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日本认知与蒙丽关系

西一里2l6sluho 202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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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蒙古将世界分为两部分，归属(和平)对象和战争对象。对于不归顺的地区和人民，会持续加以武力征服直至其归顺。忽必烈对于不肯归顺的日本于1274年到1281年尝试着发起两次海上征伐，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之后蒙古统治阶级形成的认知是“日本是唯一的敌国”。以蒙古统治阶级认可的二分法世界观为根本，把附属国高丽看作是蒙古的统治领域里的一部分。并且高丽在蒙古疆域的最东侧，是最接近日本的国家，所以日本最初遭到征伐时，自然而然地把一些关联事项也委托高丽代办。高丽认识到日本对于自身存在的重要性，并利用这一点帮助自己在与蒙古交涉中作为立足点。其结果就使高丽成为蒙古统治阶级实施同化性思想的目标和期待交往的外交对象。

原文出处：宋史研究论丛2017年01期

一、前言

在13世纪初期的历史舞台中，凶猛登场的蒙古帝国有着战斗力惊人的铁骑，蒙古帝国依靠它的铁骑横扫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蒙古帝国灭亡了东亚的金朝并占领当时中国的华北全部地区；同时，蒙古帝国向高丽发起了持续三十年的猛烈进攻。1260年，忽必烈使高丽太子王倎(即日后元宗)归顺入朝。1267年，蒙古开始对海对岸的日本提出归顺要求。在日本的幕府政权拒绝蒙古的归顺要求后，蒙古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派军远征日本，但均因为台风天气等原因而以失败告终。因为此次战争，蒙古、高丽、日本三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受到了巨大损失。蒙古和高丽在对日作战时，需要的士兵、战舰、军粮和兵器都是由高丽承担，这对高丽无疑是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成功地击退蒙古，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战争结果就是东亚国际格局的重组。战前，南宋、高丽和日本三国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但通过海路交流一直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关系。然而1276年蒙古吞并南宋，1281年结束了第二次征伐日本后，蒙古和高丽便形成了紧密的军事同盟，反观高丽与日本的关系则日益疏远。在第二次蒙古征伐日本之后，蒙古与日本之间有很多的商人和僧侣一直有民间交流进行，但高丽与日本的关系却属于持续的断交状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4世纪后半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蒙古、高丽、日本三国都处于王朝政权持续交替的时期。目前，学界关于在13世纪与14世纪之交东亚三国的外交关系以及研究蒙古两次征伐日本时各国的动向，战后三国外交关系的研究非常稀少。

首先，对蒙古—高丽的外交关系的研究，可以填补部分的研究空白。战争结束后，作为军事同盟国的两国关系更加紧密。蒙古两次征伐日本，对两国而言都是重要的国家大事。对于战争的失败，两国也有着不同的看法。除此之外，学界有关战争后日本对于蒙古和高丽两国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也非常稀少。近来森平雅彦通过新视角阐发的论点是：高丽通过设置行省和与蒙古王室通婚的方式取得防御日本的任命，这种特殊的“机能性”具有防御敌国和提升自己地位的目的。①

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依据蒙古征伐日本失败的史料，探索日本的存在对蒙古—高丽关系的影响。这种扩大蒙古和高丽两国关系的研究范围乃至将日本包括在内的研究，是有深刻意义的。如果研究者全部采用高丽视角的话，则无法充分反映史实。征服日本的主导是蒙古，高丽仅为其附属国，因此要正确反映战争史实和探讨日本的存在对蒙丽两国关系的影响，首先应该从蒙古的角度进行探究，即从蒙古传统的世界观中统治阶级对日本的征战的认识进行探究。

13-14世纪，关于蒙古对日本的认知，石原道博展示了先驱性的研究成果。②其研究成果认为，元朝的官员和学者依据中华传统思想将日本视为夷狄。虽然蒙古统治阶级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但作者在论文中却先行提出区别于传统中华思想的蒙古自身所具有的传统世界观，③由此论证其施行的大多数对外政策都吸取了传统的世界观。此研究成果提示我们重新解读蒙古的对外观念，蒙古对于日本的认知和这种认知对蒙古—高丽的外交关系的影响。

