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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留影
说起包田户，大家并不陌生，许多人把他与老总、老板的名片绑在一起，真是脸上有光！其实，无论哪类人都分三六九等，确有少数人做成了老板，但大多数只能养家糊口，还有一些人因此丧生，出了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董卿的话没有说错：“没有在长夜里哭过的人，不配谈人生”。 2001年，我初到保成圩（老洲、保成、同心、下圩四村，靠近环河干渠的一片低洼水田），做了十几亩散田，主要是跟父亲合力给当地村民犁田打工。预订了200多亩的耕地，上下两季能挣到万把块钱。辛苦是不必说的。父亲用牛，我用小农机，是手扶的红把子，永康产。一天到晚跟在机子后面跑，全身都是湿的，上身是汗水，下身是泥水。水田里的麦茬和菜籽桩扎破了球鞋，刺痛了脚丫，也只能咬咬牙。晚上洗澡，躺在澡盆里就不想起来。芒种、夏至阶段，日长夜短，凌晨四点之前老婆就做好了早饭，一边搓衣、一边喊：“起来喽！”我扒开眼睛，挪动僵直的双腿，强制自己起来，去迎接那18个小时的“战斗”。二十多天后，终于完成了这段工程。田地变了，人也变了，它翠绿，我焦黄。自己承包的十几亩散田，都夹在别人的田块里，很难管理。老洲村的灌溉机站，设在蚂蝗沟一线，地势高，离我下面的田有千米之遥。一旦村里开机打水，千家万户的都来，等流到我的田里，比眼泪还少，唯一的活路就是盼天下雨。在这样的条件下，产量自然很低。下半年，每亩交田租200斤稻子，余下的也不多了。
29号保成圩泵站 这一年，我还在保东片区种了几亩棉花地。种棉比种稻难。首先是工时多，手工管理，手工收获。肥料也是水稻的几倍，虫子也比水稻上的厉害。早期的“盲蝽象”，吃叶芽和花里的子房，稍不注意就是有花无果；中期的“红蜘蛛”，躲在叶子背面，很难清除，泛滥起来，地里一片火红。后期的棉铃虫，是“粮仓老鼠”，搞出许多坏桃、烂桃。这一年的棉花收入，如按工作日算还不到十元一天。 中熟的稻子叫“铁青”，九月中旬就能收割。当时老洲已有两家买了“柳林”牌小型收割机，一家是章长满，另一家是周学勤。在我们南边这片田里收割的是周学勤。由于田块分散，得紧跟步伐，我是天天上街打听消息。这年下半年，老婆不在家，跟六舅子到嘉兴做服装去了，为学费填仓，我一个人在家支撑着。割稻这一天，平常不做家务的我，也跟村子里的女人一样，天不亮就起床，洗衣做饭，带点吃的出门干活，很晚才回家。露水还未干，我就出门等候。他是按田块的顺序来的，柳林的功力很小，一天只能收割十几亩。为了割上一两亩田，得花一天功夫，有时还割不上。我骑自行车把二十几条蛇皮袋放在田头埂，然后就夹在人群中瞎晃。一些老头子、老奶奶就地聊天闲扯，还有人斗地主，时光在无奈中流逝。看着差不多到我了，就订了一辆手扶拖车，不然的话，晚上还要睡在稻包上看（kān）稻。等到六点多开始割，全天才割了两块小田，一亩多面积，别的甭想了，小手扶“突突突”又是半小时才到家。下（卸）完稻包再看家门口，已经鸡飞狗跳，也难怪，它们十几个小时都没吃食了。伺候好它们，赶紧收衣，然后弄点青菜，下碗面条。外头已经泛黑了，我进堂屋点开灯头，倒了一杯散装酒，端出半碟花生米，坐在小桌前吁了一口气。两个儿子在校念书，父亲给人犁田很晚才回来，母亲歪在病床上。等稻子割完后，我也要去犁田，给客户种油菜、小麦，其间还要请人摘棉花，傍晚时分再用自行车驮回来。 日子虽然过得很忙碌、很孤单，但“如意算盘”没有落空，老婆年底果然挣回了两千多元，这个年过得很踏实，不用为学费发愁了。
