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版本的鉴别和考证中，古籍的装帧一向被视为“无关要义”的方面，只有像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龙鳞装）那样的极少数特例除外。此种倾向使得装帧这一与书俱来的、比字体墨色等带有更多时代痕迹的版本参考依据的作用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历来谈装帧的文章也只是局限于技术和美学角度，而未注意它们与古籍版本之间的 内在联系。真是“无关宏旨“吗？根据笔者长期的观察，所见情形并不尽然。 “装帧”是一个外来词语，中国古书中使用的类似词汇则有“装订”和“装潢”等。从文献中以及对其使用来看，“装订”侧重于技术方面，而“装潢”偏重于书籍艺术性方面。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对古籍装订时，必须同时考虑美观等艺术性的要求；而书籍的艺术性则主要通过装订来体现。装成何种样式？使用何种材料？这固然是依据操作者的设计意图而定，但又受到时代风尚和物质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简言之，各种装帧形式有各自的流行期，各种装帧材料也有不同的出产地和流行时代,因此装帧可以为版本的鉴别提供一些参考信息。 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的20余年中，对清内府写刻的各种御用书籍时有所见，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籍表面异常鲜明浓重的耀眼色彩，其次是豪华富丽的材质和精致绝伦的制作技艺，它们与一般官、私、坊间书籍浅淡简朴的装帧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望着牛令人赏心悦目并叹为观止的杰作，开始时以为所有的装潢手段都是为增添书籍的美观而采用的。但是, 反复观察之后，此类信息在头脑中积累到一定数量（大约有数百种以上），便逐渐发现每种书面色彩只选用了众多色彩中有限的几种，且这几种色彩都与特定的书籍内容相关联；书籍的装潢材料和技术方法则倾尽清宫所有和所能。这一历史现象，只有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 在封建时代，帝王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历代的宫廷礼制都把维护帝王的至尊地位作为维护专制政体的头等大事。凡与帝王有关的衣、食、住、行等一切御用之物，无不体现出至高无上的尊严与神圣。那么，清代御用书籍的装帧，是通过哪些具体方式来反映皇权至上的设计主旨呢？换句话说，它们在装帧方面的版本特征都有哪些呢？色彩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往往为多种艺术形式所通用。内府书籍的书衣、书函等处所使用的色彩与一般官、私机构制作的书籍迥异，主要有以下三种：以上三色，彩色度都很高，属于强纯度色。它们附着在书面上，鲜明、浓重、易见度高，有很强的装饰意味。从清代的各种档案中可以了解到，内府御不仅内容是“钦定”的，连刷印部数、装潢材料、色彩等也都是“钦定”的。最为典型的是一些呈文中“奉旨”用“黄绫面”的记载。饰以黄色的书籍，主要是记载本朝皇帝言行动止等内容的专书，如《圣训》、《佞录》、《本纪》、《玉牒》等，也用于“钦定”的儒家经解、则例、律令、方略、时宪书等等。一般而言，每种色彩只适用于一定的范围，表达相应的意义。但是，一种黄色能用于多种书籍，说明是色彩以外的另一种东西，即象征意义种抽象的、无形的东西在起作用。