二、蒙古的传统世界观和对日本的认知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时，蒙古的统治阶级早已认定自己就是上天认定的世界上唯一的君主。因此，他们将世界分为两部分，归属(和平)对象和战争对象，对于不归顺的地区和人民，会持续以武力征服直至其归顺。即在蒙古人的意识中，不存在同等的国家和百姓。实际上，唯有通过武力方式使得“敌对势力”归顺。蒙古带着这种二分法的观点，不断地将帝国的领域扩张。蒙古在征服过程中标榜的唯一理由是，归顺蒙古是敌国实现和平的唯一出路。敌国反抗时，蒙古通过其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铁骑迫使敌国完全臣服。结果是蒙古帝国在建立70年后征服了欧亚大陆上的众多国家，占领了广阔的领土。

忽必烈即位前，蒙古并没有机会和日本接触，蒙古甚至对日本的存在一无所知，更何况在欧亚大陆最东侧的高丽为抵抗蒙古阻拦海路要道30余年。但忽必烈即位后，蒙古开始筹划以归属国高丽为踏板，通过海路征服日本的方案。当时的蒙古统治阶级认为，忽必烈是世界上唯一的汗，在他们的生命中和世界观中，认为忽必烈是世界的唯一支配者。在此种观念的指导下，蒙古决定征服在其势力范围之外的日本。

据史籍记载：至元五年(1268)，“而东夷皆内属，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时曾与中国通，遣使谕以威德”④。忽必烈在发起武力征讨前，依照惯例首先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其归属，于是选择首先向日本派送书信。至元三年(1266)第一次向日本派送书信时，因为高丽不予合作而导致失败；第二年(1267)归属国高丽接受蒙古的命令，才有使臣潘阜前往九州的日本之行。当时潘阜向日本天皇传达的国书末尾有忽必烈所写的“以至用兵，夫孰所好”⑤内容。即如果日本不愿归属蒙古的话，蒙古必将以固有的方式强行征服日本，这是日本与蒙古的首次接触。自此以后，在蒙古固有的二分法世界观中，蒙古把日本一直看作是被征服的对象。

被蒙古要求附属的日本幕府决定不理会忽必烈提出的归附要求。至元六年(1270)，忽必烈让身旁的大臣赵良弼再向日本传达国书，再一次表达要求日本归附的要求：“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⑥之后在第二次战争后，至元二十一年(1284)僧人如智传达的书信中也写道：“夫和好之外，无余善焉；战争之外，无余恶焉。”⑦可见其一直以来都坚持固守原有的世界观。

日本一直是蒙古在称霸东亚的过程中无法理解的一个国家。虽已有两次被征讨的经历，但日本幕府为了保留其在政治上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拒绝蒙古的归顺要求。日本幕府在第一次战争中，就向蒙古使臣团表明了强烈的抵抗意志。因为蒙古固有的传统世界观中，对于不肯归顺的国家必须发起军事占领，所以随后向日本发起战争是情理之中的结果。屡次示意的蒙古均以失败告终后，元宗九年(1268)六月，忽必烈向高丽使臣李藏用提出：“朕征不庭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宜也。”⑧元宗十二年(1271)三月向高丽派送的诏书说道：“朕尝遣信使，通谕日本，不谓执迷固闭，难以善言开谕，此卿所知。今将经略于彼，敕有司，发卒屯田，用为进取之计。”⑨此外还有“[至元二十年(1283)]日本不庭，帝命阿塔海等领卒十万征之”⑩的纪录，可见其对日本的征伐意志。

