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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于约一年前完成，起初是为了高中作业而作，但一时兴起，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短论文，也是第一部论文） 前言 听闻关于鼓励学生写下论文的决定，甚是欢喜。虽然学生们的情感表达以及论述方法相较于“科班出身”的专业学者们多少有些稚嫩，但每一位学生在参与撰写时将表现出的进取与探索精神定会成为其生涯中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但随后得知论文的内容限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不免有些喜忧参半。忧之其一是我对此的了解，除了书中的只言片语再无他者；其二则是对整篇论文所应涵盖的范围，不知如何是好： 其原因也很简单，若是单写其特点而不言其他，便会使整个论述显得单薄无力，因为经济作为在任何一个政治实体中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部分，任凭从中拿出哪一部分仔细研究并论述观点，都不免要谈到一系列与之相关、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若是从开篇便拿出用大量的史料与后人论述所构成的“知识点”，由此来让整个关于特点的论述显得丰满，未免又有种喧宾夺主、生搬硬套的意味在里面，使得整个论文不再是一个学术意义上可堪一观的“论文”，而是一个单纯为了表达而表达的“作文”。 由此观之，本人决定以己愚见，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演化过程——扩张、兴盛、消亡，以及历史上与中国小农经济处于竞争的其他经济体的特征加入到对其特征的叙述之中。这样一来，其特征的来源与影响得以进行进一步论证，更好地解决一些诸如“为什么...”的问题。 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仿佛是一场从未停止的，探寻“我们从哪里来”这一终极哲学命题的答案的游戏，而我们仿佛是在这历史长河的泥沙中淘金的冒险者，将金灿灿的碎屑逐渐拼接成属于人类的共同记忆。只有我们对过去的一切抱以诚实严谨的态度，无论我们的过去是光明抑或是黑暗；对当今的一切抱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无论我们的现实是美好抑或是残酷，我们才能回答好“我们从哪里来”这一终极命题，才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未来。 望诸君共勉。   一 大陆上的“孤岛” 有可靠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50余万年前，中国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的存在；最晚在公元前7500年，也就是在最早的人类农业于新月沃地兴起约一千年后，中国地区出现了农业生产的迹象。考虑到东亚与西亚的主要农业作物、主要驯化牲畜以及二者间的地理屏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地区的粮食生产是独立产生的。这也就使得中国地区农业诞生之初便有着足够的独立色彩。 在此之后，尽管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丝绸之路为欧亚大陆的横向交流提供了通道，促进了欧亚的繁荣，但实质上，古代的中国地区一直处于与外界较为封闭的自我发展阶段，这同中国地区的独特地理环境与动植物条件密不可分。中国中原文明幅员辽阔，以秦朝为例，其所占地理气候分区就已经占据了由亚热带季风气候到温带季风气候的区域，东南丘陵、东部与北部平原等特殊地形区又衍生出了多种小气候。中国地区还出现了诸多可以被人类驯化利用的动植物，如稻、黍、柑橘、桃、李、猪、蚕、苎麻等，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供日常饮食所需的谷物、水果、牲畜以外，还有作为奢侈品原材料的蚕与纤维经济作物。 如此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足以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人类在不受到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农业经济体系，而不会由于某一部分产业部门缺少原材料而无法发展下去。这使得对外贸易这一议题在中国地区的政治实体眼中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对于中国地区的古代帝王来说，与其跨过西北的大平原、西部的崇山峻岭、西南的茂密丛林、甚至是东部的广袤海洋，去寻找一个值得进行贸易的国度，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发展好中国地区现有的经济体系来得实在，毕竟，没有了贸易对象无非是年度的财政报表难看一些，而不会使整个中国小农经济体系陷入崩溃边缘。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此后自给自足的发展来看，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独立性都是毋庸置疑的。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欧亚大陆的西部，数千年间，新月沃地地区的粮食生产传播到欧陆、中亚、北非乃至印度半岛，在欧亚交界地带的新月沃地地区不但成为了精兵良将的竞技场，更成为了连接这数个地区的商贸枢纽。可惜的是，相较于中国地区而言，这数个地区在农业生产上都很难保证自给自足： 西欧阴雨连绵，充足的降雨与足够肥沃的土地使得谷物产出足够养活人口和牲畜，但优质的奢侈品，比如香料、茶叶和水果，就需要依托庞大的贸易活动以保证供给；地中海地区盛产水果与橄榄，但在谷物生产上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两河流域与新月沃地是谷物的传统产区，但水汽的限制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这片地区越来越依赖于做欧亚交往的中间人，并从中求得生存或繁荣；印度则作为香料、茶叶和谷物的“供货商”，正如中国地区一样，并没有十分积极地投入到整个欧亚大陆中西部的贸易体系中。