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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4年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勃列日涅夫就努力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利用高超的手腕笼络人心。到1968年，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党内不容置疑的领袖了。然后，他逐步把自己的政治对手排挤出去。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支持缓和政策与铲除异己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登上苏联政治权力的顶峰。 把谢列平踢出政治局之后，勃列日涅夫意识到自己在内政方面与柯西金存在竞争，于是他想通过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成就，迅速获得超越柯西金的政治威望。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是勃列日涅夫对外政策最重要的指导者，他为勃列日涅夫推行缓和政策出谋划策。 在1967年1月呈交政治局的备忘录中，葛罗米柯公开表示：实用主义的国家利益要高于意识形态，并为此辩护说：“我们不应该因为老是对帝国主义抱有片面的观点，而排除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与单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联系的外交可能性。” 葛罗米柯认为：“总的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国的国家利益。在缓和的条件下更易于巩固和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全球性的核战争是否会爆发，其答案无疑只能取决于苏美关系的发展情况。” 葛罗米柯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等人认为，尽管发生了越南战争，约翰逊政府仍是最可能成为谈判合作者的。 随着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发现，实施缓和政策可能是他登上苏联权力顶峰的捷径，缓和政策也能让苏联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勃列日涅夫过去一直把美国看作是主要的敌人，这种观点是他在苏联军事部门工作中形成的，他的这种心态其实不利于美苏军控谈判和磋商。 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将领们为军控谈判的立场制定了原则。 其一，同美国谈判的首要目标是获得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同等安全”。 其二，尽可能保持苏联的战略优势并防止未来苏联军事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次于美国。 这样的原则导致美苏于1969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成果甚微。 1971年秋之前，勃列日涅夫并不想与尼克松举行会晤，而两件大事促使他改变了态度：一是尼克松突然宣布访华，美国的大三角外交使苏联不得不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以不被中国以策略制胜；二是与西德领导人的成功会晤使勃列日涅夫信心倍增。
50年代后期西欧逐步与莫斯科接触。西德总理勃兰特和他的顾问巴哈尔对西方大国与苏联分割柏林的举动倍感屈辱，于是他们开始制定新政策———新东方政策，谋求同苏联和解。 1968年初，安德罗波夫就在勃列日涅夫的首肯下，建立了联络巴哈尔的秘密渠道。1969年4月，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苏联改善同联邦德国的关系，勃列日涅夫非常支持。1969年9月勃兰特当选之后，勃列日涅夫指示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寻找“接触德国的钥匙”。 很快，两国就于1970年8月签订了《莫斯科条约》。按照这个条约，联邦德国确认德意志民族分裂为两个国家的现状，正式接受战前德国东部土地已划归波兰和苏联的现实。这一条约是勃列日涅夫的胜利，因为苏联在德国的地位得到了西方的承认，从而开创了一个欧洲缓和的时代。 对外政策的胜利提高了苏联实施缓和政策的声誉，缓和政策在苏联外交政策中更具权威性。最重要的是，乘着缓和的东风，勃列日涅夫作为东西方调解者的威望也青云直上。 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六点“和平纲领”，并宣布要“把缓和摆在巩固和加强苏联`和平共处'外交的首位”。 1971年8月5日，勃列日涅夫首次收到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在信中，尼克松呼吁苏共总书记成为讨论“重大问题”的合作伙伴。勃列日涅夫回应：建议在1972年5月至6月举行苏美莫斯科会议。
但是，通往莫斯科会议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其中之一是西德政府是否能够批准莫斯科条约。幸运的是，1972年5月17日西德联邦议会批准了这个条约。 即使如此，莫斯科会议还是阻碍重重，另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苏联对越南的政策。1972年4月美国空军为了报复越共的攻击，在轰炸中摧毁了四艘苏联停泊在海防港的商船，造成几名苏联水兵死亡。 由于美国对越轰炸的升级，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等政治局委员提出取消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会议。 面对强大的反对意见，勃列日涅夫最初动摇了。在葛罗米柯的努力调停下，基辛格与河内代表进行了接触。勃列日涅夫也很快同意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就苏美争议问题进行会晤。虽然基辛格访苏取得了成功，但仍有一些委员坚决主张取消邀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要求加强对北越盟友的支持，恢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 这些委员中有波德戈尔内、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等等。 勃列日涅夫坚持主张与尼克松会晤，柯西金和葛罗米柯对此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如果取消会议，可能会导致苏德关系恶化，莫斯科协议难以得到批准，进而影响美苏无法就反弹道导弹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促成新一轮军备竞赛。 政治局最后得出结论，支持举行美苏最高首脑会议。
