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道德

文 / 烽火台

信仰与道德是人生和社会的两大主题，是任何时代、任何人时时刻刻都在思考而又想不明白的事情。信仰与道德都具有来自于教育、发自于内心和关涉到社会的基本属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一个人如何去把握和定位自己的信仰与道德，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思考和探索，争取做一个明白人，也不枉在世上走一遭。撇开那些虚妄的东西不谈，按照求真务实的原则，我谈一点自己的思考。实话说，关于这一类的人间大事，亘古以来各类方家的谈资可谓汗牛充栋，我能生发出一点新意，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一、关于信仰

信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按照人对自身的简单分类，每个人都是由肉体和精神两个部分组成，如果说有住房和工作的地方叫做人的物质家园的话，那么，信仰就是人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虽然听起来虚幻，但对每个人来讲，没有却是万万不能的。

《金刚经》开篇就说：“云何降伏其心？”（用什么办法能够稳住这颗躁动不安的心）后面的三十二章内容，都是释迦牟尼调动自己的智慧在回答这个问题，可见精神问题对人的重要性。实际上，自古以来的图腾崇拜、各种宗教，乃至于五花八门的学问知识，无不在解决人类的精神依靠和归宿问题，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心有一个安定的状态，平平稳稳把日子过下去。

所谓信仰，就是人们认定一个或多个东西，或有形或无形，用来稳定自己的心性、引导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总的方向和目标。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由于人类演进具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认识，信仰的对象和内容也就表现得五花八门。最早有图腾崇拜，一个石头、一条河流、一座山峰，就是古人的信仰所在；后来发展得高级一些，有神祗崇拜，火神、海神、女娲、夏禹，都是人们的信仰对象；再后来，就出现了所谓宗教的一神信仰，如上帝、真主、佛陀等。中国人的信教比例低，官方统计正式加入各类宗教的人数不超过10%。从整个社会群体来讲，信仰的门类较多，有信宗教的，有信天道的，有信哲学的，有信神祗的，也有信仰金钱物质的。按照易中天的说法，只有一神信仰才算真正的宗教信仰，其他“信出多门”的情况，都不属于正规的宗教信仰。

当今社会，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相互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对信仰的认识，早已不是欧洲城邦时期和中国村庄时期的状况了，信仰的交互影响和多样化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高速发展、知识层出不穷和人们交往频繁的状况下，拿什么去做自己的信仰，几乎成为了每个人的人生难题。有人甚至提出信仰危机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和危言耸听，于事实也是有几分根据的。

信仰的内容可以由他人和社会做引导，个人予以接受，有些时代和有些群体甚至会带有强制的色彩。但从根本上说，只有一个人真心实意、发自内心接受了的东西，才能算这个人的真正的信仰，那些表面上、形式上的说法和做法，并不一定代表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一句话，只有一个人真心认定的东西，才能算作他真正的信仰。

地球上有75亿人，由于每个人的环境、阅历和学习程度不同，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况且差异性和多样性是自然和社会的基本属性，人类再怎么进步，也不能消除这一特性，甚至要提倡和保持这一特性。正如罗素所说：“层次多态，是幸福的本源。”这个幸福，不但包括人类，也包括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既如此，人对信仰的认定实际上也表现为千差万别的状况，大体上来讲，能够说清楚的或许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图腾，二是神灵，三是宗教，四是哲学，五是利益（含金钱、名誉、官位等）；社会上还有这样一部分人，一种东西不会成为他们的信仰目标，他们的内心一直行走在寻找信仰的路上，或许半途能够找到，或许终身也找不到自己的信仰。如何描述这一类人的信仰状态呢？我的看法是，这一类人多半是地球上相对聪明的一群人，他们有对知识的执着追求，有对未知的不断探索，在没有达到一定的认知水准的时候，不会在思想上形成一个固定的东西。可以这样说：追求知识、寻找真理，就是他们的“信仰”！

人们常说，有信仰的人，就属于有目标、有戒惧、有自律、有规矩的人；那么，为了知识和信仰，心灵一直行走在路途上的人，是否也属于这一类人呢？是的。人只要有追求、有方向，生活就会有自律、有规矩，这一点不只是宗教门徒独有的东西。

如何看待大众信教及至全民信教的问题呢？这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产物，从神话时代到宗教时代，社会缺乏法治，道德的约束也比较薄弱，为了整合群体生活，减少矛盾冲突，宗教不但发挥着心灵引导的作用，同时也发挥着言行约束的作用。对社会中的个体来讲，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开放程度不高的状况下，除了追求精神归宿以外，随众也是顺利生活的有效保障，至于对宗教思想的认识，必然是参差不齐的。真正的信仰是不能有任何强迫因素的，而宗教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各自的清规戒律，不少还带有强制色彩，一旦违反，轻者受到惩罚，重者逐出教门。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不仅发挥着思想的引导作用，同时也发挥着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功能。

