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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兵法》简介 《吴子兵法》，又称《吴子》《吴起兵法》，我国古代著名军事著作，《武经七书》之一，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所著。吴起（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县）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之一。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在鲁国杀妻拜将，一战成名；在魏国创立武卒制，“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在楚国实施变法，三晋不敢南谋。吴起以文韬武略振兴三国，呈现出“吴起在而兴盛，吴起去而衰亡”的现象。 《吴子兵法》问世之后广为流传，曾经达到“藏孙、吴之书家有之”的程度，但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增益和删改，且部分内容已经佚失。《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现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图国》主要是谈治国的理论、政策；《料敌》主要是谈刺探敌情的方法；《治兵》主要是谈治军标准；《论将》主要是谈选拔将领的标准；《应变》主要是谈临阵对敌时战术的运用；《励士》主要是谈奖励将士的措施。《吴子兵法》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吴子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与《孙子兵法》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吴子兵法》的主要思想 《吴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体系主要由战争观、治军思想和作战思想组成。 （一）战争观 战争观是对战争的根本看法和认识，是军事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吴起在《图国篇》中分析了引发战争的“五因”，“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即战争的起因有五种，一是争夺名位，二是掠取财富，三是仇恨的积累，四是内乱，五是饥荒。吴起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列国争雄兼并的条件下，战争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吴起在探讨战争的起因问题之后，又将战争性质划分为五种：“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并对五种战争进行了解释：“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所谓义兵，就是制止暴虐，平息动乱的战争，因为顺天应人，得到了民众的拥护，所以“成汤讨桀而夏氏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所谓强兵，就是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战争。所谓刚兵，就是不胜欺凌，因怒兴师的战争。所谓暴兵，就是因贪图利益而不顾礼义发动的战争。所谓逆兵，就是不顾国内危机和民众疲惫，兴师动众而发动的战争。显然，吴起已经注意到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初步区分了战争的不同性质。虽然《吴子兵法》对战争原因的探讨比较粗浅，对战争性质的分类也比较简单，但它毕竟已涉及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在古代兵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是战争观中的重要问题。《吴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在修明政治的前提下，加强军事建设，为从事封建兼并战争创造必要的条件。 “内修文德”就是争取民心、团结对敌的思想。吴起的“内修文德”就是行善政，采取良好的政治措施协调不同社会集团的内部关系，巩固国内团结，使民众安居乐业、支持拥护君主并一致对敌。吴起所言的“文德”有明确的内涵，包括道、义、礼、仁“四德”；所言的“内修文德”相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意思是说：圣人安定天下用道，治理国家用义，动用民众用礼，抚慰民众用仁。吴起认为用“四德”来“教百姓而亲万民”，便能使民众“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在战争中就能使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战场上士卒就会“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这是“内修文德”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吴起称之为“和”。所谓“和”就是国家内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各种关系的和谐，主要表现为“人和”，也就是内部团结一致。吴起列举了不同层面的“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也就是说，如果国内意志不统一，就不能贸然做出战争决策；如果军队内部意见不一致，就不能与敌对阵；如果临战阵形不整齐，就不能与敌作战；如果在战斗中部队战斗动作不协调，就不能战胜敌人。“内修文德”可以使国家达到内部政治、军事、社会等各领域全方位的和谐统一，可以对战争与军事起到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吴起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认识考察，阐明了“内修文德”与“外治武备”的辩证关系，认为与“内修文德”相辅相成的是“外治武备”。如何“外治武备”？吴起认为，首先要思想重视，牢固树立居安思危的战备观念，时刻警惕国家安危。吴起在《料敌》提出“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的备战思想。《孙子兵法·九变篇》告诫后人要“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在备战的问题上，《吴子兵法》与《孙子兵法》的观点有一致之处。其次，吴起认为战备思想只有付诸实际行动，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吴起主张“要在强兵”，即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的思想。吴起“要在强兵”的思想，强调塑造强大的军事实力，强调依靠军事实力确保国家安全。