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是研究中国经典文学的文学史著作。 中国向无文学史之著，近代以来，因受日本之影响，始有人著为文学之史。以后所谓文学史者，或宗苏联，或祧欧美，皆去中国文学之正脉远甚。且凡为史者，皆言过去之事，而中国文学从诗骚以降，历千万祀而不衰，譬如一个人，他的远祖乃至其高曾祖到底做过什么，当然需要记到家史中，但这个人今尚健在，给自己所经历的岁月写一本史书，宁非可笑？ 本书也不是中国经典文学的欣赏著作。 欣赏一词，本出于陶渊明的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欣赏者，欣然有会于心而赏会之也。欣赏是因对文艺的悠然心会而产生的愉悦感，既不能宣之于口，也不能移之于人。陶渊明说有人能与之“共欣赏”，是因其人与渊明性情相契，学养相近，这才有“共欣赏”的基础。 本书是一位中国经典文体的创作者，对中国经典文学的返视内观。 三十年来，我遗世坐忘，澄心静虑，体察着中国经典文学的躯体，直如它就是我自己的身体。我感受着气机在体内经络中的自然流行，惊叹于中国文学的自成宇宙，更为中国文学的蓬勃生气而感动莫名。在这个漫长而奇妙的历程中，我作诗填词，为骈散文，无时或辍，以古人之心为我之心，逐渐找到了孰为任，孰为督，感知着中国文脉的沉雄博大。这又是一次难忘的证道之旅，我也在玄览中国经典文学时，深切地体悟到中国文化之道。我忍不住想把我的体悟写出来，好让有志上接中国文脉的读者，懂得存古人之心，行古人之道，阅古人之境。 2018年上半年，我开始写作本书，每两月写一篇，交《社会科学论坛》杂志，以“中国文学的正脉”之名连载，至2020年底始告厥成。两年多来，每次我都要责任编辑袁佳佳女史再三催促，才能交稿，甚至有好几次，她都是把整一期的刊物排好版，留着版面等我的文稿到了，这才下厂印制。之所以成稿如此之艰，非因材料之匮乏、研究之不足，而是因为，每一次写作，我都要克服内心强烈的忧惧。我很清楚，本书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大违于今之学者，也全然逸在普通文学爱好者的期待之外。我愈是与古人心意相通，便愈感在现世的孤独，也就愈加怀疑，在这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时代，古调究竟弹与谁听？但与古人的旦暮之遇，又让我怀着一份不能被压抑的自傲。每一次我都因忧惧而艰于落笔，而最终我还是因这份自傲的驱动，完成了本书。 本书意在通过体悟中国各经典文体，及各文体之重要作家作品，描画出中国的文脉。中国文脉二字可以尽之，曰风雅而已矣。白话文体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因其本就是为着反风雅之道而存在。 我从《诗经》讲起，就是为着彰显风雅之道。接着是讲屈子，我提出《离骚》是屈子的证道之作，恐怕前无古人，但我仍勇于自信，因我的确在《离骚》中读出了屈子求道的心迹。我在讲到赋时，特别指出司马相如的士人风骨，也顺着第一章《君子之学》的话头，进一步阐发了文学“为己”之义。我又专为《古诗十九首》设了一章，是想说明中国文艺以高古为极则。后世诗家，我只取李、杜，馀子非不足观，但因本书只谈文脉，万古江河既不废，其他淮、济、汉、洛，自不必重溯。乐府为文乐合一之体，我尝从张卫东师拍曲多年，故于文乐相须相成之际，颇多感发；书中分别为乐府诗、词、曲之鸟瞰，重视醇雅之美、闳约之致，或能稍亲风雅。近世以来，学者多误以为文言即是古文，不知更有六朝骈文，蔚为文章正宗。我在讲完六朝文的风流蕴藉之后，更以专章推介有“唐孟子”之称的陆贽，我以为陆贽的骈文，是中国文章的昆仑泰岱，无人堪与并肩。唐宋八大家我只讲了四家，于韩柳之际，我抑韩扬柳，因韩有文化专制之心，而柳能顺民之性。宋六家仅取欧公与大苏，我爱重欧苏文章气节，炳焕交辉，尤其是在写到苏轼时，我觉得自己真能聆听到其幽微的心曲。这或许是因为我和他一样，命宫摩羯，上升又皆是摩羯，同为守死善道之士。大苏的文章带给我的心灵激荡无以言喻，我不知道自己一枝秃笔，究竟能表彰出多少他的执著深沉。 本书多绝未经人道之语，读者诚能平心静气，阅读本书，自会发现我对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品的看法，与硕彦时流的观点，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歧异。在写作本书时，我常常感觉周遭虚无一物，只有我与古人相对倾谈。这种冥冥之境，在我迄今为止的写作生涯中，都是十分罕遇的。 昔龚自珍诗云：“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此书是我步入不惑之年后所著，早已非少作，然我平生唯此书运思最深、用力最覃，固当卷怀自珍。