忽必烈对于不肯归顺的日本分别于1274年和1281年尝试着发起两次海上征伐，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很多蒙古大臣认为征伐日本有困难，纷纷劝说忽必烈打消征伐日本的念头。特别是信奉儒学理念的一部分汉族官僚们，具有不同于蒙古传统世界观的思想，强烈反对征伐。他们认为，如果再次强势征伐日本，必将会给百姓们带来伤害，更会影响国家的安定。壮志未酬的忽必烈直到死也没有放弃再次征伐日本的准备。虽然朝臣反对、百姓抵抗，东北诸王叛乱、对南海诸国的战争等各类原因使得第三次对日征伐未能实现，但蒙古贵族统治者对于征服日本的坚定意志和积极态度一直没有改变，可见蒙古统治者也一直遵循着蒙古固有的对外政策方针。

忽必烈死后，蒙古朝廷因两次远征失败、西北诸王内战、统治阶级的权力斗争等内部事件的此起彼伏，国力消耗很大，最终蒙古统治者完全放弃了征伐日本的计划。大德三年(1299)三月僧人一山一宁出使日本，是蒙古最后一次派遣人员去日本，甚至连使臣都没有随行。最终日本没有被征服，于是两国在长时间内无法进行正常外交。蒙古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固有思想是“不接受归顺”就是“敌对行为”。蒙古统治阶级形成的认知是“日本是唯一的敌国”，这是因为当时在东亚世界中唯一没有归顺蒙古的国家就是日本。

蒙古在第一次征伐日本之后，为防范日本的反击，元朝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置了防御体系，并且到至元十六年(1279)“日本商船四艘，篙师二千余人至庆元港口，哈剌歹谍知其无他，言于行省，与交易而遣之”(11)。当时蒙古正在准备第二次征伐日本，蒙古对日本的敌对心和警戒心日渐增强。蒙古政府吞并南宋之后，因为政治和军事上的矛盾，实施了允许民间商人进行贸易活动等开放性的对外贸易政策。但上文所述日本派遣包括船工、商人在内多达两千人的大规模的日本商团出没，对于蒙古沿海防线存在极大的威胁。这些入关的人必须经过严苛的审查才能被允许上岸进行贸易活动。由至元十八年(1281)十一月“敕征日本回军后至者分戍沿海”(12)的记载可见，蒙古第二次征伐后为防范日本的反击，不断强化防御体系。

13世纪末，针对东南沿海地区日本商人日益严重的掠夺行为，蒙古的对日敌对感和防范心理进一步加强。许多日本民间商人从江南的贸易港入关并进行贸易活动，不仅没有获得理想收益，还经常遭受蒙古地方官的掠夺，于是不满的日本商人为了挽回损失，采取了一些像是火烧衙门或是对民众施暴的暴力行为。因此，蒙古政府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月强调：“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异图，诏立都元帅府，令哈剌带将之，以防海道。”(13)又大德八年(1304)“夏四月丙戌，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14)。大德十年(1306)四月甲子“倭商有庆等抵庆元贸易，以金铠甲为献，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备之”(15)。以上这些都表明蒙古政府对于贸易活动的警戒和管制。特别是到了至大二年(1309)七月，一位枢密院的官员进言道，“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16)，并在进言中强调，士兵们奋力反抗却无法抵御威力强大的日本。至延祐四年(1317)王克敬为监管这些贸易活动，亲自到四明视察时说道：“先是，往监者惧外夷情叵测，必严兵自卫，如待大敌。”(17)四明等地的蒙古官员一直严阵以待，以防日本侵犯。

首先，对“日本商人”的警惕性与对“日本”的敌国意识是需要被区分的。1330年，日本商人肆意的暴行和掠夺行为，迫使蒙古沿海地区官员请求中央政府发布禁止日本入关的命令，其主张：“倭人未服不宜使至中国。”(18)蒙古统治者调查日本商人掳掠的结论是“日本商人”和非附属国“日本”同样具有敌对意义。这种认识也得到其他官员的认同，可以推断这更加加深了蒙古统治阶级对日本的敌视。

