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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教诲  1945年6月9日，“七大”胜利闭幕了。我正匆匆准备行装，要回晋察冀时，组织上却决定要把我留在延安的教二旅工作。眼看战友们一批一批返回了前线，而我却回不了熟悉的抗日战场，心里总平静不下来。6月16日，“七大”闭幕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突然接到通知，下午4点钟到枣园去，毛主席要找我谈话。 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感到既紧张又高兴。在战争年代里，我虽然几次见到过毛主席，亲自聆听过他的报告、讲话和指示，但单独找我谈话，这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一时难以平静，许多往事不禁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1944年冬天，我作为七大代表，从晋察冀军区雁北的五分区回到延安。当我带着组织关系到总政治部组织部报到时，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笑着对我说:“回到家了，先休息几天。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这些从抗日前线回来的同志，'七大’要延期举行，你先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一段时间。” 于是，我就到中央党校参加学习了。1945年4月23日，七大在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我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十五人为主席团，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大会举行期间，毛主席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总司令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开了四十八天，结束时毛主席致闭幕词，即著名的《愚公移山》。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始终充满着团结精神。毛主席强调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毛主席最后挥手高呼:“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七大”真正开成了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 会议结束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前线去。可是，聂荣臻司令员和彭真校长却给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要我留在延安的教二旅，接替邓华同志的工作。说真的，我是一心想回抗日前线去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部队干部，在抗日战争快进入最后胜利的时候，我怎么舍得离开抗日救国的最前线呢!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请聂司令员允许我回到晋察冀抗日前线，打日本侵略者。 谁知过了两天，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亲自找我谈话。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延安虽然是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是党中央所在地，但也是前线。八年来，国民党反动派一天也没有忘记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决定调几个旅回到延安，担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这几支部队都是老部队，老红军底子，有光荣历史。组织上决定调你去接替邓华同志任教二旅政委。”总司令又以商量的口气间我说:“罗元发同志，你看还有什么意见，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 总司令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他的谈话，使我领会到任务的光荣和艰巨。一个统帅全军的总司令亲自给我做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向朱总司令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愉快地到教二旅去工作。 正当我准备去教二旅的时候，一辆卡车开到我的住处，在一位同志陪同下，我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地枣园。 我刚从卡车上跳下来，毛主席就从他住的窑洞里走出来了。他穿着一套蓝色土布衣裳，戴着一顶八角帽，身体很健康。我疾步上前，向毛主席敬礼问候。毛主席笑盈盈地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间道:“你是罗元发同志?好，好。”  走进窑洞，主席招呼我坐在一把木椅上，他自己也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一个套间窑洞，十分简朴，外间是办公室兼客厅，靠窗口摆着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墙边放着两个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墙上挂着地图，地图上标着各种符号，纵横交错。里间屋里支着板铺，是主席的卧室。 一个战士端来茶水，主席呷了一口，微笑着对我说:“要你到教二旅去工作了，今天特地找你来谈谈。看你还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说:“本来我想回前线去，朱总司令、聂司令员和彭校长都给我谈了话，现在思想通了。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努力做好工作.”主席听了点点头说:“这样好。其实想回前线去，这想法并不坏。我们边区虽是抗日后方，但也是前线，我们不能老唱'空城计'。军委决定调几个旅回陕北，是根据当前形势决定的。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胡宗南带着几十万大军在磨刀，我们不磨刀是要吃亏的，这叫有备无患。” 主席接着说:“你参加了七大，七大的精神很重要，要好好地组织部队学习。现在是两个中国之命运在决战。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为了新中国。他点燃一支烟继续说，抗日战争就要胜利了，可是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和蒋介石的想法并不一样，斗争还会继续。” 我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独裁统治的。” 主席凝视着窗外的暮色，深沉地说，天亮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最黑暗的时刻，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天就亮了。我们要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这生动的比喻，给我以深刻的教育。同时也为自己对留延安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惭愧。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工作、学习、战斗。 主席好像觉察到我内心的不安，用温和信任的目光端详着我，有意换了个话题，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军的?象拉家常一样。我回答说是福建龙岩人，家中很穷。1928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了红军。主席掰着指头算了算说:是红四军打到你们老家龙岩。那时候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们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主席说完站起身来在屋里踱了几步，要我讲一讲敌后情况。我简略地作了汇报，他听了之后又问敌后人民的生活和部队情绪怎样?我说:“由于敌人经常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敌后军民生活很苦，但团结抗日的战斗情绪很高。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敌后人民把什么都拿出来支援前线，配合我军开展游击战争，这是我军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条件。” 主席说，有这样好的人民，这样好的军队，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创建一个新中国。可是现在我们部队中少数人有一种和平麻痹思想，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觉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天下就太平了，该回家种地去了，忘记了几十年来国民党每时每刻都想消灭我们。 主席对部队情况真是了如指掌.我又向主席汇报说，在部队有些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打败小东洋，回家种地忙。老婆娃儿热炕上，小日子像蜜糖。 “大凡天下事，总得两厢情愿唆'主席把手一挥继续说，“你要过小日子，蒋介石愿不愿意让你过呢?现在蒋介石保存实力，把胡宗南集团的几十万人，摆在延安大门口，这是干什么呢?是帮我们守大门吗?还是想窜进来捞一把呢?我看他们是不安好心喽！因此，你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训练，提高警惕，防备国民党突然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已经打破了他们的经济封锁，我们还要随时准备打败他们的军事进攻。”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我当即表示，一定要按照主席教导带好部队，首先纠正和平麻痹思想，把教二旅的工作做好，使部队安心留守在陕甘宁边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 主席笑了笑说:“这就好，教二旅的工作很重要。”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公务员来通知主席吃饭，我才慌忙起身向主席告辞。 主席把我按在坐位上，亲切地说:“今天为你回延安工作接风，顺便吃一顿家常便饭。” 我不好再推辞，便只好坐到桌旁去。桌上摆着四盘菜:黄豆芽、罗卜丝、炒土豆和辣椒炒肉片。主席亲自给我盛了一碗大米饭，嘱咐我多吃点，不要客气。他还从辣椒中拣出几片肉放在我碗里说:“这些菜都是中央机关自己种的，国民党想在经济上封锁我们，倒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路。这是'蒋委员长’的一大'功劳’。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生产中出了大力，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取得了很大成绩。你们现在接了他们的防务，也要在南泥弯、金盆湾一带好好生产、训练，做好准备。一旦打起仗来，那里就是保卫延安的主要战场。” 饭后，主席又要我和他一起到小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直到深夜，我才回到住处。 我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放牛娃，从小受尽地主老财的欺压和凌辱。后来找到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培养和教育。毛主席对我的谈话使我终身难忘。“为了新中国”，成为我后来工作的努力方向。就在主席接见后的第三天，我愉快地到了教二旅工作。不久，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卖国贼蒋介石果然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两个中国的命运开始了大决战，一部分老同志又调到前方去了。教一旅和教二旅奉命合编成教导旅。我担任旅长兼政委。 以后，教导旅和新四旅在解放战争期间又编成西北第一野战军第六纵队，后又编为六军，我任纵队司令员和军长。我们这个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在一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彭老总的直接指挥下，在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为了保卫党巾央、保卫毛主席，为了新中国，从保卫延安开始，北抵榆林，南达秦岭，东到黄河，西至伊犁河畔，转战西北，纵横万里，直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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