古代的书面色彩象征什么意义，文献中并无直接记载，然而使用中却又极有规律, 说明不是始于清代。某种色彩能作为象征, 一定是实行既久，与传统密切相连，人们对它的意义已有所了解。否则，不明其意，就达不到象征的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古人的用意，根据封建制度代代相承的特点，简略回顾一下黄、红二色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中国社会自古所形成的封建等级制度，可谓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曾经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色彩的使用当然也不例外。色彩已成为表明社会阶层或等级身份的标识。其实，就色彩本身而言，开始并不含什么尊卑意义。比如黄色，《易坤·卦文》言：“天玄而地黄”，其最初的意义是指自然界中的土地之色，《论衡·验符》：“黄为土色，位在中央。”古以五色配五行五方，土居中，故以黄为中央之正色。对于正色，孔颖达疏引黄侃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 绿、红、碧、紫、骊黄是也。”正色、间色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对色彩进行人为的等级划分的开始。从此，自然界的各种色彩被赋予了贵贱、尊卑等不同意义。正色的等级高于间色，皇帝的建筑、衣冠、车辆等都必须用正色。然而，五种正色中，黄色又与其它色彩有所不同。古有“黄旗紫盖”的迷信说法, 指天空中出现的一种云气—“天子气”，以为帝王应运而生的气象或征兆。还传说黄帝服黄衣、戴黄冕，后汉初期道教推崇黄老，故冠服尚黄，并传说“黄衣当王”，张角等始服黄衣、戴黄巾。汉制，惟皇帝得用黄屋,因特指帝王车。由于黄色与帝王联系渐多，于是黄色渐为帝王所专用，如唐代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五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可见，黄色作为帝王的象征并非从清代才开始的。自隋代起，“天子服专尚黄”。唐因隋制，高祖武德初，“遂禁士庶不得服”，并又由服饰推展到其它用物上，“臣下一切不得用黄”。自此，黄色成为帝王的专用色彩。封建礼制代代相承，从宋代沿用至清，黄色一直是最尊贵的服饰、器物的主色。清代皇帝的朝服、朝带、龙袍、雨衣等均为明黄71色,皇宫屋瓦的主色也是用黄色，其它御用器物用黄色装饰的例子不胜枚举。
由于帝王的垄断，黄色从普通的色彩渐渐成为帝王的代表色而被尊重，由一种习俗而成为不可逾越的礼制。红色，古指浅红色，后泛指红色。本文所说的红色，古代称“赤”或“正红”。从古至今，无论朝野，均用此色代表喜庆、欢悦，表示胜利、成功、幸运、幸福等意。在婚嫁和传统节日等场合，多用此色装饰点缀以助兴。而红色作为正色之一，含有尊贵的意义，却是民间不许用的。在很多情况下, 红色用于古代贵族官僚阶层。如杜甫的著名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因古代王侯贵族的住宅大门漆成红色以示尊异, 故以“朱门”指代贵族、豪富的邸第。在官员服制中，三品以上紫色，五品以上朱色, 六品以下绿色。红紫为上，青绿居中，檀褐属下级。唐代，“每朝会，朱紫满廷，而少衣绿者”，以“朱紫”转喻高官。此外，帝王有时用红色，清帝在“朝日”时穿用红色朝服。因此，记载帝王言行的《圣训》、《实录》等书采用黄色和红色主要是象征帝王的至高无上和神功圣德，而一些法令、时宪等书也饰以黄色则显示“钦定“之书的权威和尊严。除黄、红色外，还有一些书籍则奉旨用“石青杭细面”、“石青杭细套”。石青即蓝色，有称磁青者。此种色彩常用于内容深奥，哲理性较强，被视作正统的儒家经典、经解、正史以及天文、历算、数理等书。早在宋代，有些经书就以磁青纸书写，显得庄严肃穆，以后各代也常用磁青纸写经或作书衣，与其静谧、深远、内涵丰富的特性相符。书籍以不同的颜色、质料区分，古时即有先例。