日本也一直对蒙古存有敌对感。从幕府政权最初被蒙古使臣规劝开始，日本便开始感到危机的存在，于是调整计划，减少与蒙古的接触。在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外部势力侵入后，日本的愤慨之心不仅未被泯灭反而更加强化。之后日本统治阶级和民间社会都认定蒙古和高丽是敌国和敌贼。日本强硬拒绝成为附属国的同时也不断巩固自己的海岸防御，最终日本没被蒙古征服。

另一方面，日本的间谍不断刺探蒙古帝国境内的情报并加以反馈。在第二次征伐后，有日本探子在江南地区被蒙古人发现的纪录，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福建宣慰司获倭国谍者，有旨留之。”(19)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戊寅，给新附军贾祐衣粮。祐言为日本国焦元帅壻，知江南造船，遣其来候动静，军马压境，愿先降附。”(20)至正二年(1342)，一位日本僧侣向蒙古官员铁木儿塔识报告了日本间谍向日本派送蒙古各类情报的事实。(21)由此可见，在蒙古后期，日本的侦察活动从来没有停过。虽然没有材料性证据，但在事实上应该探究一下蒙古是否向日本派遣间谍的问题。(22)忽必烈死后两国间虽然没有直接的武力冲突或是发生外交摩擦，但依旧无法减弱蒙古对于日本的敌对意识。

三、高丽对日本认知的共享和对蒙外交活动

以蒙古统治阶级认可的二分法世界观为基础，附属国高丽被看作是蒙古的统治领域里的一部分。高丽在蒙古疆域的最东侧，是最接近日本的国家，长期以来高丽与日本保持持续交往，所以日本最初遭到征伐时，自然而然地把一些关联事项也委托高丽代办。高丽陪同蒙古使臣出访日本或是高丽亲自派遣使臣前往日本，以及在战争时期帮助蒙古筹划军粮和武器，派军队协同作战。高丽这样的行为使得日本强烈抵抗与高丽的外交活动。战争时由于台风的助力，日本成功击退蒙古高丽联军；高丽与日本的关系愈发紧张，最终变成了互相警戒的敌对关系。

第一次征伐日本结束后，日本开始着手准备征讨帮助过蒙古进攻的高丽，名曰“异国征伐”。虽然由于现实的各种原因日本对高丽的征讨未能实现，但是在紧张的局势下，双方的侦察活动却一直很活跃。蒙古和高丽在某些时段提前侦察到了日本的动向。在征伐失败后，蒙古侦察到日本有反击的可能性，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土，决定把最接近日本的高丽当作是防御屏障。第二次征伐日本结束后，蒙古在高丽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如在金州和合浦等地设有镇边万户府并配有军队，目的是为防御日本可能采取的反击。

高丽接受蒙古的命令后对日本采取的招诱和征伐都是不断以书信的形式进行的，高丽国王和大臣们与蒙古的统治阶级数次在朝中讨论关于日本的对策。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是用蒙古的固有世界观，两国共享了对日本的认知并分析其自身的独特性。通过与蒙古交换对日本的认知，高丽获得与蒙古交涉的有效砝码，通过忠烈王的积极的外交活动可见一斑。蒙古在准备第一次对日战争时，父王元宗并不建议征伐战争，并为防止战争做了很多努力。因为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元宗多次受到忽必烈的斥责。结果高丽不得不调集本国的大量士兵、军粮和武器，建造数百艘军船来协助蒙古征讨日本。

在第一次征伐日本结束后，即位的忠烈王从蒙古接到准备第二次征伐日本的命令。与其父王不同，他好大喜功且不回避战争，忠烈王选择了可以使自己在蒙古的统治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可以提高高丽地位的战略。这是因为他从世子时期开始就经常入朝，做宿卫一职的时候经常与蒙古大汗和众臣讨论政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自然地学习到蒙古的传统世界观和蒙古对日本的认知，另一方面因目睹征战建功的诸王和将军可以获得丰厚的封赏，所以在他受命征伐日本时，他显示出了积极的态度并做出了对高丽有利的决策。

