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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橙黄绿青蓝紫 ——常德师专中文科八一级学习及成长回忆(一) 金仁章 怀旧，是人类无法摆托的情怀。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有诗叹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对此，思想家或许可以抱持超然物外的态度去审视和解剖、解说。然而，平凡如我辈的芸芸众生，却往往会在波澜不惊生活的某一个瞬间，突然被自己从前的一段过往经历，牢牢缚住，陷入回忆，不能自拔。 早过知天命之年的我，近来就开始了这样一段回忆，一段坐标为八十年代初期，主题为大学校园生话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起因是这样的：最近回老家时，大哥递给了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我在常德师专——现在的湖南文理学院学习时所获得的三好学生、优秀团员金属奖章。这个小袋是大哥清理母亲遗物时发现的。 无独有偶，前三年大哥在清理父亲遗物时，也曾发现过父亲保持的我在常德师专所获得的三好学生、优秀团员证书。 可怜天下父母心！两次拿到这些旧物，我两次潸然泪下。 自然而然，那段难忘的岁月，伴随声声淡淡的叹息，也就如烟似雾，次第闪过自己的眼帘…… 风流才俊出沅澧 秋高气爽，阳光灿烂。1981年国庆节前的一天，我带着被帐行李，随父亲在石板滩镇坐上了去常德市的短途公共汽车，准备赴常德师专中文科报到。 其时，石板滩公社广播站正在播唱欢快流畅的流行名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梅作词，谷建芬谱曲):“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此前一天，我还在为家里12亩塝田抽水抗旱。这一年，常德农村开始实行年产承包责任责，我家分到了12亩水亩。抢收抢插，粮食大丰收。吃的不用愁了，但农活却异常辛苦:农忙时节，割稻、踩打谷机、挑谷、晒谷，然后是扯秧、插秧，时常还有喜欢吸血的蚂蝗相伴，叮在腿上，不费一番周折还扯不下来。常常早晨四五点披着星星起床干活，晚上七八点才能戴着月亮回家吃饭。 望着车窗外不断向后消失的一排排树木、一片片良田，我心中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苦尽甘来，此生终于跳出农门，端上了铁饭碗，享受国家每月给伙食费，毕业还能包分配的优厚待遇，再也不过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从泥土中刨食的辛劳生活了。 从常德市三岔路下车，走上一条笔直的道路，穿过常德烟厂，我们就来到了常德师范专科学校——位于沅水北岸、太阳山南麓的常德地区最高学府。 我被分到了中文科25班，同级的还有26班，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徐咸昌、刘松就分在该班，两班同学加起来共有84人。 完成报到手续之后，我和父亲来到了位于学校田径场南侧的学生宿舍楼。该楼属于俄式筒子楼，两端中部设有内步梯，两排寝室中间设有内走廊。 我所在的寝室先有8位室友，分别是:桃源县的杨志勇，石门县东山峰农场的周淡念，澧县的李家明、朱召金、陈本金，临澧县的范年望、罗安国，汉寿县的彭文学。后来，寝室又来了位数学科转学而来的熊松林，与我一样，常德县人。这样，我们寝室最终入住成员达到了10人。 第一印象：范年望，老气横秋模样，其实异常善良；周淡念，说话斯斯文文，眉眼略显精明；朱如金，有些大大咧咧，但又不失坦荡；陈本金，开口脸就发红，很少直视对方；杨志勇，谈吐不俗，神采飞扬，颇有文艺范；熊松林，书卷味十足，有点桀骜不驯；罗安国，终日笑意盈盈，未脱邻家“小哥”稚气；彭文学，语调平和，吐词清晰，待人真诚，做事靠谱；李家明，潇洒帅哥一枚，很有干部气质，闪起精来一套一套的——闪精是常德话聊天之意。我呢，一个憨憨的还未完全开窃的农村孩子，留待大家点评。 翌日，我们中文科八一级同学首次汇聚“红楼”。该楼建于1957年，系苏式砖木混石结构，外表饰以赭红色，典雅庄重，极具文化气息，为师专当时第一办公楼。面对一张张陌生而亲切的面孔，我有些羞涩却又倍感温暖：他们就是今后3年将与我朝夕相处的家人。 随后，我们25班的班级辅导员廖作安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有关情况:同学们全部来自常德地区，汇聚澧水沅水流域，包括当时还末划分出去的慈利县——该县“以土俗淳慈而得物产之利”而得名，陈志武、朱新兵、杨德球、莫宏元等同学就来自这里。因为当年是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5年，老三届学生基本没有。加之我们经历的初中、高中学制都只有两年，所以同学们的年龄普遍都偏小，不过十七、八岁。最小的，像熊兴保、刘延春、罗安国、柴跃建等，只有十六岁，极个别大一点的也不过二十岁出头 。 从学习成绩看，我们这一届虽有一些复读生，但出类拔萃的应届生还是占绝大多数。其中，像杨志勇、吕先芝、李雪梅、高建华等同学的高考分数还超过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彭文学等人的分数也靠重点线很近。我本是常德县文科预考第10名，其时众科科任老师认为我高考保底都可考个南开大学。不料最后考砸了，高考分数只刚过本科线几分。而我的中学班主任曹星照老师为了保证学校升学率，竟让招生办有关人员直接将我的录取档案抛到了常德师专。熊兴保的情况也与我相似：其高中班主任说，“你的分数虽然过了本科几分，但你个子小，家里经济状况也不好，保险起见，干脆第一志愿就报常德师专。” 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我们当时都是妥妥的天子骄子，货真价实的风流才俊。我查了一下资料，1981年高考前，曾有过高考预考，超过多半数以上的应届毕业生都没有通过。这一年全国通过预考的只有259万，其中后来达上高考录取线的仅为28万，录取率只有11%。所以，综合预考因素计算，本年的高考录取率实际不到5%，100个高中毕业生能够考上大学与中专的不到5个人，这才是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千军万马过独朩桥”。 1982年，高考录取率为17%，这一年也有预考；1985年，高考录取率为35%；1995年，高考录取率为37%；2005年，高考录取率为57%；2015年，高考录取率为74%；2018年，高考录取率为81%。 有比较才有鉴别，不难发现，我们1981年的大专生，放到现在，完全可以录上重点本科。杨志勇就曾这样在孩子面前夸口：“我和你妈妈虽然都是常德西郊大（当年常德师专的一种昵称）毕业的。但以我们当时的成绩现在上个武汉大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以自豪地说，用知识改变命运，我和我的同学们当时都做到了。因之，我们也享受了中国古代士子科举及第后一样的殊荣；名声传乡梓，夸誉获无数。我清楚地记得，我是我们村-——当时叫生产大队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个大学生。拿到师专入学通知书后，生产大队专门在我家所在的金家湾小队播放了一场电影，以示祝贺。我那好面子且又担任石板滩公社兴隆桥生产大队干部的父亲继而在家大摆了数场酒席，分别宴请我的高中、初中任课老师、公社及生产大队干部、亲朋好友与左邻右舍。其间，好客却又酒力不行的父亲曾经数次醉倒醉吐，但他依然屡败屡战，乐此不疲。 和我一样，我师专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都享受了人生如此璀璨的高光时刻。曾俊杰和她弟弟同时考上，她应该算是“单科王”，高考语文成绩当时是全省文科第三名，她弟弟更牛，拿到的是大连理工学院-——现在的大连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对儿女如此有出息，其父倍儿有面，竟把桃源县商业局单位食堂包下数天，大宴四方宾客。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站在新的起跑线上，远望滔滔东去的沅水，我们心中自是充盈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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