,小松鼠敏捷地在松枝上跳动,时而蹲在树杈上向我瞪着圆溜溜小眼睛,审视着我的举动。这陶冶了我的情操,磨练了我的意志,为我今后体验更远的长征路打下了基础。

一 踏上长征路

1966年11月,我踏上了红军走过的路。

1966年5月,中共中央5.16通知标志着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学生中出现了“红卫兵”(含义,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卫兵)。开始的红卫兵就像评选三好学生一样,我是首批被评选的“红卫兵”的。

1966年8月,毛主席开始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1966年9月10日我作为通化一高中红卫兵代表多人,有组织地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各地接待红卫兵工作秩序井然。路过沈阳中转时,被安排在沈阳市第二中学,在学生食堂用餐,睡在教室的地铺上。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在德胜门外的马店小学食宿。9月15日那天,天不亮就在解放军的带领下进入天安门广场,我的位置大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北100米的左方。当时的场面壮观,天安门广场成为红卫兵的海洋,红旗招展,热血沸腾。我只能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站着很多人,多数是穿军装的,看不清人的脸。上午8时,广播里传出播音:“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顿时,天安门广场成为欢腾的海洋。红卫兵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不停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激情四溢,热泪盈眶。我和张国昌同学都是小个子,在欢呼的人群中被挤得东倒西歪,只能看到天安门,时隐时现地能看到天安门上的人,看不清哪位是毛主席。还是张国昌有心计,他让我先把他扛在肩上,等他看完毛主席,他再扛着我看。我实实在在地把张国昌扛起来了,张国昌激动得大喊:“看见啦!看见啦!”一个劲地喊,就是不下来。等张国昌下来的时候,人群已经乱了,红卫兵们潮水般地向天安门涌去。张国昌也不见了,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是被踩掉的鞋和顾不得携带的随身用品。我一个人回到马店小学的住处。

10月21日,大连海运学校有13位红卫兵,没有乘火车,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步行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伯达接见。10月22日人民日报一版通栏大标题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红卫兵到群众中去,学习工农群众;到大风大浪里去,经风雨见世面,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立刻被《社论》吸引了,想在马店小学组织通化一高中的红卫兵代表从北京长征回通化。我说了意向以后,没有同学响应。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同学向我提供信息,说清华大学有一张海报,要组织《万里长征红卫军》重走红军长征路。我立即来到清华大学找到了海报,当即报了名。当时报名的人不多,大概有40多人。发起人为首的是清华大学学生,湖南嘉禾人雷忠东。组织者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叶家鑫、范永祥、刘海轩。报名者多数是北京的学生,有北京体院的,有女34中的。外地的红卫兵多数是上海的,山东济南、济宁的,黑龙江大庆石油学校的,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人报名。当时报名条件,必须是红卫兵,年龄在18岁以上。有几位年龄小的女学生在报名的时候受到了阻拦,因为年龄小,担心她们在长征路上顶不住,她们好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叫着,指着另一位年龄小的女学生说:“她16岁能参加,我们和她年龄差不多,为什么不能报名?”那位被指的女同学是一位身着军装的北京女孩,她是最早报名的,被那几位大学生任命为宣传部长。那时身穿军装是红卫兵的时尚,全社会都崇尚人民解放军,既然是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当然要穿军装了。当时越是旧一点的军装,越是被青睐,被认为是真的军装,父辈一定是军人,受人尊重。其实除了家中有军人的能穿上军装以外,全都是自行购置的仿制品。我后来知道,那位身穿军装的北京女孩是北京市门头沟中学初三学生,她的名字叫李爱平,他的父亲是铁道兵部队的成员。因为李爱平的年龄问题,那几位大学生不得不作出让步,一些不到18岁的学生也挤了进来。

雷忠东是总负责人,用他那沙哑的嗓音给我们开会。不愧是清华学子,讲话流利,思路清晰,没有做作,极有效率地讲清了长征的意义,队伍名称,组织机构,物资准备,集结地点,个人携带物品,注意事项等等。根据他的部署,组织机构成员按照分工,有的负责制作“万里长征红卫军  红卫兵”袖标,有的负责制作“万里长征红卫军”队旗。清华大学赠送了一些草绿色军用棉大衣。济南铁路技校的同学到铁道部申请了200元钱,购置收音机和油印机作路上宣传用。极其重要的是,那位叫李爱平的北京女孩,凭着他的口才,硬是从解放军总参谋部要来两份长征路段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经过几天的分头准备,一切准备就绪,1966年10月26日,我们40多人在北京站乘火车到了上海。在上海人数增加到80多人,当日转乘火车到了江西省鹰潭火车站,下了火车又改乘帆布篷的卡车,进入了毛主席当年带领红军四次反围剿的地区。汽车在广昌休息时,我们从汽车上下来,看到农民在场院里打豆子,我们从农民手中抢过工具,围在一起帮农民打豆子。我们赶到了瑞金县城,住瑞金县第一中学,开始了7天的长征集训。第二天早晨,在瑞金一中操场集合的时候,没想到队伍变成了200多人。还有人陆续要求参加,其中一位红军老将军,用一台黑色轿车把他的孩子一男一女送到操场队伍中,老将军还即席讲了话,要求他的孩子一定要走完红军长征路。

