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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内蒙古地区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驻牧之地。在清朝以前，内蒙古境内的汉族移民，在数量上较为有限。 进入清朝中期，伴随着国家人口的高速膨胀，“向边疆移民”的趋势在持续发展，到了清末民初时期达到高峰（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人口的高速膨胀，点燃了清末西北民变爆发的导火索）。  清末民初的蒙古人 客观地说，这些汉族农民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满足了本地蒙古族牧民的粮食需求。但是，他们大量开垦草原、粗放经营的举措，严重破坏了本就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带来了灾难性的生态恶果。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理性看待由清朝主导的移民和放垦举措？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全盛时期的清朝疆域 1）汉族移民拓荒内蒙古的历史进程1）清末放垦前的移民状况 一言概之，内陆汉族农民主要是跨过长城后，由南向北一路推进进入内蒙古境内的。 归化城（呼和浩特）的“移民潮”，最早可追溯至明朝。在俺答汗的主导下，就有一些内陆汉族农民在此拓荒垦殖，但数量较为有限（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俺答汗之于蒙古，做出了哪些贡献？）。 根据文献记载，在清朝初期，当地“人口三万余，喇嘛亦二万，民户约一万余人”。这里的“民户”，无疑包括了蒙古牧民和汉族移民。  藏于蒙古国历史博物馆的俺答汗画像 康雍时期，清政府在当地先后设立了13处粮庄，并接纳内陆汉族农民到此拓荒垦殖。雍正初期，山西大同等地“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归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几千家矣”。 到了光绪六年（1880），绥远、归化等六厅的汉族人口“共计达十二万余人”，已经远远超过蒙古族人口。  民国时期的归化城 卓索图盟（合计2部6旗，囊括了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的“移民潮”，最早可追溯至清朝初期。到了乾隆时期，移民潮和开垦规模均有了明显扩大的迹象。 资料显示，乾隆十三年（1748），喀喇沁右旗境内的汉族农民合计17865人，耕地合计2807顷；喀喇沁中旗共有汉族村屯103个，合计42924人，耕地合计7741顷。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喀喇沁左旗境内汉族农民合计59182人，耕地面积超过了13503顷。 另外，一些汉族农民继续“一路向北”，进入昭乌达盟南部的敖汉、翁牛特、克什克腾、巴林等旗垦荒拓殖。嘉庆五年（1800），敖汉旗境内有汉族农民130户，耕种地亩1390顷。  清朝直隶省 道光七年（1827），喀喇沁右旗和敖汉旗境内的汉族农民合计158055人；建昌县有163875人；赤峰县有112604口；朝阳县有77432口。道光十年（1830），卓盟及昭盟南部的汉族农民总数已超过78万人，境内的大部分可耕地区均为他们垦殖。 到了光绪中期，卓盟境内的汉族农民，“在人数上已占绝大多数，蒙古人在当地只占百分之十五”。昭盟种田且有家室的汉族人口“总数在克什克腾旗计有五万人，另外还有两万五千人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克什克腾人（本地蒙古族牧民）本身却不超过三千人”。一言概之，在清末全面放垦之前，当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变为了农区和半农区（拓展阅读：一文概述：“金丹道事变”的前世今生）。  老照片中的庆州白塔（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 2）清末的开垦与移民情况 签订《辛丑条约》后，巨额的战争赔款不仅让清政府的财政濒临崩溃，边疆与中央的关系也变得愈发微妙了起来（拓展阅读：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国的两次边疆危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之洞、刘坤一等大臣，先后提出了“从内陆移民到内蒙古拓荒垦殖，充实边疆”的建议。 次年，清政府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1856—1926）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前往内蒙古西部推行垦务及“移民实边”新政。与此同时，蒙东地区在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的主持下“设局丈放”。至此，内蒙古全境进入了“全面放垦时期”（拓展阅读：外蒙古独立的“催化剂”：什么是晚清的外蒙古“新政”？）。  老照片中的归化城外景 有了官方的背书，移民浪潮出现了新的高峰。在清朝的最后十年，东部哲里木盟8旗，拓殖面积高达378855133垧（1垧=10亩），西部伊克昭盟的拓殖面积合计21170顷左右，“自放垦以来汉人之移居者渐多，凡有可耕之地，皆试行种植”。 显而易见，内蒙古各地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出现了暴涨的趋势。在清末民初，仅“东三盟”即卓索图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境内汉族人口，就已经突破了360万，占到了当地总人口的87.5%（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近代历史风暴中的蒙古族王公们）。  电视剧《走西口》剧照 3）民国时期的开垦与移民状况 1914年，北洋政府各部门与蒙藏院共同制订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辟垦蒙荒奖励办法》，次年，蒙藏院制订并颁布了《边荒条例》。至此，内蒙古境内各地方当局、军阀、官僚争相拓殖开垦，通过移民招垦和军队屯垦的方式，扩充实力，聚敛财富。 数据显示，截止至1928年，绥远地区拓殖总面积高达198492顷。其中，清末放垦了79560顷，占到近40%，其余60%的土地，均是在北洋政府的主导下完成拓殖的。  老照片中的岁远程 国民政府当政期间，一如既往地推行移民开垦政策。