忠烈王即位后，立足于现实认知和政治决策不断向蒙古提出出征日本的请求。忠烈王四年(1278)七月，他入朝拜见忽必烈，提出“日本一岛夷耳，恃险不庭，敢抗王师，臣自念，无以报德，愿更造船积谷，声罪致讨，蔑不济矣”(23)。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第二次征伐前忠烈王再次入朝，请求三万援兵。(24)至元十九年(1282)七月，第二次征伐失败后忠烈王还派遣使臣请求再建150艘战船。(25)同时，忠烈王十八年(1292)九月向蒙古使臣洪君祥表现出征伐日本的强烈意志，他提出“臣既邻不庭之俗，庶当躬自致讨，以效微劳”(26)。

高丽忠烈王选择积极协助蒙古征伐日本的理由和目的，之前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最早由青山公亮提出：忠烈王四年(1278)忠烈王拜见忽必烈请求援兵征伐日本时，他并没有具体的征伐计划，只是说了一些虚言而已。(27)中村荣效则提出了不同见解：忠烈王当时的目的是防御高丽南部海岸地区免受侵袭，而且可以看到高丽根除了日本侵袭的威胁。(28)对于中村荣效的观点，南基鹤认为史料中无法回避的是当时倭寇对高丽的掠夺行为并不算严重，反而是在战争准备过程中高丽朝廷对百姓的剥削要比倭寇的侵略更加严重。(29)池内宏对于以上两种见解都不认同，他认为忠烈王的真实想法是想把过度干涉高丽内政的洪茶丘驱逐出去，而且忠烈王为讨忽必烈欢心特别会阿谀奉承。(30)但是森平雅彦指出，如果发生实际战争的话，高丽需要承受很大的负担，一个小小的蒙古武将只是因为对立理由而逼迫穷困衰弱的高丽的观点是很难被认可的。(31)

忠烈王选择这种战略的主要原因是比起倭寇的威胁和洪茶丘的内政干涉，在蒙古统治阶级中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建立政治影响力更为重要。因此，他不仅对征伐日本表示极大支持，并且对于蒙古的其他军事行动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忠烈王四年(1278)，他向忽必烈提出征伐日本的请求时说道：“向闻车驾北征，表请悉索弊赋以助征，陛下以远地不许。臣今入朝，请躬备戎行，以报圣德。”(32)当时西北诸王都曾向忽必烈派遣援兵。这个请求推测应该是在忠烈王请求征伐日本援兵时一起提出的，可见两者具有同一目的。忠烈王十三年(1287)五月，东北诸王乃颜发生叛乱，忠烈王听到消息后马上请求派遣将军柳庇出兵援助，并亲自带兵前去支援。(33)忠烈王二十七年(1301)九月，忠烈王在听到铁穆耳大汗(成宗)要讨伐西部王的计划后，马上向上户军高世请命想要派遣援军。(34)同样在征伐日本时，他积极地参与蒙古军事活动，不断立功，其政治威信逐步提高，因此建立影响力也是他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蒙古虽然完全放弃征伐日本的计划，但是防止“唯一的敌国”侵略仍然很重要。高丽在面对蒙古的外交攻势时，依靠自身的地理优势和军事角色渡过了危机。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忠烈王第一次立省策动的外交活动。忠烈王二十八年(1302)，辽阳行省吞并征东行省时，官仕把东京(辽阳)放置一边，结果差点导致高丽王朝灭绝，由此引发了“立省策动”的事件。忠烈王向中书省提交的书信中提到：高丽与不属于蒙古的日本作为近邻，接受忽必烈防御日本侵略的命令，一直以来认真防御日本，辽阳和征东两个行省合并之后，如果把治所设置在辽阳的话，防御重心太远，不利于防御日本侵略，于是请求撤回立省决议并保持其本来职务。(35)高丽以“为防敌国侵略，高丽王朝需要存续”的主张为根本，进而反对立省决议。后来蒙古接受他的请求保存了高丽的王朝体制。