不同群体、不同个人对信仰的不同选择，赋予了信仰充分的个体特性和地域特征，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个体自由选择的内容，才能称之为“信仰”。在开放社会，信仰选择的高度自由特征，是确保信仰真实的根本法则，由此当今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遵守着“信仰自由”的规则，在宪法和法律中充分保障了公民的信仰自由。

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阅历、知识、经验和想法自由地选择信仰，那么，对社会来讲，是否需要引导人们建立相对一致的信仰呢？在过去的实践中，不论是宗教组织、政权机构还是社会贤达，都有这样的愿望和想法。他们认为，只要人人都具备了良好的信仰，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就会得到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难度会大大减小，由此也出现了群体信教乃至全民信教的历史阶段。在欧洲中世纪，甚至出现了政教合一的情况，可以说把信仰的统一性推进到了极致的程度。即使到了当今的开放社会，仍然有学者认为建立全民统一的信仰体系是改进社会风气、完善法治社会的必要工作。然而，在开放社会，什么东西能够让一个或数个群体全部接受它、信仰它、遵守它、执行它，恐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既然思想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那么，要求一群或数群人去相信一个东西，就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设想。实际情况是，各人有各人的信仰，有人或许没有信仰，有人的信仰显得“高大上”，有人的信仰显得“矮小下”，都是人类信仰的题中应有之义，试图依靠统一信仰的确立来约束人类行为的想法，本身超出了关于信仰的确切内涵。一句话，信仰可以有各式各样的选择，这完全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任何他人和外在力量最多只能发挥一点教育和引导的作用，绝不能带有丝毫强制的特性，更不能试图用自己认为的“高大上”的东西去统一群体的信仰，否则就会导致假信仰、假道学、假宗教和伪君子泛滥的状况，这是人人都不想看到的结果。

二、关于道德

信仰的功能定位就在于它的自由选择和真心实意，一个人如果选择了“高大上”的信仰内容，其生活和言行的导向性和自律性自然会表现得比较高大上，他提供给社会和他人的结果就是一种正向的力量；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现实社会和人们认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许多人也会选择“矮小下”的信仰内容，比如一些臭名昭著的邪教，也有不少人会去追逐；日常生活中，虽然正面宣传喋喋不休，“正面人物”为数不少，但也有许多人相信一些反面的东西，如做生意相信官商勾结，走仕途相信送礼行贿，过日子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乃至于有相信鸡鸣狗盗、杀人越货、铤而走险来获取利益的人（马克思也说过，利润超过40%，有人就会铤而走险），这些东西，一旦成为一个人固化了思想认识，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的，一有机会就会表达出来，成为一种危害他人、危害群体和危害社会的因素。那么，既然在信仰领域内不能要求人们整齐划一，只去追求“高大上”和“正能量”的内容，人的言行靠什么去约束呢？道德和法律。在现代社会，信仰、道德和法律是依次托底的三样东西，越向后自由度越小、约束性越大：信仰是完全自由的选择，道德就具备了群体约束的性质，到了法律这个层面，就属于完全强制性的东西了。道德是信仰的行为底线，法律是道德的行为底线，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道德和法律对人的约束范围和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总体上说，后一层是前一层的兜底内容，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在现代社会，法律的概念和范畴相对清晰一些，这里就不细说了，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定位道德的范畴和性质。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方式主要是德治，法律只是依附于皇权的辅助措施，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完全不同，道德才是从上到下重点倡导和推行的东西。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有限的法律条文既对皇权和高层无效，也深入不到乡村社会。传统乡村社会采用的是乡绅治理模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古老的道德规范，到了乡村就演化为族规家规，依靠家长制的力量予以落实，等于把道德的要求细化为法治的力量，使道德染上了法律的色彩——此之谓传统社会的“礼教”，其来源如此，管制坚硬，最终窒息了传统社会的活力，遭到近代新兴力量的口诛笔伐和强力摧毁。著名学者鲁迅就是痛批传统礼教的典型代表，近代社会革命也把摧毁传统礼教、建立新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之一。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分，在社会思想、社会治理诸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经过百年奋斗和努力，整个社会已经能够分清信仰、道德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基本具备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和治理模式。时至今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完全能够把道德从概念和范畴相对模糊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作为专门的社会课题进行讨论了。