隋朝开皇十七年（597年）秘书丞许善心整理藏书，编成目录，当时西都长安的嘉则殿，东都洛阳的修文殿及观文殿，都有丰富的藏书。隋炀帝即位后，令将各处藏书分为上、中、下三品，并各以红琉璃轴、绀琉璃轴、漆轴装潢，以求易于识别。清乾隆帝沿袭古制，令以绿、红、蓝、灰四色分饰《钦定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图书的书面，“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子类, 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尽藏黑其位，如乾四德岁四时，各以方色标同异”。虽然现存实物绢面颜色与原定规制略有差异，但大致不离取法春夏秋冬四季的初衷。这是内府书籍装潢色彩的另一种用法，不含礼制等威之意。除了以色彩区别尊卑外，还在书籍装潢中选用特定的图案。由于中国古代龙为君象的观念所致，汉代以后龙成为天子的化身, 成为皇帝权威的象征。中国文化中另一种具有影响的神话动物—凤，作为鸟中之王也成为帝后的象征。因此，内府许多图书和各种御用器物一样，常常饰有龙凤图形。如《大藏经》所用织锦即有水波藏龙锦、双龙戏珠锦等，清历朝《圣训》明黄书衣、历朝《实录》红色书衣上均织有龙纹。再如精写本。《万寿无疆赋》经折，首开绘有团龙图案，四周边框内满绘龙纹。盛装书籍的夹板、函匣上雕有龙纹，如精抄本《圣训》, 以明黄金龙夹袱包裹。可以说，各种团龙舞凤随处可见，多采多姿。内府刻书有几种不同的用途，在刷印前有呈览本、缮录副本和付刻样本，刷印后则有陈设本、赏赐本和通行本之分，所以其刷印纸墨、装潢的要求亦各不相同，有明显的等级差异。一般都由武英殿奏请后遵旨承做。例如：呈览本：凡属皇帝钦定、御纂的书籍, 在刊刻、刷印之初，均先以上等材料精印一部，多以“杉木板、黄绫套、黄绫面”装潢成帙呈览，称为呈览本、御览本或进呈样本，亦称黄册。陈设本：殿版书印成后，例以若干部（一般为2部）带往盛京恭贮，并供紫禁城和各园苑、离宫陈设之用，通常为10至30部左右。陈设本的装潢一般与呈览本相同。如嘉庆四年（1799年）奉旨将《蒙古源流》“刷印装潢杉木板、黄绫套、黄绫面、页连四纸书十部”，分别陈设于盛京、万寿山、御书房、玉泉山、圆明园、香山、长春园、热河和绮春园等10处。赏赐本：赏赐对象为个人。俟书刊成后，参与纂修此书的官员、朝廷要员、宗室王公等都有可能得到赐予，或赐给臣下表示恩宠。每种书赏赐数量在20至200部不等，如《钦定兰州纪略》和《明史本纪》赏赐数量为50部，《钦定盛京通志》和《钦定满洲源流考》为20部。通行本：以有偿的方式向社会发行。数量在300部左右。不同用途的刻本在装潢上有所区别：呈览本、陈设本为上，赏用本次之，通行本为下。历朝《圣训》分别有黄、红绫本大、小二种。历朝《实录》，缮写正副本五份，每份汉、满、蒙三种文字各一部，例备大红绫面正本二份：一藏奉天大内，一藏皇史宬; 小红绫面正本二份：一藏乾清宫，一贮内阁实录库，专备进呈之用，故又称阁本；又小黄绫面副本一份，亦贮内阁实录库，系实录馆于纂修实录时随时缮呈之本，经御览后分缮大、小红绫正本，故通称为副本。各朝《本纪》均饰黄绫面，习称黄绫本历朝本纪。它如玉牒、御制诗文集、会典、方略、时宪书等亦多用黄色饰面。如《满洲源流考》一书，奉旨“刷印装潢陈设杉木板、黄绫套、黄绫面、页连四纸书二十部，赏用纸合背黄绢套，黄笺纸面、页竹纸书二十部”；《钦定盛京通志》一书，陈设本用“杉木板、石青杭细套、石青杭细面、页连四纸”，赏用本则用“纸合背蓝布套、古色纸面、页竹纸”。虽然颜色相同，但材料质地还有高下之分。
