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菜市口出现了令人深思的一幕。 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围观的百姓却欢呼雀跃,争相给刽子手打赏,甚至还有不少人怀里揣着馒头,等着蘸血而食。 最后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道出了真相。 那么戊戌变法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百姓对谭嗣同等人如此“憎恶”?鲁迅后来又说出了怎样的话,被人们认为道出了其中“真味”呢? 失败的变法与麻木的国人提到清末的变法图强就永远不能绕开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而这场变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甲午中日战争。 在那场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后,国人骤然间处于高压之中,纷纷意识到了变法才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当时的清政府逐渐分出了两大派系,守旧派以及维新派。 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维新派,坚定地站在光绪帝这一边,并在光绪帝的大力支持下,维新变法的范围也逐步扩大,运动规模日益增长。 可就在康有为等人认为局面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却站了出来,直接叫停了维新变法,逮捕了戊戌六君子。 原因无他,当时的维新变法已经损害到了慈禧太后等人的切身利益。 其实早在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等人就察觉到了端倪,因此康有为与梁启超提前逃到了日本。 在离开前,梁启超也试图说服谭嗣同等人与他一同离开,然而,谭嗣同在得知这件事后,直接拒绝了梁启超的提议。 面对危险,谭嗣同直接表示, “各国的变法,无不是经过流血牺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国从没听说过有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的。如果是这样,我谭嗣同愿意做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1898年9月24日,杨锐、林旭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次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被逮捕后,面对保守派的威逼利诱,戊戌六君子泰然自若。 林旭自始至终神色全无变化,杨深秀在狱中写下了“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刘光弟更是到行刑时都不认输,打死都不肯跪下。 可以说这些人都是甘于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杰,然而就在他们行刑的那一天,百姓的冷漠与他们的热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心寒。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被带到了北京菜市口,清政府要当着百姓的面杀这6个人的头,以儆效尤。 这原本是极悲壮的事,可现场非但不肃穆,反而非常喧闹。 有的人对着戊戌六君子指指点点,有的人直接朝着刽子手砸钱,让他们快点行刑,更有甚者早早地就准备了吃这6个人的“人血馒头”…… 伴随着人群的一阵欢呼,戊戌六君子就此殒命。 这冷酷的一幕仿佛与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形成了鲜明的印证, “先觉的人,历来都是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 谭嗣同等人之所以无畏于流血牺牲,就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鲜血唤醒麻木的国人。 可事实证明,他们的行动在当时是失败的,那么这份失败究竟源自于哪些错误呢?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戊戌变法之所以会失败,谭嗣同等人之所以没能够唤醒民智就草草收场,主要是由于4方面的原因。 第一,康有为等人选错了人,光绪皇帝虽有变法之心,但无变法之能。 相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光绪皇帝无疑更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决定。 可是他空有变法之心却没有相应的政治经验,对于政治的残酷性也不够了解,这才最终酿成了悲剧。 在维新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没有培养起一个热衷变法的政治团队,反而是以圣旨和上谕的形式命令各级官员进行变法。 这些官员又大多隶属于慈禧那边的守旧派,变法的推行过程中自然是层层阻力,无法实行。 除此之外,光绪皇帝虽然想效仿日本明治天皇进行维新变法,可他却不像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牢牢掌握着政治权利。 也正因如此,他的统治根本就不稳固,变法刚开始还好,一旦牵扯到守旧派的切实利益,直接就会宣告破产。 所以戊戌变法最终才会以失败而告终,康梁二人被迫逃跑,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光绪皇帝被监禁,慈禧继续垂帘听政。 第二,维新派过于急躁,在变法过程中失了分寸,脱离实际。 在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间,清政府针对戊戌变法累计下达了100多道诏令,平均起来甚至一天超过一道。 由此可见,当时的维新派有多么的急躁。 这也间接揭露了当时戊戌变法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虽然说王安石也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表明变法就需要果断意志,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维新派一味地横冲直撞,很明显是行不通的。 更不用说,在新政府颁布的那100多道诏令中,有很多都脱离了现实。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非但没有好处,反而多有弊端。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后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行刑的时候,普通百姓非但不悲痛,反而还拍手称道了。 在当时那文盲率高达99%以上的情况下,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戊戌变法的意义所在,很多人觉得他们在瞎胡闹。 第三,当时的维新派对于国际时局不了解,险些丧权于国外。 