保成圩外滩 2002年到2004年，我增加了一些土地，水田达到50亩，旱地10亩，老婆也没有出去打工了。有了这10亩地，一天闲工也没有，从2月到4月，天天都困在棉花地里，5月还要翻板田和菜籽田。 2004年，大儿子高考。6月7日、8日考试，5日我得去送考，所以要抓紧完成犁田翻板的任务。和往年一样，立夏边天气都很好，干旱为主，我和父亲做得很顺利。可是到了5月底，该做田插秧了，仍然没有下雨。200多亩田要是压到哪一天做，是要炸窝的，就像银行挤兑。可偏偏你怕什么就来什么。6月5日我到枞阳城关小学考点陪考，就住在校内一间休息室，是堂弟托人住进来的，算是很特别的待遇。这一晚，我和大儿子早早睡了，养足精神迎接大考。半夜里，几声炸雷把我惊醒，紧接着就下起了大雨。我陡然烦躁起来，老天啊，不能等考完再下吗？真是赶节打眼！果然，第二天上午，我刚把大儿子送进考场，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老洲那边的村民闹得很凶，要尽快做田。我就说：“你先找姑爷（妹夫）和我两个舅子去做几处，我不能回。”过了不到半小时，父亲又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几个都有自己的事，过两天才能来，吵死人了。”“你再去找老洲那几个队长说一下，拖一天，水深的地方做不了。不到万一，不要放手。”我也只能叫父亲再去想法子。父亲也舍不得，如果被别人抢做了，我们很难收到钱，前期的工程就白做了，要损失5000多元，还指望这个钱交学费呢！我既担心父亲守不住，又担心儿子考不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又下起了一阵急雨。事关重大，等儿子从考场出来，我不得不说出了家中的情况，儿子叫我下午回去，他照常考。我带儿子在小餐馆心神不宁地吃完午饭，父亲又打来电话：“还有许多人不理睬，叫散人（户）做了，拦不住。”儿子见状再三叫我回去，我崩溃了，“那下午等你考完这场，四点多我回去，那晚上和明天你要注意点，房门钥匙要随身带，证件要保管好，相关东西不能落下。”我无奈地交代儿子，他点点头答应了。下半晌，天气好转了，儿子从考场出来后，我简短问了一下情况，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就去赶最后一班车回家。六点多到花园，骑自行车回家。由于心情矛盾，进门就对父亲发了火，怪他没把家里处理好。父亲转身睡了，显得很委屈。紧接着，我连夜找了姑爷和两个舅子，叫他们把手里的事放一下，给我突击一天，当然工资照亩数给。第二天，我们五个一齐动，做了七八十亩田，才稳住了阵脚，就这样还是流失了三分之一。第三天（6月9日）上午，大儿子也回来了，中午送饭到田里来，我问了一下，看情形有些不好。我说：“这几天别想了，等分数出来再说”。吃完饭还得继续做田，自家的最后做，请人插秧（2005年开始就推行水直播了），干了十多天才结束。 此时高考分数也出来了，没达上本科线。大儿子虽然没有怪我，但我还是觉得跟陪考不力有关。儿子决定到枞阳一中复读，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早晨，骑着单车去找同样落榜的同学商量一起复读的事。他妈妈不放心，叫我护送，等我找完在雨中失散的鸡苗后，骑车一路追赶，早已不见身影，到花园后我无奈地返回了。这一年的送考，成了我永远的心病。
