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贺龙

1937年，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贺龙：“贺老总有三条嘛：一是对敌斗争坚决；二是对党忠诚；三是联系群众。”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贺龙元帅革命而光辉的一生展现了一切为了党、一切忠于党的赤子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和对敌人斗争的高超艺术。他的崇高品格令后人敬仰。

“对党忠诚”

贺龙1896年3月出生在湖南桑植县一户贫民家庭，因为家里太穷，他念了五年私塾就辍学了。从童年开始，贺龙在清末民初动荡的旧中国受尽了欺压，也亲眼目睹了社会的不公，但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从不屈服于社会的黑暗，喜欢给贫苦的百姓打抱不平。少年时代的贺龙朴素地认为，穷人要想不被欺凌，就要团结起来。于是他参加了哥老会，但很快也发现，哥老会这样的组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生活的问题，也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困境。普通民众必须找到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社会才有希望。

1914年，贺龙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2月，在芭茅溪两把菜刀闹革命，响应蔡锷护国军。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并没有什么改观。中华革命党内斗严重，革命军队和一些打着革命幌子的军阀之间相互倾轧。但是，贺龙并没有因此迷茫而放弃革命理想，他深信中国必然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4年，贺龙终于接触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理念。那年夏天，贺龙在贵州铜仁县驻扎，好友周逸群正在黄埔军校学习。他给贺龙写信，介绍了国共合作的情况，并寄来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贺龙深受震撼。他如同从黑暗中看到了期盼已久的光明，从此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坚定不移地向着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中国共产党靠拢。他朴素的革命意识产生了质的变化，开始一心一意地追随党，成长为一名功勋卓著的共产主义战士，并最终成为人民军队创建者和领导人。

贺龙对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对革命信仰忠贞不渝。蒋介石曾在南昌起义前给贺龙许以500万大洋的巨款支持，以及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官位。民国时期，一般的军阀对这些求之不得，因为有了钱、权、枪杆子，就可以呼风唤雨，控制一方，这种诱惑不可谓不大。但相对于国家未来光明前景来说，这些根本不值一提，完全无法动摇贺龙的信念。7月17日，汪精卫叛变后的两天，贺龙在对连以上军官发表讲话时，表明了他要跟共产党走的坚决态度。他说：“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现在只能走第三条路，也就是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坚决走到底！”这个时候，贺龙虽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信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政党，坚信共产党必然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7月27日，周恩来到贺龙的指挥部与他见面。这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毫无保留地把起义的全盘计划悉数告知贺龙。在当时，起义计划属于党的最高机密。党对尚未入党的贺龙完全信任，贺龙对他向往的党也是无比忠诚，他坚定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当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起义部队于8月底9月初行至瑞金，贺龙在前敌总指挥部绵江中学（现瑞金四中）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见证人是周恩来。自此，贺龙实现了他由来已久的愿望，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一个旧式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贺龙在入党的第二天，召集了全体官兵，并郑重地宣布：“昨天晚上我入党了。过去我们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打富济贫，扶弱抑强，替老百姓平冤出气，但干不出什么大名堂。现在我知道，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社会，进而建立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大家要明确这个远大目标，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如果大家愿意入党，我来当介绍人。”

后来，贺龙曾经回忆自己的入党经历：“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1942年，贺龙在延安曾经讲：“党为了考验我，培养我，整整有三个年头，直到'八一’起义后，党才批准我参加。由此可见，当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是很不容易的，是要经得起考验的，而且参加党之后更要经得起党的长期考验；绝不是一参加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就不再要党的考验了。”

入党后，贺龙完全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贺龙的这种党性原则体现在很多事情上，其中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最具有代表性。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在甘孜会议上，他以坚定的党性原则，与朱德等同志一起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错误路线，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有效地维护了红军的统一，维护了中央的权威，也维护了党的统一。到达陕北后，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贺龙对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在延安，毛泽东高度赞扬贺龙的革命精神，称他为“红二方面军的旗帜”。