然而苏联领导层和军队中仍存在反面意见。在1972年5月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失去了耐心，问密友、坚决反对缓和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如果我们不让步，核竞赛就只能继续。总司令，你能给我一个坚定的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将能获得超越美国的优势，力量变化会更有利于我们吗?” 当格列奇科不能明确回答时，勃列日涅夫说:“那么到底哪里错了?为什么我们要继续耗费我们的经济，增加军费呢?” 勃列日涅夫决心召集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全体会议，从中获得对他与尼克松会晤的充分支持。在会议上，柯西金、葛罗米柯、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发言坚决支持与美国缓和的外交政策，这次会议是勃列日涅夫国内政策的重大胜利。 当尼克松5月22日到达克里姆林宫后，勃列日涅夫把他带入自己的办公室谈了四个小时。这次谈话的关键是，勃列日涅夫建议同美国总统确立“特殊的私人关系”、互通私人信件。同美国总统之间的“友谊”，使勃列日涅夫超越他的同僚和对手，缓和政策逐步被勃列日涅夫个人包揽。
与列宁、斯大林甚至赫鲁晓夫的成就相比，勃列日涅夫相形见绌。到1972年，勃列日涅夫已经当政八年，接近赫鲁晓夫的任期，他需要一次大胜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60年代末国际局势的发展、美苏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为缓和创造了契机，勃列日涅夫没有错过这个好时机，在国内外阻力重重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了1968—1972年美苏缓和进程的顺利发展。 在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等人的帮助下，勃列日涅夫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即在欧洲构建和平、向西方开放的设想，设想的重点是建立欧洲安全合作会议。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国内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平衡武器和黄油，恢复经济、促使经济继续发展，是摆在苏联领导人面前的两道难题。 6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戛然而止。在这样的情况下，缓和成为走出困境最容易的一条出路。 1972年美苏缓和达到高潮，5月29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标志着美国对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承认，美苏缓和的成果使勃列日涅夫在国内外的政治威望大涨。 缓和掩盖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在经济、技术、科技乃至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下滑和衰落。外交政策取得的成果，使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人民中拥有崇高威望，使其政治局中的所有竞争对手望尘莫及。 在第二十四届苏共代表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确立了其在政治局中外交事务的领导地位。” 勃列日涅夫不仅在国际关系上非常现实，在国内政治上也是如此。他在追求同德国和美国的缓和过程中，发现了迅速提高政治威望的资源。1973年4月的全体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及其“和平共处”政策获得压倒性的支持，这一时刻大概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的顶峰。
在1974年之后，缓和逐渐困难起来，缓和进程的日益复杂化使勃列日涅夫最终丧失了对对外政策的兴趣。 勃兰特的辞职，1974年尼克松的下台，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都是打击。但是勃列日涅夫仍然努力与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继续进行谈判，最终克服障碍签订了全面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这被公认为苏联历史上最有价值和最有影响的军备条约。 总而言之，在缓和期间，面对一些危机美苏之间能够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双方都保持克制，彼此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虽然勃列日涅夫支持缓和的动机，跟他利用缓和来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争夺最高权力的目的密不可分，但是不能由此就全盘否定和无视他为数年间缓和政策进行的努力，和缓和起到的重要作用。 外交部和克格勃提交的报告称，缓和是发展苏联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苏联影响的最有效途径。但此报告在政治局中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缺乏基本的外交知识，不清楚怎样利用苏联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甚至不知道怎样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泥潭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个性、影响力和政治才能，使苏联的缓和政策在1968—1972年得到顺利执行。
事后看来，缓和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苏双方决策者的政治利益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挤压。 缓和政策实质上并未跳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框架，在缓和的的同时，苏联也在第三世界进行着扩张，这些成就被勃列日涅夫大肆宣传，在增强苏联声势和威望的同时，却是以牺牲美国执政者的声望和威望为代价的。 苏联的扩张让勃列日涅夫政府获得了国内和世界威望，但美国领导人却相应的被视为小丑和输家，这是美国公众不能忍受的，也是基辛格之后的美国政治家不得不极力避免的。 随着反苏民意的增加，美国政治家逐渐发现批评苏联或者对苏联强硬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这种政治利益的相互挤压最终使得默契不复存在，累积的怨恨则冲垮了缓和政策的生存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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