我曾经深深折服于勃兰兑斯的名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但我现在认为，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中国文士的证道心迹，道不变，文亦不变。中国文学依本于中国文士对道的拳拳服膺，中国文脉从《诗》《骚》以降，一直遵循着风雅之道，从未更移，虽在二十世纪横遭两度摧折，却能不绝如缕，绵延至今。然则本书之成，岂止不惑，抑且无憾焉。 中国文学古称辞章，与义理、考据同为国学之大宗，而辞章实兼义理、考据之胜。《诗大序》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所以诗有如此神奇之功用，乃因诗根本于人的性情，最合于“修辞立其诚”之道。文赋之佳者，同样胸襟、识力、才具、学养缺一不可，文如其人，最是真实不妄。金代元好问诗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三十首》其六）晋代潘岳字安仁，谄事权贵贾谧，每候其出，望其车尘而拜，却能写出高情千古的《闲居赋》，岂非说明文未必如其人？其实不然。元好问此诗感慨的是有些人写的字、作的诗都违背了真性情，文章自然见不出为人。《闲居赋》纵然“高情千古”，却仍是“失真”的文字，而真正第一流的文章，却是以性情的真为第一要义，绝不存在见不出为人的情况。辞章最见性情、胸次、学识，故国学三大宗，自应以辞章为首。1944年，张尔田先生致信《学海》杂志主编钱仲联，谓：“弟少年治考据，亦尝持一种议论，以为一命为文人，便不足观。今老矣，始知文学之可贵，在各种学术中，实当为第一。”他举当时的名诗人、学者沈曾植为例说：“其史学佛学，今日视之，已有积薪之叹，而其诗则自足千古。异日之传，固当在此而不在彼也。”又论夏敬观，以为其词与郑珍的诗相埒，在清代无与抗手，“而近日忽喜作考据，欲与王静安辈，当场赛走，可谓不善用其长矣。弟甚惜之。”（钱仲联辑《张尔田论学遗札》）王静安即王国维，早年忽为文学，忽为哲学，三十五岁后，始专力于考据之学，然而考据是科学的，见不出人的生命精神，更无以安放人的灵魂，故考据既不足以安身立命，其教化之效，亦远不及于辞章之速。王国维著《静安诗稿》《人间词》，虽不足以方驾晚清沈曾植、陈三立、王鹏运、朱祖谋诸大家，却因包蕴着静安的生命精神、人生观念，较其考据更有不朽之真价。辞章为国学第一大宗，中国文脉实即国学之主脉，诚如曹丕所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故本书亦可名之曰《国学概论》。 本书写到后半时，正逢庚子大疫，我幽处宣南，息交绝游，阅七十九日，成《庚子春词》一卷，较诸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秋词》，未为稍居下风。疫情期间我尚完成了平生最自爱的论文《中文系何为？》，此文主旨，与本书颇多暗合，且皆忧患之作，故谨以附后。为免读者翻检之劳，我也开立出国文自修极简必读书目，不当之处，博雅君子，幸有以教我。 本书中凡引用韵文，原则是用韵处用句号，非用韵处用逗号，词曲似断非断处，则用顿号，与一般图书标准不同，祈读者亮之。书中古今异读之字，多为标出，因音律所关匪细，现代汉语丢失了太多文字的音韵之美，不得不以此稍作补救。又古书繁体字与今之简化字常有不能对应处，为免混淆，多馀之馀不作余，一齣戏之齣，也不作出，等等。此为无奈之举，同望理解。实际上要想真正接上中国文脉，不但要熟悉并熟练掌握繁体字，也要熟知声韵平仄，尤须养成文言的思维，不如此，便永远徘徊在中国文学的墙外。 本书成稿，原投某老牌国字号出版社，该社编辑商议后退稿，覆信谓：“我们觉得大稿文采斐然，对古代文学有自己独特的体认和系统的认识，可谓卓尔不群，但是大稿中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及全书所体现出的精英主义的倾向，皆与我社立场相左，故只好放弃。”正如该社编辑所云，此是“根本的思想立场，无法通过修改来达成共识”，况且我也绝无可能就此根本立场问题，做出妥协。幸蒙云起师之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以拙著褊狭，慨然决定付梓。到签合同时，我才发现社长汤文辉先生正是十四年前我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大学诗词写作教程》的责任编辑，奇缘辐辏，并记于此。 辛丑中秋徐晋如于稳心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