1943年，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评价贺龙：“贺龙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对于党所赋予的任务，或者他下了决心要干的事情，他是一定要一直干到底，不管其中有任何的困难与艰险。这样，当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使你感到有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存在着，就会增加你的胜利的信心。”

“对敌斗争坚决”

贺龙青年时代参加革命，革命经历十分丰富。虽然没有受过“科班”军事教育，但他善于总结军事实践经验，不仅在军事上谋略过人、机智灵活，而且始终坚定沉着，英勇顽强，立下了卓越的战功，打赢了许多场恶仗。

对敌人针锋相对，毫不妥协，这是贺龙从青年时代就具备的优秀品质。护国战争时期，日寇势大且气焰嚣张，直系军阀吴佩孚利用日本商船“宜阳丸”号运送军火，贺龙果断将该船和船上所载的军火物资悉数扣押，并拘禁了两名日本船员，坚决要求日方赔偿。日方在交涉过程当中，态度非常蛮横，贺龙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坚决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作为新党员的贺龙毫不气馁。他坚定地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党中央综合了各方意见，决定派贺龙突破各种阻碍，由上海回到湘鄂西组建红军，创建根据地。贺龙坚决执行党的决定。1928年初，贺龙联络监利县委、鄂中特委和石首中心县委，在监利县黄家墩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贺龙、周逸群向大家传达了中央在湘鄂西开辟根据地的指示，决定将鄂中特委、石首中心县委的革命武装调动到监利县，与贺锦斋部合并，开辟革命根据地。三支革命武装整合之后，只有300余人，但是却高举起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的大旗。接下来，贺龙指挥四十九路军，在荆江两岸发起了各地的年关暴动，连续攻打上车湾、朱河镇、尺八镇，以及华容的砖桥、长岗庙，石首的调关、藕池，消灭大批土匪和团防武装，镇压了一批土豪劣坤，攻克敌军驻地，甚至缴获了一个国民党骑兵团的武器，取得了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很快，四十九路军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洪湖地区最大的革命武装，有效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打击并动摇了国民党在当地的反动统治。贺龙还没回到湘西，就已卷土重来了。

1928年2月底，贺龙回到了家乡桑植。桑植的形势非常严峻，周围遍布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团防等反动武装，严重威胁着起义的顺利发动。面对巨大的压力，贺龙泰然处之，灵活应对，他有针对性地“拉关系”“挖墙脚”，向盘踞周边的武装发送了信函近百封，正告他们改变立场，参加革命，一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次之则为革命队伍提供支援，给予军费和粮食的支持；再次也要保持中立，可以采取“假打”“真和”等策略。贺龙发的这些信函起到了预想的作用，各武装不得不有所忌惮，多数保持了中立的态度，也不乏主动提供物资支持者。对这些中立的武装，贺龙与他们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对那些敢于进犯、顽固不化的反动武装，贺龙坚决予以沉重打击。这样泾渭分明的态度，也让周围的武装看清了形势，趋利避害，不敢造次。贺龙、周逸群还向桑植县的一些地方名流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争取他们对革命的支持。贺龙的种种举措立竿见影，仅仅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一支3700余人的革命武装力量就迅速崛起，工农革命军宣布成立。4月2日清晨，著名的桑植起义爆发。1929年7月，贺龙等人经过一年多的英勇斗争，成功开辟了湘鄂边苏区，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红二军）。1930年7月，红二军与洪湖苏区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南平会师，组成万余人规模的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来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展成为我国三大苏区之一。贺龙在逆境中坚决斗争，白手起家，从头再来，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重新为党的人民军队再次组建了一支雄师。他的担当与坚守，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31年，红二军团因斗争形势的变化改编为第三军。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贺龙为了给中央红军的长征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策应，不顾部队战斗力不足的客观条件限制，坚决率部向敌军猛烈进攻。那时两军刚刚会师，人数只有不足8000人，不仅兵力不足，而且在长期斗争过程中，指战员都很疲劳，枪支弹药也比较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向优势兵力的敌军开展猛攻，很多人认为这无异于飞蛾扑火，有人提出了担忧。贺龙又何尝不知道这种危险性？但他坚定地说：“对全局有利的仗，困难再多也要打！”在贺龙等同志卓越的指挥下，红三军与红六军团攻占了桃源，围困了常德，有效牵制了10余万敌军，使他们无法有效围堵中央红军。贺龙顾全大局，坚决斗争，不计得失，力保中央红军安全，再一次为革命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