吴起虽然主张“外治武备”，但对战争却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强调慎战不好战，反对穷兵黩武，认为“恃众好勇”会导致亡国惨剧，又进一步提出“战胜易，守胜难”的新观点，认为胜仗越多反而越会孕育未来的巨大灾难。他认为：“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战争的负面影响，吴起明确指出使用武力要注意把握“度”，极力反对扩大战争，主张通过尽可能少的战争，迅速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实现战争目的。 总的来看，吴起“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思想是一种经国治军的大战略思想，它吸收并融合了儒、法、兵等学术流派的思想精华，将政治与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既深刻阐发了一些新兴地主阶级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又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一些符合时代大势的建军、治军的新规律，达到了时人在战争观问题认识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二）治军思想 治军思想，就是军队建设理论和军队管理理论，是组建军队和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各项工作的统称。《吴子兵法》中蕴含的治军思想非常丰富，其核心是“以治为胜”（《吴子兵法·治兵》），强调以法治军。具体来说，《吴子兵法》的治军思想包括教戒为先、信赏明罚、选募精兵以及关于将帅标准的一系列思想。 第一，主张“教戒为先”。吴起重视对军队官兵开展思想教育，这就是所谓的“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认为只要士卒有了羞耻之心，军队无论攻守，都能得其所宜，“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同时吴起也非常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指出将士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多由于战术要领没有掌握，“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为此，吴起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训练方法，指导平时的训练活动，内容包括单兵技艺训练、战术训练、阵法变化训练等。 第二，提倡“严刑明赏”。吴起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军法来约束将士，使军队的一切行动“任其上令”，即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对不从令者要予以诛戮，以整肃军纪，在军事奖惩上要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对善于使用各种兵器，身强力壮，行动敏捷，“志在吞敌”的人予以多次拔擢，“必加其爵列”，以此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并强调在实行“重赏”“重刑”之时必须做到“行之有信”。 第三，强调“简募良材”。吴起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应付突发事件，即“简募良材，以备不虞”。为此，吴起曾建议魏国统治者“聚卒”、“练锐”，即把士卒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愿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奔远、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同时还主张根据军队将士的身材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优下等情况进行合适的分工，以发挥各人的特长，具体做法是“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士”。吴起相信，按照这样的原则选拔训练的军队，作战能力强，便可以无往而不胜。 第四，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的为将标准。吴起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将”关系到国运的盛衰和军队的安危，“得之国强，去之国亡”。为此他对将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总的原则是要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具体地说，为将者要有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具备爱护士卒的慈祥之心，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树立威严，善于号令和指挥部队；善于做到“五慎”，即：“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能够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这“四机”，即在对敌作战中掌握士气，利用地形，运用谋略，提高战斗力。总之，为将者的威严、胆识、品德、才干要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战胜攻取。 由此可见，《吴子兵法》的治军思想系统完备，对凡治军原则、教育训练、军纪军法、赏罚手段、精兵建设、选将任帅等问题，均有深入的阐述。其中不少合理的思想内核，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作战思想 作战思想，就是作战的指导原则和方式方法。《孙子兵法》注重从哲理层次揭示作战指导规律，《吴子兵法》更侧重于对战术要领的具体表述。吴起的作战思想集中于两条主线，“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兵法·料敌》）和“因形用权”（《吴子兵法·论将》）。 第一，“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该思想包括“审敌虚实”和“趋其危”两个要点。“审敌虚实”，即找出敌方的虚实强弱之处；“趋其危”，即打击或威胁敌人的虚弱之处。《吴子兵法》和《孙子兵法》一样，非常重视了解敌我双方的军情态势，并把重点放在掌握敌情之上。为此，专门设有《料敌》对此进行深入的阐述。吴起从作战的角度总结出八种军情为“虚”和六种军情为“实”的情况。如果敌军陷于疲惫不堪、军心动摇、内部不和、后勤补给匮乏、援兵不继、将领指挥能力差、作战准备不充分等不利境况时，其军情为“虚”，对这样的敌人应“击之勿疑”；如果敌方国力雄厚、政治清明、内部和睦、信赏明罚、任贤使能、兵力众多、装备精良、有盟国支援等，则其军情为“实”，应“避之勿疑”。这些是吴起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是“审敌虚实”的一般规律。 吴起还指出，“料敌”的目的是为了发挥自己的长处，选择捕捉战机，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予以致命的打击。