这一年，我换了犁田机，订做了拖车，不用老“永康”了。花1300多元买了一台安徽全椒产的“长征”牌手扶犁田拖货两用车头，它是多档调速的，无论是耕田还是跑路，都能调到你想要的速度。发动机加车斗，共用了4000多元，相当于全年收入的一半。不过也值得，使用至今快20年了，都是用它耕水田、拉稻包、送化肥、跑运输，立下了汗马功劳。2005至2008年，我的承包田发展到80多亩，好的年成也有几万元的收入，田块也集中了，便于管理。我还买了一台水泵，放在往年打不到水的地方，也算是补了块短板。我的日子好过了，但别人也眼红了。当地承包户中有个别人出来兴师问罪：“我们见面都不好意思，但我不得不说，你占我老洲田，不退还给我们，是你不对，不义气。”我说：“做事总有先来后到，当初撂荒你们不要，现在行情好了，想摘果子，没那个好事。”“那你不仁，我就不义，要制裁你！”“哼！你我隔壁邻村，把我赶走，你也站不稳，我家没有单刀铁尺，斧子还有一把！”当天没有打起来，互相都放了狠话。后来，他们联手找村里开会，要肃清外来承包户，不给外户订合同、发粮补。我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巩固我的客户。因为我的群众基础好，口碑不错，后来村干部也没有插手此事。在这种形势下，我还是能忍则忍，尽量避免冲突。有时在田埂上相遇，也照常打招呼，以求能够在夹缝中生存。到2010年，我已发展到116亩了，就放弃了保东那边的十几亩棉花地。与我较劲的当地承包户也放下了敌意，转为协作和互助，田块整合，人力共享，信息互通。尤其是第一条做得好，家家都整成了方块，没有穿插，基本形成了各占一方的格局，利于管理，避免摩擦，这是盼望已久的。
那些年，是每块田都种麦，不让土地休息。加上老排村我家的人口田十亩，总共种了120多亩。2010年的天气很好，立夏以来未下过一天雨，利于小麦扬花，麦根也能向纵深发展，吸收更多养分和微量元素。当时的优良品种是“扬麦158”“扬麦11”“扬辐麦4号”“镇麦5号”等。到小满时下了一场雨，麦子灌浆有了充足的水分，当年丰收在望。麦子成熟时，每天都有烘干房的老板下田看麦，经过几轮谈判，最后讲好价钱和收割期。收割是大事，不能让上手的财气泡汤。我天天翻手机看天气预报，预定拖车，搭包小工，联系收割机，要做到天人合一，哪路人马不到位，都会坏大事，不仅事情做不成，还要赔偿误工费。5月25日，经过周密安排，终于如愿以偿来了4台收割机、4部拖车、8个小工。八点多钟，首先是4台“沃得”下田，前面滚轮翻转，后面“哧哧”地喷出轧碎的麦草，一路扬起灰尘，侧面有序地甩出麦包。“狗头车”（农用拖车）随后捡包上车，由于麦田里到处都是小沟（排水沟），车身就在颠簸中前行，手把也很难控制，不能装多，七八包就走。搭包的人也要有一把力气，麦包比稻包重，大概有一百四五十斤，两个人一搭，还要边跑边甩上车。11点多，我抽空回家，把饭菜运来，在田里吃饭。傍晚时分，田边的公路上，麦包码成了一条长龙。美中不足的是烘干房的货车不够用，今天只能拉走一半，晚上还得在田里看麦包。当年父亲还健在，就叫他看管一会儿，我们回家吃晚饭，天不黑就得赶过来。我一口气干了两杯酒，草草吃完饭，带上一小捆彩膜、一床毛毯、一瓶开水、一把头灯，开着“狗头车”赶到麦田，叫父亲慢慢往回走，有一里多路。趁着天不黑，我把两把“叉扬”插在车后梢的泥土里，架起竹竿扎紧，盖上彩膜，捋一些麦草，垫在车厢里，铺上装麦子剩下的大袋，把毯子抖开放在一边，拧开茶杯，冲了一开（泡）茶，再盖上摇了摇。外面的光线已暗，但还是习惯性地欣赏了一下杯中的茶叶，然后美美地呷了一口。这时，草窠（堆）里蚊子涌上来，破坏了我的好心情，只得掀开彩膜钻进了这个简易帐篷。这年还没有G347高速公路，这里是空旷的田野，只能听到水沟里的蛙声和草丛里的虫叫，偶尔有一阵风吹过，拍打着身边的彩膜。 这一季的收入不错，总产十多万斤麦子，价格是每斤一块零六分，比稻子还贵，我纯赚6万多元。等几个给我帮忙的承包户完成收割后，我在家搞了个庆功宴。那天喝得大醉，头脑不作主，在家坐不住，晃晃悠悠走到麦田，趴在往日乘凉的田埂头大树下睡到太阳落山。醉卧泥土君莫笑啊！而接下来的2011年，却是喜极生悲。