数据显示，在1928—1929年间，仅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左翼中旗，拓殖土地就超过了23万垧（拓展阅读：近代革命风暴中的内蒙古：“伊盟事变”的前世今生）。 日本占领了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后，在沦陷区成立荒务局，招揽汉族农民和日本移民垦荒种地。截至1942年末，共收买了2000万公顷的“开拓”用地，其中耕地即达351万公顷（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日本人是如何“奴化”“蒙疆”地区的？）  “蒙疆政权”区域 截止至20世纪40年代末，内蒙古的汉族人口，从20世纪初的百万余人，暴涨至515万人（1949年数据）。 在蒙东地区，除了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盟以及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等少数盟旗尚保持游牧传统外，其他各盟旗的土地，全部或大部分被放垦。其中，哲里木盟北部七旗的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基本成为了农业区。 在蒙西地区，从乌兰察布至多伦一线以南的察哈尔左右翼南部，可耕地均被拓殖殆尽。伊克昭盟南边沿线和北部河套一带，也基本变成农业区（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一文纵览，“内蒙古自治区”的前世今生）。  老照片中的鄂尔多斯寺庙群 二、移民与拓殖的负面效应坦诚说，由于汉族农民过于粗放的经营方式以及不负责任的垦殖活动，严重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和牧业的良性发展。 1）粗放的经营方式 众所周知，内蒙古以畜牧业为主。基于地表的自然利用而言，放牧的破坏性相对较小。不过，伴随着内陆汉族农民的大量涌入，在农业逐渐取代畜牧业的同时，对于地表的改造式利用，改变了原来的地表结构。再加上盲目开垦和粗放经营，原本就极为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拓展阅读：“闯关东”：华北贫苦百姓的血泪漂流史） 另外，他们在进入内蒙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所谓“春种秋回”的“雁行”习惯。“察绥有一种特殊之农制，曰游农制….此种农民多来自晋北，即今年在甲地租田种植，俟收获后仍返（回）家乡，明春则往乙地租田耕种。此种农制，对于农业颇为不利，因耕种者对于土地不负责任，以其明年不复至原地方故也”。 一言概之，他们只关注眼前利益的掠夺性开垦行为，不仅破坏了草原的生态环境，还破坏了土壤的肥力，更让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沙化现象。 老照片中的五塔寺（位于呼和浩特） 2）不负责任的垦殖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蒙古全境均出现了“农牧争地的局面”，其结果往往是“农进牧退”。伴随着草场面积的缩小，草场的负担日益加剧，草原植被被严重破坏，畜牧业经济日渐衰退。一些牧民因失去草场，不得不远徙他乡，甚至迁徙到了最不易放牧的荒山野岭，游牧条件日益恶化。 另外，还有一些来到内蒙古各地的汉族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大量采掘甘草。众所周知，甘草是深土埋藏的根茎植物，因此，挖掘一根甘草，需要挖一个远大于其生长范围的坑。显而易见，肆无忌惮地挖掘，对草原的植被破坏极其严重。不客气地说，一些地区的沙漠化，就是因为“滥挖甘草”的后遗症。 甘草 3）生态环境恶化的负面效应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较少，大部分地区都在100—300毫米之间。牧民世世代代劳动生息于此，逐步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游牧经济系统。遗憾的是，因为土地的破坏性开垦，不仅让大量草原沦为耕地，草原生态系统也被极大破坏。 1）林木资源的破坏 除了草场遭到严重破坏外，林木资源也大量减少，有的地方甚至绝迹。以喀喇沁和土默特地区，为例，原本林木资源丰富，但到了光绪初期，“古树乔木，已不复存在”。克什克腾旗境内西拉木伦河源地方，在著名的“八百里平地松林”，到清末已沦为“八百里沙荒”，林木资源已绝迹。 2）水土流失严重 内蒙古的土地以黄土和古沙为主，因此对“绿化”的依赖极为严重。一旦植被遭到破坏，沙化和强烈的水土流失现象就会相继涌现。 对此，光绪《靖边县志》如是写道： “陕北蒙地，远逊晋边，周围千里，大约明沙、扒拉、碱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明沙者细沙飞流，往往横亘数千里; 扒拉者，沙滩陡起，忽高忽陷，累万累千。……草场不旺，蒙民生计甚苦，若再开垦，蒙民实更穷迫”。 内蒙古的矿坑 3）野生动物数量大幅减少 清明前期，内蒙古有森林面积2万平方公里、如围场内“树木繁盛，内多千年古松，木兰秋弥，所获禽兽不可亿计”。不过，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大量的野生动物失去了生存环境，数量大量减少，甚至灭绝。 以喀喇沁和围场地区为例，因“地与木兰围场相毗连，故平素虎、豹、熊、狼、猞猁狲、野猪、狐狸甚多”。但到了清末民初，“深可惜者，近三十年来，围场各处砍伐树木，开垦荒地，户口日繁，麋鹿潜踪。至于今日，熊豹鹿彘时有所见，惟虎之一种，绝迹无影矣”。 4）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以干旱环境为主的内蒙古草原，沙质地层分布广阔。从贺兰山、乌拉山、大青山到大兴安岭西南的几千里地段均为复沙带，上面的腐质土只有30—50厘米，下面就是沙粒层。这种地层结构极易遭破坏，生态环境脆弱。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致使沙层外露，风沙灾害频繁。 因此，多年之前频繁发生于北方地区的沙尘暴，主要就源于内蒙古地区的沙地，这和历史上对植被的破坏有直接关系。 无人机拍摄的内蒙古矿业(督察组供图) 4）结语1978年，中国最大的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的毛乌素沙地，经过几代治沙人不懈接力，让数百万亩流动沙地披上绿装，让“沙漠之城”变身“大漠绿洲”。 呼伦贝尔草原 近几十年来，内蒙古像保护基本农田一样保护草原，实施中国规模最大的草原保护工程。全区生态环境显著好转，在祖国正北方，构建起一道天然生态屏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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