在之后高丽第三次发生立省策动时，忠烈王为反对决策并在向大汗请求继承高丽国王位时，有效地使用蒙古对外认知的论点。这个论点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

第一，强调战争中高丽立下的功劳。蒙古两次坚持对日的征伐都以失败告终，但当时蒙古统治阶级表面上不承认这一点。第一次战争在《元史·日本传》中有纪录，“入其国，败之”(36)的记载可以充分地反映其立场；第一次战争之后，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赏征东元帅府日本战功锦绢、弓矢、鞍勒”(37)。第二次战争之后，忠烈王七年(1281)九月忽必烈向忠烈王下诏“王劳于军事，其勿来朝”(38)，都可以理解为鼓励忠烈王立功。忠烈王三年(1277)发生的金方庆诬告事件中也有相关记载：“(金方庆)又第征倭军功，爵赏颇不均，人多觖望。”(39)当时的高丽因为战争胜利，也有论功行赏的行为。因为蒙古统治阶级实际上不仅没能完全征服日本而且还损失总计20余万士兵和5500余艘战船，所以很难说此战蒙古获胜。虽然忽必烈自己承认战败，但征伐计划主要是为了树立忽必烈的威信，这使其并不在乎在对内对外战争中的损失。战役之后，随军将军和军士均庆功封赏。所以高丽在战争准备中的总指挥——忠烈王也受到应有的功勋认可。

高丽在与蒙古交涉时，积极贯彻自己的立场。忠烈王二十三年(1297)十月，忠烈王在请求蒙古允许其传位时提到：“(至元)十八年辛巳，官军出征日本，凡船舰米粮，至于军卒梢水，一切物件，悉皆尽力应副。”(40)忠肃王十年(1323)柳清臣、吴潜提出立省策动时，李齐贤向中书省提交反对书谏：“征收日本，则悉弊赋而为前驱。”(41)忠惠王后四年(1343)十一月，蒙古使臣押送忠惠王时，李齐贤在向大汗请求赦免忠惠王时陈述：“世祖两征日本，王遣金方庆等修其战舰，每为先锋”(42)，强调高丽王室是功臣的事实。

第二，高丽国王向大汗请求即位时，强调自己与敌国日本比邻，在地理上具有重要性，并且提醒蒙古人高丽是忽必烈赐予的防御日本的重要角色，亦即在前面所述的第一次立省策动时期，忠烈王改进反对并省的理论。忠肃王十一年(1324)高丽大臣向中书省请愿要求忠肃王回国时写道：“小邦邻接日本，极边重地，相离中原四千里，久旷无主，倘有不测之变，无所启禀，利害非轻，以此，某等日夜为惧，未得宁心。”(43)忠惠王为请求复位写道：“海倭未服之邻，不可不虞其变。”(44)忠穆王死后忠定王即位元年(1348)十二月，为请求新王即位所写书信中说道：“而本国邻于日本不庭之邦，不可一日而无主。”(45)这里依旧强调高丽王国对于防御日本的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忠肃王二年(1333)蒙古的权臣燕帖木儿主张：“高丽邻于倭境，今其王久在都下，请令还国。”(46)这个发言可见，不仅是高丽单方面强调高丽防御日本的重要性，蒙古统治阶层也有同样的言论。

第三，在立省策动中，反对的理论主张：“保全高丽的国体就是诱导日本归顺。”忠肃王十年(1323)正月，柳清臣和吴潜在立省策动时李齐贤提出的反对理论中说：“又与倭民，滨海相望，万一闻之，无乃以我为戒，而自以为得计耶。”(47)即强调高丽王朝的独立性，强调因日本是非附属国而值得庆幸。忠惠王即位年(1330)七月，忠惠王反对蒋伯祥的立省策动时说道，过去忽必烈为征服安南和日本所发布的国书中指出高丽国体必须保存，立省的话“其赐日本安南之诏何?”(48)其主张认为蒙古自己违反了约定。

