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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事（11）——艰难的调动 ■作者：张松源 在莲塘时因为申请调动的时间不长，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再加上当时杂务事较多，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在被动地等待。到了古城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见怎么还是没有一点音信，不免有点心焦了，特别是每当开会或学习的时候经常听到某某某来了调令，某某某正在办理托运等等消息时，我的心就更加不安定了。 看来我应该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地去活动。于是，我便开始找处领导汇报汇报我的思想，这个在当时是很流行的政治术语，当然主要的目的是想请他们帮我去劳资处的领导那里打打招呼，因为他们去说总归比我自己去讲有力度，一句顶我十句总归有的。我自己也经常会到劳资处那儿去坐坐，叹叹苦经，让他们能真正的了解我的实际困难情况，更是加强他们对我的印象。应该说每个想要调走的人都会寻找出这样那样特殊困难理由来打动劳资处的工作人员，博得同情，更有的跑劳资处跑得还很勤呢，磨功很好。 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请调报告依旧没有一丁点消息，似石沉大海，而劳资处的工作人员则笑着对我说，要排队等的，有的已经等了十多年了，要我不要急，耐心点，总归会解决的。他们既不回绝也不推诿，我没辙。可是我等不及、熬不起呀，每年不但要无谓地为铁道部作贡献，加重了自己的经济负担，更是饱受了精神上的折磨。 尽管我在日常工作中依旧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已经很勉强了。常常是心不在焉，无精打采，完全没了往日那种充满朝气的主动积极性。领导见我有时候整天精神萎靡不振、失魂落魄的样子，也非常关切，就主动询问了我的家庭及关于调动进展的情况。我也如实地汇报了我目前遇到的困难。大概领导已经观察到了我正在遭受经济及精神的双重压力，也很同情。于是，领导就为我点拨了一条路，让我去找找当时分管人事工作的矿领导试试看，去汇报汇报自己存在的具体困难情况，冀以同情，求得照顾。 后来我就按照领导的指点真的去找了矿分管领导。可是在将要面对矿领导时我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何说起。内心极为忐忑不安，生怕打扰领导给领导添麻烦，或者事与愿违，弄巧成拙。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与矿领导打过交道，原先在莲塘机关大楼也只是偶尔与之相遇时很有礼貌地打声招呼。尽管我有点心怯，可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就只好豁了出去。然而在直接面对矿领导时却使人大感意外，他不但很耐心地听了我的叙述，还关切地询问了一些具体问题，不打官腔，没有架子，语气神态亲切和蔼，作风是那么平易近人。尽管当时并没有给我什么答复，还叮嘱要安心工作，不要闹情绪，但是却令我看到了希望。 后来我在适当的时候又去找了两次矿领导，矿领导都是不厌其烦，我真的很感动。须知那时候有点实权的人一般不会寻找各种借口来敷衍有求于他的人，更不会因为没有捞到什么好处故意来刁难你。尽管那时的政策信息没有现在这么公开透明，但是只要确实是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基本上都会有机会获得解决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因为当时整个国家的环境就是这么样的，政策规定得很死，人员要流动很难。 这一年，因家庭亲人变故及为了带小孩等缘故曾引发了一系列的家庭矛盾，我为了平息安抚只得在沪赣之间来回奔波。后来当我把前后请假的日子加起来一看，竟然请了将近有半年多的事假。真的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我都不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混过来的，尽管身无分文，也相应得到了亲友们的一些相助，但后阶段确实感到有点心力憔悴，真想返回江西单位一走了之，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成家后才明白，真的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位名人说过：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盛夏，在我身心疲惫回到古城的那个晚上，当我正准备想早点上床睡觉的时候，同事王汝祥闻悉我回矿后特意从他住的家属宿舍赶来告诉了我一个喜讯。原来今天轮到他值班，在傍晚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了矿劳资处的电话，说我的请调报告矿里已经审批通过了，正在上报省二机局。他们打电话来是想告诉我让我放心，也不要再去找了。我很激动，总算要熬到头了，因为像我们这种普通职工在省局基本上都会获批的。 虽说人犟是犟不过命的。古人也云：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但是如果你不去努力、不去尝试，命运之神也就不会那么早的降临。现在梦寐以求的事总算有了结果，真的是谢天谢地谢领导。 隔壁的同事们也纷纷到宿舍来表示祝贺，我喜滋滋地一一发烟道谢，原本一身的疲劳也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彻底化解消除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那晚我兴奋地翻衾倒枕，脑海中一直在盘算着下一步，憧憬着未来幸福美好的生活。 同事王汝祥是从矿里出去当兵复员后回矿被直接分配到消防队的，我们是老乡也是知青，有着相同的遭遇、共同的语言。由于他复员回到矿里时年纪也老大不小了，眼看周围很多人都在谈情说爱、谈婚论嫁的，他对个人的婚姻大事很是着急。众所周知，矿里适龄的青年人中是男多女少，而同为老乡的女青年更是稀少，更何况同龄的女老乡基本上都名花有主了。 那时正巧从邹家山搬到莲塘的人员中有一批在邹家山食堂等后勤工作的女青年，因为就住在斜对面的女宿舍中，经常相遇，很快大家就熟悉了，他也看中了其中一位，该女的是顶替退休回安徽老家的父亲进矿的，他想追求她就是羞于出口，更怕遭到拒绝。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了解王汝祥的为人，确实是敦厚老实，又是党员。于是，我们几个相对比较要好的就充分利用在能与该女子有机会接触的场合有意无意地将他们两人进行撮合。不要说还真是起作用，一来二去，他们就谈起了情、说起了爱，最终谈婚论嫁成了夫妻。尽管我自己没有在矿里成家，但是我还是蛮热心地帮我的老乡牵线搭桥的。也有介绍成功的，牵成一红线，胜造七级浮屠。 不到半个月，矿劳资处就打来了电话，告诉我省局已经批下来了。那天我正好值班，走不开。于是，次日一上班我就到劳资处找了有关工作人员，请他帮忙尽快将我的商调函发出去，正好他们的处长也在，同时也得到了处长的关照，第二天商调函就帮我发了出去。 那时候，我国的邮政、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快捷，所以像这种挂号信函单程在路上没有十天半个月是根本不可能到达目的地的，快点的一个来回最起码也要个把月。如果再碰到了需要办理的函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耽搁了，那么花费两三个月的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再说那时区县一级劳动部门是没有最终审批同意权的。 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是要求亲友到接受地的劳动部门去查询一下该商调函是否已经收到。后来终于得到了地方劳动部门已经收到信函的消息，这下我也放心了不少。下一步就是需要等待劳动部门怎样来调配工作岗位了。当然，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努力的，事在人为嘛。如果等待劳动部门的调配或许会被安排到了自己并不理想的单位、做了不喜欢的工作，所以最好还是能自己联系落实相对比较中意的工作单位，然后再由该单位通过其主管局与劳动部门进行协调。但是这样做是需要有相当的关系，而且也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否则只能听天由命。 等待的日子确实令人焦躁，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国庆节，我写信去问亲友办理进度的情况也没有回音，心急如焚，怕夜长梦多。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1968年（六七）届毕业生分配时（当时有40%的同学被分配在工矿单位），其中有少数原本已收到上海工矿单位录取通知书且将于1969年1月1日以后报到的同学，却因在快到年底时伟人的一声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被突然宣布凡是在元旦以后报到的通知书一律作废，一片红，全部都得到农村去。政策剧变，害得当时这些人真是欲哭无泪。我千万再也不要遇到这样的变动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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