老天爷前脚送来一块蛋糕，后脚就割走了一块肉。一开始，小麦的长势都很好。麦要干旱，小田埂都哈（干）断了，麦粒圆滚滚的。这年的节气可能错位了，往年小暑进梅天，这年芒种后就入梅。5月10日后，就连着下了几场大雨。有空档出两个小时的太阳，大家都抢着割麦。老排村的人口田麦子没倒，就和着水割上来，摊在家里。老洲那边还得等待，一连几天，我都穿着雨衣，骑着电动车在合铜公路拦截收割机。5月28日，终于有一个晴天，我找来两台收割机，先从低处割起，由于有倒伏，一天只割了二十几亩。上好的麦子，人家出价每斤七毛，比去年低多了。我没卖，用薄膜盖着。第二天早上，又下起了大雨，码在老排村机站的一块水泥地坪上，由于四周流水不畅，底层的麦包进水了，上面的也有湿漏，本身麦粒就容易回潮，得赶快处理。第三天，按每斤五毛五卖给了汤沟的养鱼户。再回头看看麦田，全部都浸在水里。前两天割的那二十亩低田，麦草都漂到大埂上来了，一时排涝不及。这两台收割机我强留了下来，供他们吃住，还拿了换洗衣服。第三天，开进一块高田，只割了一圈，就又下雨了，我只得放他们走了。我站在雨中发呆，老婆在一旁掉眼泪。又下了几天雨，都到六月了，还有90多亩未割，倒伏的地方都生芽头了。我除了四处奔走，就是借酒消愁。6月6日，老天终于开了眼，我在合铜公路拦来了两台繁昌开来的收割机，讲好话，出高价，到大沙田割了十几亩。田里不能放麦包，也下不了拖车，我就和小儿子驮到大埂头，父亲和老婆搭包。现在麦子只是个水泡，有许多都脱（粒）不干净，裹在麦草里。麦包扛在肩上，水从衣领往下淋，一直流到裤筒里。小儿子虽有一把力气，却不常干农活，肩膀皮拉破了，穿靴子在田里走不稳，还摔了几跤。第二天，赶紧处理这些麦子，我把那个养鱼的老板约来，每斤三毛五，忍痛卖了，一亩收不到200元。 紧接着又下了几天雨，都到六月中旬了，还有80亩麦子泡在雨水里。外地的收割机渐渐少了，我只得求助本村的两台收割机，他们先说割不起来，后说等他们把主事做完，有些不愿干，我只得天天等、天天跑，最后还是请村支书出面才定下来。后期也晴了不少天，田里也晾干了，6月26日终于开割了，除了有些根毛，其它的也还干燥，证明植物也有顽强的生命力。一天割完，也打了四万多斤麦。我找来了一个烘干房的老板，他出价六毛五，这时候别人都完成了，我就请了几个常合作的帮手，三下五除二，把田做出来了。 7月1日，大儿子带女朋友从福州回来。下午到田里见我，我一身泥水，还有十多亩田的稻芽子要撒播，这样的大事都没空搭理。那一季麦子，亏损了一万多块钱。前一年收割只用1天，那年却用了40天。我的体重折了20多斤，头发白了一大片。不仅如此，还影响了水稻季节，七十多天的生长期，只剩下五十天了。更不巧的是，那年的霜期还来得早，灌浆期就闪了一个大霜。后来亩产只收了700斤，价格还打了折扣，辛苦一年啥都没捞到。下半年，继续种麦，想把损失夺回来。我狠狠心，拿出六千元买了一台常州产坐式18匹动力的旋耕机，另加一台前开的打沟机，主要用于种麦。把2006年买的12匹旋耕机专门用于绵耕（浅层旋耕），然后用开沟机打墒。
由于连年种麦和频繁更换稻种，还有收割机的外来输入，泥土里积累了许多杂稻。它是一种棕红色的长粒野生杂交稻，种子落下几年都不烂。收稻的老板把这叫“糊份”，达到10%就得被砍价。这东西夹在椭圆形金黄的糯稻里十分显眼，并且影响产量，它粒小易落，严重的田块只有一半收成，把家里房子卖掉都不够赔。2012年，我必须狠抓一下杂稻问题，便找来了十几个女工去拔，当时工价是每天60元，一天就要花费1000多块，从苗期拔到抽穗，两三万块钱工资“走腿”（花完）。这东西夹杂在糯稻窠里，像米里拣沙子一样，很难清除。拔完了一次追一次肥，有的田块像扯了毛的鸡背心，还得从别的地方拔秧“布窠”（填补）。由于受到拔草、拔杂稻的伤害，下半年收成很不好，稻丛里还有不少残存的杂稻，这给出售带来了负面影响。