书衣、书函等一般采用绫、锦、绢、缎等丝织品材料，属织物中最为贵重者。与各种纸质材料相比，显得华丽、厚实、凝重、丰满。函套上敷用的锦缎还织有团龙、云凤、寿字等图案，多至上百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书盒所使用的材料有金、银、铜、木、石、洒金笺纸等，应有尽有。仅制匣的木料就有紫檀、楠木、红木、黄杨、樟木、杉木等多种，均为上选硬质木材。其中尤以紫檀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其木质坚硬，纹理纤细浮动，变幻无穷，色调深沉、稳重、大方，且皆系清宫从南洋采掠而来，至为名贵。制成品全依原木天然本色，既坚固，又古雅美观。装潢材质本身的美感就已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制的发展历程极其漫长。大体上经历了简策形式、卷轴形式、折叠形式和册叶形式四个阶段的变化。清代处于册页形式演进的最后时期，线装形制始盛，逐渐替代了宋、元时期的蝴蝶装和明代的包背装。清内府书籍以线装形制为主，但是为了追求装帧形式的多样化，间或也有仿照蝴蝶装、包背装甚至汉唐时代的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等形式的制作。虽然数量不多，却是源远流长，互为因果，既反映出数千年来中国书籍形制发展中的历次重大变化，又显现出各时期革故鼎新的特点，令人追想神驰。清内府书籍中形制最古的是卷轴装。其包首、隔水等处用上乘绸、锦，引首和正文则分别以洒金纸和笺纸为之。无界行，有撞边。轴头为玉质，均为平轴，配以玉别、锦带。《乾隆御笔心经》玉别正面雕有云雷纹和回纹，反面镌刻书名，填以红色，其精细华丽有过于唐时的卷轴。盛放卷轴的书帙也已改为硬质材料，如《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四轴，等距离地排放在一个正方形的紫檀书盒内。明、清内府书籍中的经折装依然主要应用于释道经典，然而其裱衬之精、装潢之美则远胜唐、宋。以洒金、磁青、彩色粉笺、蜡笺等各种笺纸折叠而成，长方形居多，间有方形，并有大、中、小之分。用墨笔或泥金写绘。以剌绣及缂丝成书者更为世所罕见。《佛说十吉祥经》则为青玉版叶，四周以锦镶边。经折书籍的边框常常绘有精细的花卉图案或龙形纹饰，首尾配以紫檀等硬质木板，或用厚纸板为里，外敷各色绫锦。最外层以包袱、夹板或函匣护之。除经折装外，还有些经书采用梵夹装。如印本蒙文经、藏文经以及泥金书写的汉文佛经等，以单叶纸张双面书写或印刷，而后集数叶为一叠，用两块厚木板上、下相夹, 再用布带捆扎或用盒盛装。这样的装帧虽还称作“梵夹装”，但与最初的梵夹装形制已经大有区别：书叶仍仿贝叶的狭长形状，但不再穿洞系绳，至多只是画上圆洞而已。因此，所见均是散叶相摞，再盛装于函匣中，故有人称此为“册叶装”。这是古佛经装帧的最后形式。流行于宋元时代的蝴蝶装，此时仍有应用。《御制资政要览》有大、中、小数种开本，前二者即是蝴蝶装，以硬质材料为之, 而且选用了明黄和杏黄色。
包背装是以包裹书背为特点的装帧，故又称裹背装。明代的《永乐大典》和大多采用此式。清代的《四库全书》、历朝《实录》和《圣训》等仍沿用此种装法，以软面居多，装法多样，且版式更加宽大,材质更加华丽。用线订书，起源很早。现存实物证明，唐末、五代时期已经用线订书。线装书的流行大约始于15、16世纪之交。明、清的线装书折叶、订线已与前代有所不同。由于它从包背装演变而来，二者相似之处颇多，不同的只是书衣由整纸裹背而改分前后两张, 再以明线装订。清内府书籍虽以线装为主流，却又善于变化，有四眼、五眼、六眼等不同装法。而且装潢考究，书脑的上下两隅以绢包裹，书衣用绫、锦等材料，以丝线装订。此外，非常注重材质和色彩的搭配。比如磁青色杭细书衣，颜色较暗，配以较明亮的米色绢签、包角和丝线，通过明暗对比,使暗沉滞重的色彩得到缓和，显得庄重而肃穆，古朴而典雅。这一含蓄隽永、书卷气极浓的“经典“装式既缘于古代的传统，又有所升华。有的书衣、书签、丝线全用黄色，看似眩目，书角处用蓝色包角，只加进少许深色调，就显得舒畅而明快。有的书签四周还镶以别色绫锦。总之，书面色彩的处理极为简洁、洗练，书面使用一种主色，带有强调、支配意味，使设计主旨突出，再通过与书签、书角、丝线等处的补助色的对比变化和搭配组合，使书籍外观和谐悦目。内府书籍的版式，都要根据皇帝不同场合的多种阅读需求和每书卷秩、内容等情况设计成大、中、小多种规格，以大本、中本为多。