1940年初夏，日军开始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了多轮疯狂的“扫荡”。贺龙指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与敌周旋，有效抵抗和化解了多次险情，让日军的“扫荡”部队铩羽而归。但是日军不甘心，于6月底又组织了一次气势汹汹的“扫荡”。贺龙充分研判了情报，率领部队转移到兴县的一个小村庄，绕到日军的侧后翼，顺利转移，使气势汹汹的日军扑了个空。两天以后，大部分日军都已回撤，而盘踞在兴县的日军开始撤退，落了单。贺龙抓住这个重要的时机，下令八路军猛烈开火，痛击日军并使其形成重大伤亡，取得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投降。为了配合毛泽东去重庆进行谈判，贺龙认为打几个好仗对此时的形势至关重要。他决定攻打位于太原西南约80公里仍由日伪军占据的重镇文水县城。贺龙在开战前认真研究，缜密部署。但是，人算不如天算，8月30日下午，正当贺龙率领部队向文水县城进发的路上，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一时间给部队的前进造成了很大困难。有些干部心里没了底，向贺龙请示：现在雨太大，部队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困难，能不能等雨过天晴后再攻城？贺龙说：“风大雨狂，敌人一般疏于戒备，正是我们击敌不备的大好时机。”随即下令：继续前进，“风雨无阻！”指战员们充分理解了贺龙的意图，也被“风雨无阻”这四个字所鼓舞，他们奋力坚持，在泥泞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抵达文水县城外。攻城战开始之际，贺龙亲自指挥战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县城内的敌人大部分投降，其余突围时被悉数歼灭。收复文水县城之后，贺龙指挥南线和北线的部队乘胜追击，继续坚决打击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先后收复了多个县城，巩固了晋绥解放区，给毛泽东的重庆谈判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军事基础。

“联系群众”

贺龙出身于普通农民，他从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就立下远大志向，要寻找解救劳苦大众的办法，寻找为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的伟大道路。贺龙的一生当中，每时每刻都把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他参加过讨袁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之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无论他率领的部队走到哪里，他都会尽自己所能为贫苦的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兴建学校、修桥筑路、兴修水利、惩治恶霸、剿灭土匪、废除苛税，所到之处都深受当地民众的支持和热爱。

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进一步深受党的群众工作影响。他在工作中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他常说：“坚决地依靠人民，紧密地联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决不能脱离群众，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

1931年，在中央分局的一次会议上，贺龙主张调出一部分红军口粮救济受水灾挨饿的群众。有同志也认为，当时红军的军粮短缺，运输能力也难以为继，自身还很困难，再供应几百万群众吃饭，实在是难以承担。虽然这位同志所说也是事实，但贺龙表示坚决反对，他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贺龙坚持克服困难，让部队集中全部畜力、运输船，把粮食不分昼夜地运送到灾区，供给受灾群众，此举拯救了大量灾民，使他们得以渡过难关。

1932年春，贺龙率部转战汉水以北。行军路上，他让战士买下了一担藕，但一直没有让炊事班把这些藕做成菜，却一直带到了汉水北部的京山附近。京山地区属于丘陵地貌，当地没有种藕的习惯。贺龙指示战士们把藕种在当地荒废的池塘里，并说：“这样一来，这里的老百姓也能吃到藕了。”