当时的光绪皇帝,听从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的话,甚至准备将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请过来当顾问,并且对他委以大权。 他们甚至还想顺应日本提议的日建立一个“中日英美大合邦”,把国内亦应重要事务都交给外国人来处理。 这种程度的改革在当时已经偏离了正轨,就连比较开明的洋务派老臣都明确表示反对。 所以最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时候,大多数人才会表示支持,在大家看来,戊戌变法已经脱离实际了。 第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拒绝了很多有志改革的“能臣”。 在当时的清政府,想要改革的并不仅仅只有康梁等人,甚至还有一些有名的清政府能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当初是写了入会申请的,顺带着还让自己的家庭送来了2000两文银,充当入会费。 可是康有为非但瞧不上李鸿章,还派人把李鸿章的家丁轰了出去。 康有为等人的做法已经很不妥了,光绪皇帝干起事来同样也是不考虑后果的。 为了表明自己重视维新派,他直接将4个维新派成员连升三级提拔到了正三品,然后又革去了6个老臣的职位,致使维新变法根本无法推行。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没有做这些“不智决定”,戊戌变法的最终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之前这三年里,变法实际上就已经在进行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戊戌变法的其它可能早在甲午战争后期,光绪皇帝的叔叔恭亲王,就有了变法的趋向。 一方面他充当着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权力之争的润滑剂,另外一方面他又积极主张展开变法,为改良派的逐渐发展奠定了基础。 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之前,康有为等人的折子之所以能够递到光绪皇帝的面前,与恭亲王等人的默许是分不开的。 如果他能留下来帮扶,戊戌变法坚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可惜变法之前他就去世了。 恭亲王虽然去世,但是依旧给光绪皇帝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那就是4名肱股之臣的人选。 这4人分别是李鸿章、张之洞、荣禄和裕禄。 这4人都很有能力,也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如果光绪皇帝能启用这4人,完全可以左右当时的局势。 先说李鸿章,作为四朝元老,李鸿章深受慈禧太后倚重,虽然多为世人所谤,但是他的威望和影响力还是毋庸置疑的。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他虽然没了兵权,但是仍旧有大量淮军余部,更难得的是,李鸿章同样有着改革之心,光绪完全可以将他争取过来。 再说张之洞,在李鸿章闲居过后,张之洞就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地方洋务派领袖,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 而且这个人还很有学问,就连慈禧太后对他都很宽容,如果能把他拉拢过来,光绪在对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时,会更有优势。 至于剩下的荣禄和裕禄,则都是满族人,前者是慈禧太后的铁杆。 不仅精于谋略而且老成持重,完全可以充当光绪与慈禧之间的“关系润滑剂”。 至于后者则是精明能干,有着丰富的地方事务处理经验,对于维新变法的推行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综合来说,恭亲王向光绪皇帝举荐的这四个人很有能力,再加上丰富的政治经验与老谋深算的手段,能够为后来的维新变法带来巨大益处。 然而光绪皇帝却始终都不愿意接纳他们,这才最终把维新变法闹成了个笑话。 在光绪皇帝不肯倚重这批能臣,一意孤行将希望压在同样没有经验的康有为等人身上的时候,戊戌变法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即使袁世凯不告密倒戈,当时康有为等人也注定是无法成功的,想单单凭借袁世凯的几千新军改天换地,这是不切实际的。 或许袁世凯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倒向慈禧太后的保守派阵营。 从统治阶级来看,戊戌变法非但没能获得主流官员们的认可,反而还因为改革操之过急把当时的清政府闹得一片混乱,损害了守旧派的利益,最终遭到了残酷镇压。 从普通百姓的角度看,在当时那民智未开的情况下,维新派自然很难获得百姓的认可。 戊戌六君子被杀害的时候,普通百姓在旁边拍手称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戊戌变法太仓促,康有为等人当时在政治上不够成熟,这都是客观事实,那么是不是说戊戌变法毫无意义,谭嗣同等人的血白流了呢? 倒也并非如此,戊戌变法作为一次大胆的尝试,对后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谭嗣同等人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也被继承了下来。 戊戌变法的意义戊戌变法的意义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以及为后来的五四运动打好了基础。 谭嗣同等人为革命甘于献出生命的精神,还是惊醒了一些有报国之志的年轻人的。 他们逐步意识到当时的局面,倘若不改革就没有活路,所以国内掀起了一波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 人们争相留学学习,最终带回了很多西方先进学说,让国内的氛围愈发活跃。 除了那些年轻人外,慈禧太后也受到了戊戌变法的影响。 后来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太后下令执行新政,办新军、建学堂、改革法制,派人去西方考察。 实际上走的就是当初维新变法的例子,甚至有些政策还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另外,戊戌变法的失败还给五四运动的成功埋下了伏笔,正是因为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国内知识分子越发愤恨清政府,最后这些人才会完成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变。 再加上戊戌变法推动了办学热,这些为五四运动的诞生孕育了生存土壤。 因此,戊戌变法是有进步意义的,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血也没有白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正是他们以及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的付出,我们才能饱览如今的锦绣河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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