二 在瑞金

我们的长征队在瑞金集训了7天,首先是对红军历史实地考察。瑞金是江西省南部与福建省交界处的一个县城,隶属赣州地区。红军长征之前,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的浏阳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将瑞金作为苏区红色首府改名为瑞京。1933年8月,中央红军由4万人发展到10万人,扩展成4个军团。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毛泽东被排挤交出了红军的领导权,是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当时红军中有决策权力的李德用西方的阵地战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全面失败,不得不撤离苏维埃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重新寻找红军的落脚点,这就是红军长征。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1、3、5、8军团和中央机关,分别从瑞金、兴国、石城、长汀集结到于都东门,分10个渡口过了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我们参观了叶坪红军广场,广场上耸立着导弹形状(实际是巨大的子弹,建塔时还没有导弹的概念)的烈士纪念塔,参观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而后又来到沙洲坝参观。当地的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毛主席为解决群众吃水难的问题,亲手为群众打出一口水井。群众为了保护这口水井,建起了防雨的亭子,在水井旁竖了石碑,石碑上写着“吃水不忘打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我们带着水壶来到井边,用辘轳提上的井水清凉甘甜,每一位同学都轮着喝,还装满了水壶。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忘记“瑞金饮水共甘甜”的场景。李爱平将瑞金参观学习的体会编辑成三期快报,在当地散发。

那里是红土地,有一条河从瑞金一中校园旁边穿过,河面宽阔,河水平稳。清晨,河面上薄雾缭绕。来自东北的我,一大早就跳进河中游泳。十一月份的河水还是温暖的,游了一次便游出了情绪,早、午、晚,只要有时间,就跳到河水中。有时,我在这边游,李爱平领着一群女孩在那边游,她们游着游着在水中打闹起来。

200多人的队伍,分成12个班,我是12班班长,副班长是来自大庆石油学校的李永春,李爱平被安排在我们班。为了不迷失长征的方向,又从200多人中选出10名能爬山会涉水,普通话讲得好的男同学组成尖刀班。我是尖刀班副班长,班长是来自沈阳一中的一位相当英俊的高中学生。12班的班长由李永春担任,李爱平是副班长。但是,李爱平整天闹闹着要进尖刀班,跟在尖刀班的后面不想离开,她认为男女都一样,尖刀班也应该有女同学。雷忠东他们(那几位大学生是长征队的核心领导,当时叫服务组)没有同意。

我们的长征队还获得了赣州地委的支持,给长征队送来了四个便携式药箱,箱里装着毒蛇咬伤药、处置外伤药、常用感冒和胃肠药物,还有500斤全国粮票和铝制行军锅。配发给每一位长征队员一条米袋,像红军长征路上背的那种能装6斤米的细长米袋子,还有一个防雨斗笠,为我们尖刀班的12位队员,配发了每人一把双刃匕首。这些后勤成果都是哈工大叶家鑫出面办理的,他是一位十分认真负责的大学生。长征途中,我从叶家鑫手中借用了100斤全国粮票。长征结束后,我回到砟子煤矿告诉我妈,一定要为我积攒出100斤全国粮票还给赣州。我爸妈为我攒了4年,把粮票寄到我所在的部队。我给赣州地委写了信,赣州粮食部门回信说,500斤全国粮票已经核销不必再还,如果实在要还,在当地粮食部门入账即可。我所在部队当时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我把粮票送到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粮食局。(2008年3月11日,写到这里,接到快递公司电话,通知我到检察分院住宅区后门卫处取邮包,是女儿去奥地利参加学术论坛为我买回的阿迪达斯品牌帽和背包。2000年她去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时还给我带回了瑞士军刀,我告诉女儿,不要再买了,已经过剩了。)

(未完待续)


[1] 通道会议 不同于遵义会议的举世闻名,知道通道会议的人可能比较少。该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曲,会上否定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北上湘西的方针,转而西进进入贵州从而为避免重大红军重大伤亡,并为红军西进、北上到达陕甘宁边区创造了条件。

小编 饶庆松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时代周报》特邀法律评论员

热爱横渡,三次横渡琼州海峡

2016年挑战往返横渡

彻夜坚持19小时50公里

公开出版物有《横渡,不一样的人生》

曾成功代理死刑改判无罪案件

最高院第一巡回庭优秀值班律师

每天一分享,做有温度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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