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树增 这种内容的文字不好写，总是担心被扣上帽子，毕竟政治正确既是如同山一样威严，也堪比刀一般锋利。 说来惭愧，也是快要二十年的党龄了，平时天天的三会一课，再加上红色教育，可真正把党的历史系统性地读一遍还是第一次，以前更多的则是片段内容，这就难以避免的缺少了系统性和逻辑性，甚至会断章取义，继而人云亦云，失去了自我的判断能力。更可悲的是，坐在讲台上给你讲述历史的人又有几个真正完整地研究过这些内容，我想是不多的，通常都是把一段段的历史碎片从其他地方照搬过来，再当做故事扔给听者，至于每一个事件背后所包含的意义与思考就基本上无从谈起了。 王树增写的历史很好，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原文，以电报文件为主，这样就比较容易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但也有很多地方感觉说法很是含糊不清，估计同样是遇到了态度的问题，有些话是没法写的，总得说来感觉还是比较中立的。 整个长征路都是用血与火铺就的，读完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长征的过程与线路非常复杂。 我特意找了一份路线图来对照队伍的行进和战役的发生，就算是一份简图，如果把敌我双方的兵力都画上去，基本就成了蜘蛛网了。 总的来说完整的长征过程是由四支队伍分别完成的： 1934.10——1935.10，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瑞金出发八万六千人，到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红25军会师，余八千人； 1935.03——1936.10，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出发十万人，先后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四川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师，最后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余三万三千人； 1935.11——1936.10，红二方面军从湘颚川黔苏区出发两万一千人，到甘肃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余一万一千人； 1934.11——1935.09，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出发三千人，第一个到达陕北延川与刘志达会师，时三千四百人，是唯一一支人数不降反增的队伍。 这里面战斗力最强的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指挥战斗最顺利的是二方面军（贺龙）和红二十五军（徐海东），情况最复杂的是红一方面军（朱毛）。 其次，战斗的艰难与残酷。 整个长征过程中我军数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境地，比较严重的是包括“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大渡河”、“腊子口”等，基本上都是闯不过去就会被陷入重围，毕竟被全部消灭。其中损失最惨重的是两次： 第一次是“湘江战役”，由于博古与李德的错误指挥，红一方面军人数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人，这个内容资料很多就不说了。 第二次就是“宁夏战役”，1936年10月，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时候长征已经结束了，三大方面军已经完成了会师，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就是“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当时是红四方面军担任作战主力，对手是胡宗南。红军计划在甘肃靖远强渡黄河进入宁夏，红四方面军在渡河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攻击，主力部队只得退回陕北苏区，结果造成队伍的分割，两万多红军滞留在河西，开始万分艰苦的游击战，由于孤立无援，地域贫瘠，四个月时间大多数将士长眠于祁连山下。 而“四渡赤水”时候的情况最是微妙。当时红军刚刚遭受巨大损失，全军上下士气低迷，之后召开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主席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是主席刚刚接过军队指挥权指挥权之后的第一次战役，但并没有得到国产国际的法定认可，相当于是夺权，一旦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络，被否决了会议的决议，那博古和李德将会重新掌握领导权，其灾难将会是毁灭性的。由于湘江战役和召开会议等造成的时间延误，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形成了对一方面军的合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避免继续的战斗损失，带领军队渡江突出敌人的重兵重围就显得更为艰难和重要。一是要通过胜利取得队伍的生存，二是证明新的战术思想的正确，三是要凝聚人心获得认可，特别是事后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 这在当时是没有把握的，因为我党在当时只是国产国际五十七的支部之一，处在国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之下，我党的任何重要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只好采取迂回的办法，毛主席第一次进入最高决策层时的定位是“未来统治的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 再次、路线上的斗争。 整个长征过程中一共有三次大的路线上的斗争： 第一次争议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整体撤离苏区，主席的意见是先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然后兜一圈，再回到瑞金苏区，或者向北回到井冈山去建立苏区。因为那里群众基础条件好，粮食和兵员也丰富。但是当时领导权在博古和李德的手中，他们的目标是向西，与贺龙、萧克的红2、6方面军汇合在湘颚川黔苏区。 