吴起在《料敌》中对六国军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对各国的军队分析得非常透彻，齐国的军阵虽然庞大但不坚固，秦国的军阵分散但能各自为战，楚国的军阵虽齐整但不能持久，燕国的军阵善于防守而不能出击，韩赵两国阵势虽然有条理但缺乏战斗力。由此，吴起提出了破敌的方法。攻击齐国军队，“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攻击秦国军队，“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攻击楚国军队，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争战，其军可败”；攻击燕国军队，宜“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车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攻击韩赵魏两国军队，需“阻陈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吴起的这些分析和对策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集中体现了吴起用兵打仗以“料敌”为先的指导原则，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强调“因形用权”。“因形用权”就是说在战场上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战法，强调作战指挥的灵活性。吴起认为，战场上的情况各不相同，作战的形势瞬息万变，高明的作战指导者应该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战机，灵活机动地运用战术，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兵法·论将》）具体地说，就是要根据敌情、天时、地利等情况的不断变化，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实施欺诈、收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灵活采取诱歼、伏击、截击、追击、逼攻、偷袭、水淹、火攻、半渡击等不同战法，迫使敌人分兵、混乱、恐惧、疲惫，陷于不利的地形和被动挨打的地位，尔后集中优势兵力，制敌于死命，夺取作战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吴起还进而总结出作战中“因形用权”带有规律性的要领，包括“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以及“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这些都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的理论。 《吴子兵法》的影响与运用 （一）《吴子兵法》的影响 《吴子兵法》从战争观、治军思想、作战思想等方面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反映了战国时期军事斗争的实践经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吴子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并在政治、军事领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称道。《韩非子·五蠹》记载：“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在唐初，匡政巨著《群书治要》就辑录了《吴子兵法》的《图国》《论将》《治兵》《励士》四篇内容，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北宋时《吴子兵法》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更说明了它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其中部分内容已经失去现实价值，但是其中对于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和分析并未过时，需要我们加以分析研究，继承借鉴。 《吴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对世界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日本奈良时代，著名的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把《吴子兵法》《孙子兵法》等中国军事文化典籍带到日本，《吴子兵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世纪后半叶，《吴子兵法》又传播到欧洲，与《孙子兵法》一样受到青睐，并收录于1772年巴黎翻译出版的法文《中国军事艺术》丛书中，之后相继被译成英文、德文等，在欧洲大陆广为传播，被西方称为“言简意赅的箴言和无价的真理”。 （二）《吴子兵法》的运用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起在魏楚的变法改革与军事实践 吴起在魏国协助李克等辅佐魏文侯、魏武侯进行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前期的军事强国。在担任西河太守后，吴起在西河辖区内进行改革，整顿吏治，选拔和重用廉洁奉公的官吏，同时实行奖励耕战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府库。吴起还重视加强边防建设，选拔训练士兵，建立了一支精锐的“魏武卒”。随着魏国军事实力增强，吴起率部屡次大败秦军军队。据载，吴起任魏国大将及镇守西河期间，曾统率魏军与诸侯各国军队进行大战76次，魏军大获全胜的有64次，其余12次与敌不分胜负，为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吴起到楚国后，担任令尹，直接辅佐楚悼王进行变法改革。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法令，加强王权，削弱贵族特权。吴起还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整顿吏治，打击徇私舞弊，任贤用能，提高办事效率，改变社会风气。在经济上下令打击游手好闲之人，奖励“耕战之士”，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保证生产发展。在军事上，强调“要在强兵”，扩充军备，建立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吴起推行变法后，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明显效果。向北，伐魏救赵，收复了被三晋占领的陈国和蔡国土地，将楚国势力扩展到黄河岸边；向南，平定百越，疆域拓展至江南，楚人“兵震天下，威服诸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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