这一切的限制都迫使欧洲人和中亚人热情地投身于贸易事业之中，商人的社会地位相较于中国地区而言也可谓是天差地别。欧亚大陆西部的欧洲与西亚，它们的古代经济体系则呈现出了明显的商业化趋势，究其本质是由于人类为求得生存主动去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 东方中国小农经济的独立性与西方古代经济的商业性，在随后两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中将起到截然不同的作用。  二 “民以食为天” 在汉朝统一中国之际，一系列问题随着和平所导致的中国人口增长而产生了。在政治上，曾经的分封制尽管由于旧贵族的不满而重新小规模启用了一段时期，但地方势力的增长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使得皇帝不得不尽早解决分封制去留这一问题，尤其在“七国之乱”后，这一矛盾变得更为尖锐；在经济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中国地区丰饶的农业产出奠定了基础，而多样化的大量农产品与广袤的国土又为国内商贸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人口产生了对粮食巨大的刚性需求，商贸带来的人口流动又极大限制了一个古代政治实体向集权与统一转变。中国的皇帝急需一个有效的手段，不但要抚顺人民，使其安居乐业，更要加强集权，让自己能坐稳这把龙椅。 “独尊农业，收归盐铁”，这些在如今看来有些极端的做法，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帝们的首选。在政治上铲除旧贵族，解决了地方分权的问题后，手握大权的中央政府终于可以大施拳脚，在经济上巩固政治上的集权努力，使政治与经济二者相互适应。 “独尊农业”，还有一种说法叫做“重农抑商”，这一决定将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粮食农业这一类直接生产农畜消费品的基础农业，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此，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拥有了一个被社会乃至国家所强调的、在他们身上“闪着光”的头衔——万民之本；而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群，则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舍本逐末”之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远没有能够自立“商业共和国”的西方商人那么高大。古代的农业经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长期居住在固定的范围之内，除去限制了民间商业发展，这对于一个统一集权的国家有许多额外的好处。农民们更多会去想怎么种好一亩三分地，怎么努力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再有怎么吃饱穿暖住好，而很少会去考虑诸如政治、经济、哲学一类“虚无缥缈”的思想问题。少了思考思想问题的人尽管会对社会的进步造成一定掣肘，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少了“刁民”造反的好处远比人才辈出的多。其次，政令的推行随着人口的增加变得愈加困难，这在古代时期尤其严重，不会四处游荡的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向地方推行政令的困难程度，还有利于针对一个地区的特点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有力引导与促进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重农抑商”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决工商业在中国地区的发展，更何况即便是粗布衣服也需要人去缝制。只是由于维系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在经济上终归要做一些适应其政治特征的变化，“收归盐铁”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由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独立性不仅存在于世界地位上，还存在于生产形式上，一个完善的小农庄足以满足其居民的基础粮食作物与日常用品的需求，如果再让他们获得一些足以武装军队的武器和防具，最严重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具有从整个集权国家中独立出去的倾向，只因为他们从物质上和政治上都不再需要一个“天高皇帝远”的集权政府对他们的事务横加干涉。但盐作为难以从常规途径获取的必需品，铁作为武器与甲胄的原材料关乎军队存亡，它们二者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被古代集权国家忽视的事实。当集权政体真正从根源上控制了盐铁后，一手握住民生命脉，一手握住军力源泉，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政治上地方都需要完全依附于中央政府，由此便保证了中国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江山永固”。同时，以掌控盐铁为契机，官僚的力量大量涌入工商业之中，使得最初的官营商业便在中国小农经济的商业成分中占据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地方的官僚作为中央政府的发言人，掌管地方的经济运作，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民间的工商业者纷纷向官营商业甚至直接向官僚示好，在此期间官僚也得到了间接监控商业活动，加强商业管制的便利。由此一来，独立的民间商业实力大为削弱，而富商巨贾大多同官府来往密切，又进一步增强了集权政府对商业力量的控制与削弱。 