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等，按今尺计算，尺寸多在长3厘米、宽20厘米左右。《皇清开国方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西清古鉴》等书则大一倍。《玉碟》大册、满文《大藏经》等，长约1米，需两人合抬。但是大本、中本幅面盈尺，卷帙繁重，既难于开阅，更难于携带，因此，还有袖珍小册，即“巾箱本”的制作。乾隆南巡，所读《通鉴纂要》即装为巾箱本，命内廷写工用小楷细字写成。“巾箱”是古人装置头巾的小箧，将版式较小的书置于巾箱之中，便于携带和阅读，是谓“巾箱本”。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知其名称由来以久。因“巾箱本”可藏于怀袖之中，故又称袖珍本。乾隆年间，以制版所剩小木块仿古人“巾箱”之意，刻制的武英殿袖珍本书，即后来所称的《古香斋袖珍本十种》，大小约为中型书册的四分之一。其它卷轴、经折和线装等各式微型小册，只有寸半左右，并配以精致的函套，小巧玲珑，皇帝可携之外出，以为随时披览。
无论是线装，还是包背装、蝴蝶装和经折装，均为长方形状，左上方沿书口垂直贴一款长条状书签。一书内容较多者，则于长签旁加一方签，写明此册各卷细目。内府书籍均采用上好的纸张印制。主要有开化纸、太史连纸、将罗纸等。尤以开化纸洁白绵韧，质地细腻，无帘纹，并有白玉般温润之感，多为陈设本选用。对书叶版面的处理，一般都留有十分宽大的余地，板框之内，行格疏朗，字距相宜；版框之外，继承了中国古籍历来天大于地的传统，还绰有余裕。即便是书眉处写有批语和注解文字的书籍，在视觉上也毫无窘促的感觉。总之，各种书册整体设计简洁, 格调高雅，显出潇洒大方的气派。为了收藏的方便和美观，内府书籍全部配制了函套、书匣和书盒等保护性物品。它们由包裹卷轴书籍的书帙发展而来。《说文解字》谓：“帙，书衣也”。“书衣”即指包书的套子，故而“帙”又写作“袠”或“袂”。随着书籍从卷轴式演进到册页式，外面的附属品也相应地由“帙”变而为“函”。“函”的本意为包容、容纳，有如盒子。古代有所谓玉函、石函，都是用来盛装珍贵的物品或书籍。至清时，主要有包袱、函套、夹板、书匣四类。包袱类似“帙”，故仍有沿称“书衣”者。此时的包袱主要用来包裹经折装、包背装和线装等册装书籍。以方形为主，并有单、夹、棉之分，供配套使用。单独使用时，多为夹袱。清历朝《实录》和《圣训》均用金龙明黄夹袱，外以紫地白花锦带、本色云头牙签捆缚。
函套通常以厚纸板为里，外以各色锦布裱背而成。纸板多为60层合背纸。有折叠四边而露其上下两端的“四合套”，还有折叠六面而四周和上下都不露出的“六合套”。所用牙别或骨别，有的雕上花纹，并染以红、蓝等颜色。函套上敷用的绫、绢、杭细等质料的颜色有明黄、石青等，所用锦、缎则有寿字织金锦、八达晕锦和云凤缎等，图案多达上百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夹板专用于夹书，它是介于函套与木匣之间的简易护书物，源于古代的木械。《说文解字·木部》曰：“梜，检柙也”。徐锴系传：“谓书封函之上，恐磨灭文字，更以一版于上柙护之”。后有称夹书板、版帙和板装等。清代宫中制作的夹板以紫檀、楠木、樟木等上选硬质木料为之。夹板的制法是用与书籍同样大小的木板两片，每板的上下左右边缘各凿一扁孔，在书的上下各置一块，用两根扁形的织带穿过，然后从夹板的左边抽紧、拴紧，以防散开。板上贴书签或绘刻书名，再填金或石绿等颜色。还有的夹板上雕有花纹，富于立体感。
书匣多以盛装宋、元旧刻及精钞、精校珍本书籍。匣的形式和开启方法各有不同, 一般在一侧有便于抽开的活门，匣门上镌刻书名，亦填上颜色。函匣的制法，不用铁钉，只用卯榫交插，以鳔胶粘牢。函匣常常与夹板配合使用。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每部以香枬木两片上下夹之，约以绸带，外用香枬木匣盛之。函的长宽完全相同，高低则随书的厚薄而制。《宛委别藏》780册，分装成103函，每函均盛以木匣，匣以红木为主，格式统一。匣的上面刻“宛委别藏”四个字，侧面匣门刻所镌之书名，字依四部分色：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灰色，集部白色，略仿《四库全书》体式。《天禄琳琅》书函的质料和颜色则根据各书的时代而加以区别：宋版、金版和影宋钞本皆函以锦；元版函以蓝色绨；明版函以褐色绨等。置于架几之上，尽可一目了然。
