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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秋，我从上海回到西安，开始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工作。这时，杜斌丞先生任十七路军总部高级参议。他与杨将军显然不是一般的部属、幕僚关系，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诤友。 一次，杨将军讲了他与杜先生结识的经过。 1922年，杨将军任靖国军第三路司令，率部与直系军阀阎治堂师等部激战于武功，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遂与于右任总司令商定：(1)护送于右任经甘肃、四川，转道去上海向孙中山汇报；(2)由杨率部转进陕北，暂时依托井岳秀，以待后命。 到榆林后，杨虎城慕名拜访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并通过杜结识了魏野畴(共产党员)。三人志趣相投，结为至友。杨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共产党的主张有了初步认识。杨按照杜、魏二人的建议，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入伍，不断提高部队文化素质；并且聘请赵寿山、段象武、刘光甫等军事专家开办安边教导队。所有这些，引起了井岳秀对杨的猜疑。杜斌丞得知后，劝杨以养病为名，暂弃兵权；同时由他向井说项，以解其疑。经杜周旋，杨住榆林养病，并将所部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以李德升为团长，孙蔚如为团附，下编三个营，分驻定边、靖边、横山、延安等地。同时，杜多次会井，反复陈述：“虎城有虎志，非池中物，待时机有变，即可南下，另作他图。”井见杜态度诚恳，又看到杨已离开部队，常驻榆林养病，遂解除疑虑。 杨将军给我讲完上述经历后，又对我说：“你刚二十出头，社会经验不足，遇事要多向杜先生请教，他在我们十七路军中是难得的人才。”杨将军还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杜先生的：“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主张。 此后，我对杜先生更加尊敬，经常向他请教。一次，杜先生在我家吃过晚饭后，对我说：“我们应当在其位而谋其政，殚精竭虑地给杨先生筹划一条出路。”当时我还不理解他的深谋远虑，不以为然地说：“杨先生南征北战，屡建殊功，入关后凭功劳取得中央政府的信任，眼下处境不坏呀?” 杜先生说：“蒋介石出于无奈和自身利益，才先后任命杨先生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几项要职，看起来大权在握，实质上脚跟不稳。” 接着，他详细列举了蒋介石不给孙蔚如甘肃省政府主席和逼走南汉宸，挑拨马青苑叛变等事实，说他认为蒋对杨包藏祸心，杨迟早要被蒋的亲信取而代之。 1935年秋，东北军进陕，杨将军认为这是蒋介石对他挟制约束的一个阴谋，表现焦虑，怏怏不乐。开始，东北军常与十七路军为住房、看戏等事发生摩擦。控告东北军的函件不断送来。有一次，我又给杨将军念这类报告，他越听越生气，霍地站起来大声说：“真是岂有此理!”说话间杜先生来了，他听了事端经过后，规劝杨：“张汉卿豪放直爽，眼下他的处境很难，一有父亲惨死于日寇之手的家仇，二有替蒋介石背了'不抵抗日本’黑锅的大冤，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他在蒋介石逼迫下率部入陕，部队开动，大都携家带眷，他们国破家亡，背井离乡，与地方官员及军队发生一点摩擦在所难免，我们应当同情东北同胞。”杨将军听后，联想到十七路军自身的遭遇，也不禁感慨万端地说：“十七路军由小到大，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这个摊子。实想报效国家，驱逐鞑虏，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但事与愿违，坎坷极多。委座命令'剿共’，又加汉卿来陕，使我处在中央政府与汉卿之间，一方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危及我部前程，怎样才能适应这个局面呢?”杜先生说：“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命令你和汉卿'剿共’，意在三方对立，互相残杀。在此情况下，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友军，联合红军，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变互相残杀为联合抗日。这样既能团结友军，又能结好红军，有利于国家民族，得到举国上下的赞扬，真正实现孙中山的遗愿，使得蒋介石的阴谋成为泡影。”杨将军对杜先生的话深表赞同，遂命令部属体谅东北军的苦衷和困难，尽量给予协作，改善两军关系。 西安事变后，杜先生给杨将军的建议是：“三方联合，红军为首，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团结各方爱国人士”。 1946年夏季的一天傍晚，我外出访友归来，突然发现杜先生由高桂滋公馆出来。我家与高家仅一路之隔。我便赶上去请他到我家一叙。这时夜幕降临，天已全黑。我引杜先生到我家地下室，随即点亮煤油灯，并吩咐妻子到大门口注意周围动静。灯光下，我看到他的额头上增添了几条细长的皱纹，头顶脱发不少，身体也消瘦了，可他的一双慧眼仍是那样有神，我不禁黯然对他说：“我从孙蔚如、王宗山等人口中得知，你的处境不好。我的意思你还是离开西安，免遭特务毒手，那些混世魔王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杜先生果断地回答：“历来取胜之道，莫过魁首身先士卒，镇定自如。我是民盟西北组织的负责人，如果只图个人安全，怎能实现民主救国，并为大家做出榜样呢?”又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在乱世中度过多半生，残体留至现在也不容易；但历史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生命，生命应当有价值，价值就在于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子孙后代。”他讲的慷慨激昂，感人肺腑。这时，我才深刻感到“视死如归”的真正含义，也更感到杜先生的形象比以往更加高大了。 我们相谈约两个多小时，他起身告辞，走到大门口握手告别时，他又一次十分关切地对我说：“我理解你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不要悲观，我相信天快亮了。”接着又用手指了指北边说：“北斗星就在北边。” 往事回首，真没想到我俩一别，竟成为我和杜先生的最后永诀。每念及此，伤痛不已。可是他那一生“桃李春风愿未违，赤心报国几艰危”的壮丽事业，忠贞不渝，宁死不屈，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仍深深感染着我，教育着我。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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