回过头来，再让我们去看一下身处“黑暗时代”中世纪的欧洲同胞，此时中国地区正值唐宋时期，可谓是小农经济一大昌盛时期，尽管其经历了五代十国与蒙古扩张的破坏，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衍生出的庞大政治经济体系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由于西欧破碎的地形条件以及长期以来大量依靠商业运作维系的经济体系，中世纪的欧洲始终难以长期维持如中国地区一样庞大，无需地方贵族与封臣运作的中央集权帝国。在我们记忆中的中世纪的西方大型国家，比如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甚至由于争斗曾经一分为三），都是一个个由地方贵族分封割据的不稳定的政治实体，即便是巴塞琉斯也难以做到如中国王朝的皇帝一般对地方势力指手画脚。各个地区的分封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中世纪的数百年间领主之间的争端似乎从未停息。于是，在经济形式的发展上欧洲便不存在如中国般的“土壤”，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政治与文化上，长期以来的纷争与对商业的依靠，使得商人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很大程度独立于封建地主所代表的政权，这也是他们得以成立如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共和国”的原因所在。 东方，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独立性结出了“重农抑商”与“集权政治”的果实；西方，欧洲古代经济对商业的依赖性催生了“竞争不息”与“商业自由”的萌芽。两辆不同轨道上的经济列车在各自的轨道上飞驰，即将在不远的近代碰撞出壮阔激烈的火花。  三 马戛尔尼的愿望 1792年9月26日，英国皇家海军“狮子”号战舰率领访华使团，由朴茨茅斯港扬帆起航。站在甲板上眺望远方的正使乔治·马戛尔尼怎么也不会想到，等待他的不是伏尔泰口中的“道德宗师之国”，也不是像欧洲人传说的那样，“全世界最聪明礼貌的一个民族”、“充满仁慈的统治者”、“如大家庭一般和睦的国家”，而是一个与近代欧洲格格不入，被保守思潮与抱残守缺所笼罩的“黑暗大陆”。恐怕，作为一个在欧洲的“中国迷”，当他同乾隆会面，遭遇无谓的礼节争端以及枪械备受冷落的时候，他的困惑也正是我们的困惑，为什么一个曾经光耀万世的民族与国家会在近代变得如此这般？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在封建时代末期的空前繁荣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可靠的答案。作为以游牧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族，他们也正如数个世纪以前的蒙古人一样，选择了维系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无数位帝王留下的统治经验，使得中国地区的新主人能够迅速地适应新时代里属于他们的新任务。在后世康熙帝蠲除钱粮、土地改革、税制改革、修治漕运、治理黄河、废除匠籍等诸多努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出现了历史上一次堪称史诗的发展高峰，时至今日我们仍以“康乾盛世”来形容那段时期清帝国的辉煌。（但实质上，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康熙帝） 但同时，我们会发现一个经济模式的大行其道，往往会导致其它经济模式的萎缩衰退。在这些屈居二位的经济模式中，我们不难发现近代资本主义的影子，今日我们倾向于称其为“资本主义萌芽”。明清时期，巨大的手工业品需求促使民间的手工业者寻求一个更加高效的生产方式来满足需求，同时获取更多的收入。也许在诸多尝试之后，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生产组织形式，也就是将过去零散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整合为手工工场。这样一来，许多传统意义上难以克服的困难，诸如技艺交流不便、购置机械的启动资金不足、原材料采购与产品销售渠道单一等，都依靠手工工场这一形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聚集在工场的手工艺人们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产品的产量与质量；较为富有的工商业主通过投资与分成，参与到启动资金的筹备中来，为工场的发展扫清了物质障碍；原材料交由工场管理员向周边农贸市场统一订购，产品也交由专门的商人去寻找买家，曾经需要自己处理商贸事务的手工业者们终于有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工艺的精进之中。这样优秀的生产组织形式很快就被普通大众和集权政府的统治者们同时发现了，很明显，相较于普通的基层劳动者，统治者对这样的改变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很快意识到如果任由工商业这样发展下去，工商业者很快就会积累大量财富，进而会利用这一优势发展成为一股可怕的政治力量，甚至会动摇作为集权统治基础的中国小农经济的根基。于是，利用政治力量保护小农经济便成为了中国明清封建统治末期一个绝不可能被忽视的议题。在此期间，对手工工场主的横征暴敛与行政打压愈演愈烈，为的便是要彻底铲除对********的任何威胁。 对于传统农业的发展，近代的中国地区也不免显露出保守的色彩。正是因为小农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地区的统治者都不愿去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这一大厦的一砖一瓦，“假如一个东西没有坏，就不要去修它”。小农经济在世界上的独立性，再加上“重农抑商”所导致的长期思想封闭，让小农经济的社会底层也缺乏改革创新的动力源泉。此时的中国经济仿佛是一台老旧的蒸汽机车吃力地拖曳着由巨大体量所构成的超重型货物，所谓“积重难返”恐怕便是如此。 在此之中，能够体现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保守性最为生动的例子之一，当属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同清乾隆帝的会面。 