清内府书籍的制作以精致考究著称，上述各节已连带涉及，此处再作归纳。以书册的制作来说，如书口整齐，栏线划一，裹背、裁切、锥眼、订线、包角和书签的粘贴等各个环节均达到了很高的技术要求。内府书籍的函套不仅选料讲究，其制法也极为精致。如在书函的开启处，挖成环形或云形式样，开闭函套时，纹形封合，严丝合缝，既坚牢，又美观。书匣、书盒等的设计制作工艺亦常考究。其形状有长、方、圆之分，其材质有金、银、铜、木、石、纸等类，其形式更为多样。仅举紫檀书盒一类，清雍正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长方形上开式；清写本《御纂朱子全书》为方形侧开式；清道光写本《锡惠联吟》为圆形落盖式，匣盖上雕五福捧寿图案；清乾隆写本《万寿衢歌乐章》为长方形上开式，雕双龙戏珠图案，不胜枚举。摆放在各宫殿条案、桌、几等处的书籍小册，有很多是置于工艺讲究的盘、盒之中，不仅可供阅读，而且又是精致典雅的赏玩之物。
盛装佛经的书匣的制作更为复杂、精细，所采用的工艺和装饰手法有錾、雕、累丝、镶嵌、镀金、雕漆、填漆、描金等等。如清四体文泥金书《大乘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装在檀香木雕镶嵌书盒内。清四体文泥金写本《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体》，装在鎏金掐丝镶嵌书盒中，构成精细纤巧和豪华富丽的装饰效果，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艺术的特色，令人叹为观止。
将上述各项特点集于一身的，也不乏其例。比如，清乾隆三十五年内府泥金藏文精写本《甘珠尔》即为其中的极品。此巨帙系专为庆祝乾隆帝的生母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而特制，共108夹（函），每夹200〜450余叶不等，为梵夹装式。经叶以磁青纸双面书写，栏线外有泥金八宝缠枝莲纹饰，细如毫发，极为精致。经叶排列以藏文字母为序, 按次叠放后，四周的泥金八宝图案立现，构思颇具匠心。在经叶之外，有内、外护经版各一对，中裹黄缎金龙夹袱和黄布单袱各一 块。外经板表面绘有泥金纹饰，里面凹进, 有彩绘佛像，冠以錾金欢门和八宝等纹样, 上嵌珍珠、珊瑚珠以及蓝、绿松石共130余颗，再覆盖红、蓝、黄、绿、白五色缂丝夹帘各一。外经板之外，用宽3.5厘米、长约25米的五色扁形丝带逐圈捆缚严整，最后配挂白哈达一条。这是在梵夹装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古代佛经最后的装帧形式。层层开解时，自会从舒缓、从容的节奏中，生发出肃穆、庄严之感。《甘珠尔》集皇家材质之精华，仅珠宝就用了14000余颗。用料之考究，写绘之精细，装潢之华美，均无与伦比。整体设计豪华富丽，庄重典雅，充分显示出宗教典籍的尊贵和内府书籍雍容大方的气派，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内府藏书及刊刻书籍中往往钤有历代帝王各种藏书印记，又称“印鉴”。自秦始, 天子之印曰玺。清制，皇帝之印称玺，亦曰宝，故概称为鉴藏宝玺。虽然和代表国家权力的二十五宝玺有别，但亦概称宝玺。清内府书籍中的帝王印鉴每钤于卷首、卷末的正中，或御制序文之后、前后副叶以及折装书籍的中折等处，包括珍藏、鉴赏、珍秘、审定、楼阁、斋、堂、室、轩和各种励志抒怀的闲文及肖形印等，可归为名号印、斋号印、印押和诗文印四类。