从这个反对论中读者可以看到，在诱导日本归顺时，为显示蒙古不变的高尚威信需保障高丽王朝的独立性。忽必烈死后，蒙古统治阶层虽然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但是因其固有的世界观，依旧视日本为征服对象。至此，对于日本的认知可以充分地引导蒙古统治阶层的认可。李齐贤在忠惠王四年(1343)十一月为请求赦免被押送至蒙古的忠惠王时，向征东行省提到：“小邦与日本，隔海为邻。我之蒙福，彼则愧其归化之迟。我之获戾，彼则甘其执迷之陋，势之必然者也。(若赦免国王的罪过，并保证高丽国体)日本未服之民，革其执迷，乐于归化，其意岂不益笃。”(49)再次使用这个理论。

上文依据蒙古对日本的认知，研究了高丽在外交方面的三个重要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欲探究前面所述事例的结果，在此有必要探讨一下高丽在外交活动中所获的实际成果。高丽在忠烈王二十八年(1302)辽阳行省的立省策动时，还有忠肃王十年(1323)柳清臣和吴潜，忠惠王即位时(1330)蒋伯祥的立省策动都运用了以上重要理论。高丽新国王即位，必须获得蒙古的同意后一年内上任。高丽忠烈王二十三年(1297)忠烈王的传位，忠肃王十一年(1324)和后二年(1333)忠肃王复国，忠惠王复位(1339)，忠定王即位(1348)过程，是高丽对日认知得到蒙古认可，成功展开的对蒙外交活动。忠惠王四年(1343)十一月忠惠王被押送去蒙古时，高丽臣僚向大汗请求新王，第二年(1344)正月，除忠惠王死后没有成行外，其他全部都获得了应有的成果。

高丽在和蒙古交涉时，以自身主张为依据，除强调了前面所分析的三个论点外，还有成吉思汗时期率先归附、搭建楼台朝贡、国王亲朝、三别抄之乱和乃颜叛乱时助军、拥立海山(武宗)等。因为高丽王室立下诸多功勋，所以才能在游说蒙古统治阶层的时候有一定话语权，特别是在立省策动时期，蒙古官员没有实效的诸条谏言也对取消立省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0)这三个论点是高丽当时外交手段中最有效的部分，在高丽实质性的外交活动中也有很深的影响。同时高丽在蒙古固有世界观的影响下，认识到日本对于自身存在的重要性，并利用这一点帮助自己在与蒙古交涉中获得更多筹码。其结果就是，在燕铁木儿的统一主旨下，展现的是蒙古统治阶级同化性的思想和所期待实现的外交目标。至此，这种论点的发展与运用，可以作为评价高丽对蒙外交活动能动性和成功性的实例。

注释：

①(日)森平雅彦：《帝国的东方边境中防御日本——元帝国中高丽的职能位置》，《13-14世纪高丽、蒙古关系的研究》(东北亚历史财团、庆北大学韩中交流院编)，东北亚历史财团，2011年。

②(日)石原道博：《元代日本观的一侧面》，《和田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51年。

③(韩)高明秀：《忽必烈政府的南海政策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关于蒙古的传统世界观》，《史丛》72，2011年。

④[明]宋濂等：《元史》卷167《王国昌传》，第3926页。

⑤《元史》卷208《外夷一·日本》，第4625-4626页；[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26，元宗八年八月丁丑，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历史数据库。

⑥《元史》卷208《外夷一·日本》，第4627页。

⑦《善隣国宝记》卷上《海观音宝陀禅寺住持如智海印持待庵记》(弘安九年)，转引自张东翼：《日本高中世高丽资料研究》，首尔大学出版部，2004年，第242页。

⑧[朝鲜]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18，元宗九年六月，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历史数据库。

⑨《高丽史》卷27，元宗十二年三月丙寅。

⑩《元史》卷132《昂吉儿传》，第3215页。

(11)《元史》卷132《哈剌解传》，第3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