正如我此前所提到的，乔治·马戛尔尼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迷”，而这同18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将遥远的中国当做一位道德上的尊师，并且拥有着最富庶的土地，有着最具文采的人民。凡是在欧洲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人骚客，无不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产生了与生俱来的好感。 兴盛的商业与激烈的竞争促使各个邦国之间竞相学习技术，进行政治改革，激进的进步风潮造就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辉煌，从“黑暗时代”缓步走出的欧洲人民终于有实力，揭开这个曾作为欧洲思想灯塔国家的面纱，而乔治·马戛尔尼便是这些探险者中最典型的“中国迷”之一。 然而时过境迁，事与愿违。在遭遇了数次外交礼节与关于礼物的争执后，马戛尔尼已经身心俱疲，美好的幻想在他面前被生生击碎，而击碎它的，居然还正是他曾憧憬仰望的中国：“我们像乞丐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的时候仿佛是落荒而逃的盗贼。”，“大清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没有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仅仅在于她的体积与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最后的一次交涉，马戛尔尼无奈地伸出了最后的橄榄枝，提出了六项谈判要求：一、允许英商于宁波、舟山、天津港贸易；二、允许英商同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三、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四、在广州附近划出一片地区，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五、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享受免税或减税；六、确立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不额外加征。 在现在看来，这六条外交请求尽管带有许多资本主义扩张与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其中，但仍不失为一系列可以进行谈判与修正的积极外交行动。此时的清政府本可以借此机会加入到世界市场雏形的建设与竞争、世界近代化的浪潮、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互助与争霸当中。正如佩雷菲特先生所说：“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增加她们之间的接触，能够互相汲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船舵、火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她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怎样的文化革命啊！”但正是由于小农经济带来的辉煌，小农经济留下的封闭历史，造就了近代中国产生闭关锁国、抱残守缺思潮的历史必然。帝王将相们并不是看不到西方发展的进程，乾隆帝的祖父康熙帝注重西学、解除海禁、推广西药，但他和诸多皇帝不过只是个“皇帝”，再百般如何也难以动摇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发展根基，更何况他们还要依靠这根基坐稳自己的龙椅。最终，“优秀的保守主义者”所率领的中国政府将马戛尔尼的建议全部视为“非分干求”，未加审时度势便一概拒绝，催促马戛尔尼回国。如此，马戛尔尼不得不带着梦想破碎所凝聚的怨恨，悻悻而归。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东西方二者最后的终极矛盾。曾经让中国地区迈向世界之巅的小农经济，在近代却成为了阻碍中国巨龙腾飞的最大掣肘，在孤立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双重压制之下，中国地区最终没能在西方到来之前演变出属于自己的新发展模式，而是在巨大的外力作用下迎来了小农经济的崩溃与消亡。 结语与杂谈 人与自然的历史学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最为突出的特点，在这篇文章当中被总结为了独立的特点、“独尊农业、收归盐铁”的特点、保守的特点。在这其中，独立是最为根本，也是其他特点得以维系的重中之重，而独立这一特点的来源，则被归咎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此后的论述中，可能会有人认为，仿佛可以看到这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了一个“阴影”，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这个“阴影”似乎注定了一个地区固定的过去、固定的现在、以及固定的未来，于是便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知识的库房中东翻西找，用一顶大大的“地理决定论”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 同著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贾雷德·戴蒙德先生一样，我也对此十分反感。历史上的人类无法独立于自然界而存活，对自然的依赖性则是从远古时代依次逐级下降的。自然环境为人类发展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提供了基础，远古时期的帝国若是没有丰足的粮仓，思想与学术便是一句空话，“腹中空空只会引来抱怨与反抗。”