同年，贺龙率领红三军向鄂西进发的路上，看到警卫员拴马的时候，不慎踩坏了当地农民的苞谷苗。贺龙立即留下钱赔偿农民，还一直惦记着此事，半个月后派人专程找到苞谷苗的主人，并亲自上门向他赔礼道歉。当时，贺龙是红三军总指挥，军务繁忙，这样的小事他却非常重视，而且念念不忘，这一方面说明群众的利益在贺龙心目中崇高的位置，一方面也为红军指战员作出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1934年，贺龙率部队路过一个小山村，发现这座山村被土匪劫掠过，房子都被土匪烧掉了，村民们无家可归，生活苦不堪言。贺龙当即下令部队驻扎下来，他和战士们一起帮助村民搭建、修缮房屋，重建家园，此外，贺龙还给每户村民发了20多块钱。贺龙率部离开时，村民们不约而同地为部队送行，感激涕零。还有一次，贺龙率领红军打开了一个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当地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可是农民们心中有很多顾虑，不敢领。于是，贺龙就和同志们把粮食送到各家各户，并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你们是受地主剥削的劳苦大众，这些粮食是你们亲手种出来的，应该给你们。不用怕，我们红军就是专门为你们穷苦人撑腰的。

抗日战争时期，贺龙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二○师司令部驻扎在山西兴县李家湾的时候，贺龙特意指示把战士们平时训练用的单杠和木马等器械安装到老百姓途经较多的道路旁边。贺龙平时一有时间，就跟村里的老百姓一起观看战士们训练，他还鼓励老百姓随时使用这些体育器械，以锻炼身体。贺龙还常跟老百姓拉家常，有时候跟村里的老大爷聊天的时候，很自然地把自己的烟斗装满烟丝，递给老大爷吸两口。有时，初来乍到的人，还真分不清哪个是军队的长官，哪个是老百姓，，可见军民关系的融洽。由于贺龙朴实的作风，平易近人的风范，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贺老总”。。1942年，当地发了洪水，村里的水井全被淹没了，贺龙带领战士和群众重新打井，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了群众饮水的困难。他常说：：“没有广大士兵和人民群众，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不过是一个孤家寡人。”上行下效，在贺龙的带领下，基层官兵关心群众也蔚然成风，军民关系亲如一家。那段时期，在晋绥边区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就是专门称赞贺龙的：：“啊！好同志，你问的就是咱贺师长？咱可见过他：嗬，他的眼睛黑黑又发亮，他的身体魁梧又健壮，，活像一座山，那么样稳当；看起来浑身都是力量，讲起话来：'老乡们，同志们：……’啊！那声音多么洪亮，震得千山都响。谁不知道：：他常打胜仗。敌人听说他来了，个个都像老鼠一样。老百姓听说他来了，个个都是喜洋洋。啊！咱们的贺师长，到哪里都搞得兵强马壮，咱们的贺师长，到哪里都是打胜仗！”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一家在北京居住。作为开国元勋之一，他严格要求孩子们，保持节俭家风，，与普通群众一样老实做人，认真做事。贺龙的孩子们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贺龙定下一条严规：决不允许打着自己的旗号向学校要求任何额外的照顾，谁做这样的事，全家都要鄙视他，批评他。贺龙的长子贺鹏飞有一次在踢足球时不慎受伤，腿部骨折，无法行走。当他可以拄拐上学后，贺龙不允许贺鹏飞坐他的专车上学，每天租一辆三轮车送他到学校去。有人觉得，孩子这种情况下，坐一坐他的专车也可以理解，但贺鹏飞自己都不认可，觉得自己是元帅的儿子，更不应该搞特殊化。1963年，贺鹏飞报考清华大学落榜，贺龙告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努力。后来，贺鹏飞刻苦复读了一年，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清华。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贺龙一直兼任国家体委主任，他既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也是群众体育发展的倡导者。贺龙把毛泽东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话作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长期任务来抓。在贺龙的推动下，我国群众体育蓬勃发展，广播体操活动得到全民普及，全国性的体育协会与两万多个基层体育协会相继建立起来，城市与乡村的大众体育场地、器材、资金等保障越来越完善，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贺龙自幼习武，深感中华武术这一传统国粹应该向群众普及。贺龙独辟蹊径，积极倡导简化武术，使普通群众便于领会和学习。在贺龙的改造与推动下，中国传统武术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一。（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