它们的形制、质地、篆法均无定规，全部随皇帝之所好而刻制。清内府的印鉴以乾隆朝印文内容最为丰富。其中较有价值的是诗文印。其印文，有的是成语，有的摘自古诗文。如“古希天子”，采自杜甫《曲江》“人生七十古来稀”句。而“十全老人”、“八徵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等印都体现了皇帝的某种意向和情趣。同样内容的印文，可因尺寸、印文字体、形状及大小不同，而各成数方，以篆体为主，篆法多样，形状各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首叶正面钤“重华宫宝”，反面钤“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均为13厘米见方；文渊阁《四库全书》每卷首叶钤“文渊阁宝', 12.7厘米见方，末叶用“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印。玺印全部以上等印泥钤盖，虽年代久远，仍光艳如新，展卷之时，方整端庄，与精良的纸墨相互映衬，更增其古香可挹之感。
综上，我们已经看到内府书籍多种装帧风格的交织与融合，庄重而不古板，雍容而不失典雅，鲜明而又含蓄，繁缚而又简洁, 华丽与古朴共存，古人将书籍装帧这一艺术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清代内府书籍的装帧杰作，反映了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在中国古代书籍发展史中，古籍装帧艺术的理论虽然尚未形成，但是古籍装帧艺术的完整体系和丰富内容已经在实践中确立。由于清代帝王的重视和亲自干预，加上皇室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力量，匠人们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全面吸收、继承了清以前书籍装帧的优良传统，又经过独具匠心的艺术创新和提高，融多种风格为一炉，从而形成了鲜明的装帧风格，也将中国古典装帧艺术推向了璀灿的颠峰。这种风格是如此突出、鲜明，不仅与私、坊刻本迥异，且卓然于一般官刻本之上。装帧艺术与书籍的内容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中，以至于不看书籍内容，仅从装潢就可以断定是否为内府本，所以，在此类版本中，装帧的确可以作为重要的鉴别依据。本文虽只分析了清代皇室书籍，但是推展来看，不同时代的版本如宋本、元本、明本等，不同出版系统如历代官、私、坊刻本等，不同地域出产的书籍如建本、闽本、浙本等等，都利用各自所能得到的材料，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其中当然包括装帧方面。比如，孙庆增的《藏书纪要》中曾述及：“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钱遵王述古堂装订书面，用自造五色笺纸，或用洋笺书面。虽装订华美，却未尽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阁装订书面，用宋笺藏经纸、宜德纸染雅色，自制古色纸更佳”。这段文字提到了两种私家书籍装订用纸的情况，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古籍装帧的一些要求，材料的选用以雅为上。这显然与皇家图书装潢色彩鲜明浓重、追求华丽的风格迥异。再如坊肆刻本，专以盈利为目的，一般来说，制作粗糙，材质低劣，版面安排上很紧凑，天头、下脚、书脑等处的空白很小，装帧上也不甚讲究，更无艺术性可言。当然，仔细比较的话，不同坊肆的版本还会有细微差别。在这方面，有待更多的个案研究出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