；反过来，人类为了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去依靠自己身为智慧生物的优势，依照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向去改造自然，尽管在人类农业文明发展初期，这样的尝试往往由于技术与政府组织的不成熟而半途而废乃至彻底破产，甚至还造就了如今地图上清晰可见的荒漠区。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从未停止对改造自然的探索，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曾经为中国地区带来丰饶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到了近代则变成了保守与守旧的温床；曾经让整个欧洲分崩离析，折磨驱使着欧洲商人的自然地理条件，在近代则变成了激发人权、自由、民主思想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由此可见，在历史进程之中提出自然条件对历史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否定“人”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反而是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创造性、自发性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让同样的自然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要强调自然条件对不同历史进程的影响？民族主义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有些改头换面美其名曰“爱国主义”，有些干脆摘下面具，自称“沙文主义”。而究其本质，民族主义得以发展兴盛，是由于民族所代表的发展差异性原因难以被一个足够完善并受到广泛认可的理论体系所解释。当欧洲的白人看到落后的黑人、黄种人、印第安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去思考自己的种族比其他种族发展更快的原因所在。“既然我们种族不同，发展速度也不同，不就证明着优势的种族能够迈向文明，而那些劣质种族无法真正了解到文明的事实么？”只需如此简单的思考，民族主义的雏形便产生了。以政治与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作为突破口，民族主义如潮水般向其他思想领域涌入：习俗不同？因为我们民族不同；想法不同？因为我们民族不同；甚至连普通的喜好不同，也挂上了民族不同的原因。“当一个可怜虫失去了任何可以让他引以为傲的东西的时候，他还有最后一个法宝：为自己所属的民族而骄傲自豪。这样一来，即便穷困潦倒人生失意，他也能高高地挥动着自己的拳头，不惜以'指甲与牙齿’去捍卫属于自己民族的仅剩的尊严。”在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歧视如影随形，由此导致的惨剧数不胜数，第三世界的国家与人民为之付出了无数的血泪、汗水与辛劳。而如果要从根本上纠正“民族歧视”这一人类史上重大错误，就要寻根溯源，铲除“民族决定论”赖以生存的土壤。而这，便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强调自然条件影响的目的之一。 在我的身边就有一群人抱有这样的思想：“是入关的满人愚昧无知，使中国在近代陷入被动局面，产生这一切的后果的原因应该完全归咎于满人的缺点。”作为一个汉满通婚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人，我对此感到十分痛心，却也能够理解。复仇主义因它的简单直白而大行其道，在封建统治长期主导的中国找到了属于它的愚昧土壤，这在当今仍然成为我国同周边睦邻友好交往的民间掣肘。殊不知，在民族之上仍有更加深远的原因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的远古人类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出了属于这一地区的小农经济雏形，在此后数千年间的发展中，人与自然两个强大的力量互相竞争互相妥协，最终诞生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这一产物，它是由中国地区人与自然的长期适应下逐渐形成，在极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逐渐完善的经济体系。而这样一套完整的、独特的、在当时现有时代与政治体系影响下无法被动摇的经济体系，绝非一个王朝内部所能改变，恐怕即便是开辟盛唐的李世民再世也无济于事。 用以往的民族主义眼光去看待历史，把历史看做“优秀民族的史诗”，这已经犯下了最为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之一。而这篇论文也是看在如今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甚至有演变成宛如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般具有历史局限性观点的倒退危险，深感忧虑而作。全球化大背景之下，盛行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早已经出现颓势，世界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稚嫩的、具有现代社会特色的思潮尚未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共识，极端民族主义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威胁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以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自然因素论述作突破口，我们有希望进一步削弱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根基，压缩民族主义的理论生存空间，由此实现从“一国一家”到“天下大同”的思想转变，为人类社会与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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