与信仰的完全个性化不同，道德是从个人出发而面向社会的行为选择。也就是说，信仰是完全自我的东西，可以进行对外宣示，也可以不为外人所道；而道德的内容虽然由个人选择，行为结果却是冲着他人和社会去的。因此，信仰是偏重于自我认知的范畴，道德则是偏重于社会评价的范畴。

道德的底线是不影响和危害他人（包括群体和社会），道德的高线是无私奉献（不包括个人基本生活保障）。在这个区间内，每个人可以选择不同层级和内涵的道德标尺，无非就是为他人多一点还是为自己多一点。越过底线者叫做“不讲道德”，超过高线者叫做“自我牺牲”。每个人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不同，会对道德的标尺做出不同的选择，在道德规范的基本范围内，也属于完全自愿的事情，外力是不能干涉的。

历来的政权和社会都希望公民拥有较高的道德标准，这样，社会文明的程度就会表现得高一些，社会治理的成本也会大幅度降低。但从道德的性质来讲，国家和社会只能发挥提倡和引导的作用，不能采取软硬力量的方式干预个人对道德标尺的选择。在信仰、道德和法律规范健全的社会，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道德标准，并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人们对道德内容的选择，是与自己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活动范围相匹配的，即使他人和社会采取了干预措施，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的选择标准。在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暂时改变自己的道德行为，但从自我选择的角度来讲，多半不会真心实意接受外定的标尺，临时事件结束后，自然会回归到原本的选择状态。这就是春秋管仲所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的由来。

从纵向上讲，鉴于道德层级和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同层次的道德标准；同理，从横向上讲，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一个人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道德标准。一般来讲，当一个人处境较差的时候，所选择的道德标准相对低一些，此时的行为方式主要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主；当其处境有所改善的时候，就会逐步提高自身的道德标准，此时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需求，也会更多地考虑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需求。古人所讲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如一无所有的人全身心投入集体的事业，为他人和集体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称之为死士和烈士，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又如一些富贵之人为富不仁、贪污腐化，则是人群中的道德缺失者，甚至是危害社会的败类，是人人见而唾弃的部分。

由于道德是针对他人和社会的行为范畴，具有双向和多向互动的特性，一个人选择不同的道德标准，一般会接受到同样标准的道德反馈。这里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均等原则，这是一种自然法则，人力是不能改变的。当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断降低道德标准的时候，他人和社会反馈回来的行为结果也会呈现为持续下降的状态；反之，当一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标准的时候，他人和社会的道德反馈也会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提升。如果一个人明白了这个道理，无论他的生活处境是好是坏，都会对自己的道德标准做出明智的选择。目前流行的这句“上层社会人帮人，底层社会人踩人”的说法，反映的就是不同环境的人对待道德选择的不同之处。一句话，在道德的选择方面，无论是何种群体的人，只有秉持“良性互动”的观念，才能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扶持。

从总的社会趋势来讲，人们对道德标准的选择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逐步获得提升；对单个人来讲，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程度的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社会生活中的良性互动会日益增强，个人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三、结论

信仰、道德和法律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三驾马车”，它们互为基础、相互支撑。信仰是完全自主的东西，是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境况和认知程度做出的自我选择，并随着生活环境和认识水平的变化产生变化，任何外在力量不能根据自身需要干涉他人的信仰自由，不能提倡让人人具有或不具有信仰、让人人选择或不选择信仰。有信仰者固然是一种人生状态，无信仰者同样也是一种人生状态，他们在思想上和权利上并没有两样，他人和社会切不可分别对待。为了不断提升公民的自身素质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国家和社会具有教育和引导公民信仰的义务和责任，但必须秉持开放兼容的法则，只能为人们的信仰选择创造知识和环境条件，不能把自我的意志强加或诱导于他人和群体。

道德是介于信仰和法律之间的范畴，一个人不论信仰什么东西，其行为必须符合彼时社会的道德规范，越过道德底线的行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超过道德高线的行为只能是一种自愿的行动，不能诱导和强制他人跟进执行。国家和社会有依据时代演进的状态调适道德内涵的责任和义务，个人也有依据社会变化调适自身道德标尺的责任和义务，并能根据时代变迁提出自己的道德见解，发挥改进引领的作用——这一条更适合于社会的精英分子。

对每个人来讲，如果说信仰的选择可以拥有360°的转角，那么，道德的选择只能拥有180°的转角。也就是说，个人内心的想法可以天马行空、不受拘束，但面向社会的行为必须摒弃负面和反向的内容——这就是信仰与道德对人的不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