博古的意图太过于明显，因此沿途早已被国民党军队层层设防，再加上博古的教条思想，把战略战役弄成了搬家，蜗牛一样的行军速度，单是道县一个地方就停留了3天，具体都在干什么，书中说没有史料说明，这才造成了湘江战役的巨大损失。 第二次争议是在赤水河之前。主席的意见是必须跳出包围圈，出其不意，向西渡赤水进入贵州，那里的黔军战斗力比较弱，可以考虑建立苏区。而博李的意见还是向北，与贺萧汇合。但当时主席已经取得了领导权，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和国民党重兵应聘。 其实我想，就算是真的能到达湘颚川黔苏区，与贺萧合兵一处，中央苏区保不住，那这一小块苏区同样也是保不住的。毕竟以当时的武装力量是抵挡不住老蒋百万大军围剿的，特别是老蒋已经学聪明，用的是碉堡蚕食的战术，在武器、兵力、财力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与之拼消耗，无异于以卵击石。 第三次争议是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主席与张国焘的意见不同。主席的意见是向北，去宁夏，那里地域丰裕，敌人的防守也比较薄弱，还可以打通与共产国际的通道。当时还不知道刘志丹在陕甘宁已经建立了苏区。 张国焘的意见是“西进”，进入新疆，那里更容易得到苏联的援助，而后又更改方向为“南下”，总之就是不愿意和主席一起“北上”。 张国焘想要掌权的想法应该是在会师之后才产生的，支持他最后走到分裂的道路上去的理由我觉得有三个。 第一是，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损失惨重，从将近十万人锐减到一万多人，这是领导的失误造成的，原来的班子已经不具备继续掌权的资格； 第二是，张国焘特别关心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过程和内容，以及共产国际的态度，当得知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确认时，他认为遵义会议时领导人的更换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而他的领导权应该更正统； 第三十，当时红一方面军一万多人，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多人，实力相差很大，不应该以小吃大。何况在红方方面军中大部分战士和干部都是不知道主席的，而张国涛的威望却很高，相信自己的实力能够逼迫中央红军妥协。 这件事直到国产国际派了代表林育英到达陕北，并确认了主席的领导地位，同时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一再遭到损失，红四方面军才掉头向北，与中央红军汇合。 最后一点是个人对整体的影响问题，这里面有四个人对历史影响巨大。 第一是博古和李德。我原来一直想不明白一个问题，红军是主席和朱德在井冈山建立起来的，指战员也是跟随他们一起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这里面包含着用鲜血和生命铸造而成的信任，为什么共产国际随随便便派了两个人过来，就可以胡乱指挥，而整个队伍也都是敢怒不敢言的绝对服从，继而造成如此被动的局面。 等看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国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解决张国焘的问题时，感觉好像找到了点问题的答案。我们当时的力量太薄弱了，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旗帜是高高飘扬在苏联上空的，这就造成了一种信仰上的盲从，假如自己不理解，那就说明自己是错的。再加上当时的经济条件，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是很难从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围剿中生存的。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离开了组织的支持，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是张国焘。一个人的意见竟然能够左右一支军队的分裂。后来也感觉自己也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没法写。主要内容在前面已经涉及到了一部分，比如法理性、比如实力说话、比如错误论、比如个人在组织里的威信，还有就是他不是一个人，有一批一直跟随他的支持者。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局面，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可是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之下，谁能分辨得清楚哪里才是正途呢？很多历史都是偶然间产生的结果，比如主席从国民党的过期报纸上找到了陕甘宁苏区。 更有甚者，我注意到一个时间，1936年10月，日本对我们的侵略已经到了极其危机的时刻。 1936年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站，几乎是集中全军力量消灭了胡宗南的第七十八师。 而老蒋在10月22日飞抵西安，调动西北全部兵力要与红军进行“最后五分钟的决战”，红军在执行“宁夏战役”过程时失败，损失惨重，没能强渡黄河而西进，只得退回陕北苏区。 这个时候，老蒋已经开始对新的陕甘宁苏区进行围剿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迫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我能说面对越来越危急的处境，困守于一隅的我党终于迎来了转机，这也是张学良的贡献所在。而这一切的基础恰恰源自于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提出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这也代表着这个仅仅二十四历史的年轻政党的政治成熟之时。 第三是杜衡。一个外派来的书记，竟然能够在陕北发动的“肃反运动”逮捕创立苏区的刘志丹，形成极其诡异的局面：前方的红军官兵在与围剿苏区的敌人进行残酷的战斗，后方的苏区里却在策划者如何逮捕审问红军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他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哪里呢？这段历史还没来得及学习，不敢乱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