十月中旬，我找了本村支书和另一位王总，他俩合办了一个小型烘干房，王总说“糊份”多了，周书记说少量收点、多了带不走。开割那天，由于路近，我拖了头十包送到烘干房。余下的稻包堆码在公路上，与当地包田户周炬隔壁。回来的时候，看到稻堆旁多了两个人，一个是同心村的王有信，在外地包田，另一个手拿铁竿在看稻。有信是熟人，他问我什么价能卖。我说“跟他（周炬）一样呗！”“你这有点杂，一块一毛五。”我心里一乐，卖给本村老板才一块零八分。“加一分。”“那好，有多少？”“40亩！”“那不够，我雇的是30吨的车子，你这产量只在千把斤，大不了20吨。”“不够可以到老排烘干房去调啊！”“那你帮我去联系一下。”“你是帮别人收的，那我的稻款怎么付？”“现金！”当时就这样，算是说定了。而到傍晚，却冒出几个问题来：首先他没小工，叫我方运货上车；第二现金未带是打卡；第三，我只有大半车稻，还得给他找货源，不然要包载（付所缺的车费），相当棘手和被动。周炬那部车，他是有准备的，头天（前一天）就在老洲街找了一个运输队。而我一时无处抓人，村庄里也在割稻，烘干房也带小工出门收稻。我骑电动车在老排找了一圈，就喊到了两个人帮忙，周美虎和章小猴。接着我又转身到老洲接找来了两个开店老板，平时的酒友，买了点方便面，在店家带了两瓶开水，加上我五个人，两个搭包，三个驮，跳板还得等周炬上完了稻包才能借给我用。当时已经六点了，一人有100多包要扛上三米多高的大车，驮100多斤的重货，爬跳板上车，平时没练过，我们三个都是新手，真是赶鸭子上架，腿肚子发甩，虚汗直冒，还被蚊虫叮咬。我把车灯打开，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多，终于完成了。收稻的老板还叫我到老排烘干房配载，我打电话过去，那边说小工没回来，没法上货，我找的四个人也都累趴下了，干不了，我只得答应赔他欠载费。扯了半天，两辆车才启动。周炬在前，我在后，到老洲老粮站过地磅，老婆在车上拿磅单，我到朋友王三友（贩鸡老板兼售饲料）家去借卡，当时我没有办卡，平常用的是折子，在取款机上不能查询。不像现在，能绑定银行卡微信转账，还有短信通知。等我到了，朋友不在家，调鸡去了。他老婆说那张卡不常用，也不知道密码，急得我在人家门前直打转。这时，周炬打来电话催我，“我卡还没拿到！”“车要走了，你先过来到大桥再说。”我只得赶过来跟周炬说：“我没有卡，钱就打在你一块，行不行？”“你放心就行！”“哪里话，我就怕要多算一次帐。”他找来同学小白，是街上卖电器的老板，开车到大桥农行验卡，带人返程。由于出汗过多，江风一吹，我直打哆嗦，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于是央求周炬，“我不去了，你帮我盯着吧！”“不怕车子跑了？那好，你回吧！”说完，我把磅单递给了他。路上，老婆说：“他一人能看得住吗？”我说：“车子跑了，我找王有信。”其实，我也有些担心，听天由命吧！实在是累得不行了，管不了那么多。到家十点了，洗个澡，吃碗面条，公鸡都叫了。第二天起得不早，八点多才到老洲田畈。周炬在他的田头埂对我招手，“过来哦，你真大亥（粗心），昨晚都不打电话问一哈（下）子，差点出事了！到了大桥，把稻车停在农行外边，两个小时都不打卡转账，我和小白一人拦一辆，逼到11点才汇过来。”“哎呀，哪晓得啊！我昨晚困得跟死猪一样，多亏你俩！”“大清早的，又出了怪事，那个收稻的庐江佬敲我家门，叫我把你的钱取给他，港（讲）你的稻有问题，要扣钱。我没理他，有信还对我发火，那也不照（行），你我都是包田的，落了空，肯定找我拼命。”“是哦，好险，多谢你挡回去了。”正说着，王有信带着庐江佬也来到了田里，要求我退款。我说：“稻是你大白天看好的，认货卖货，怎么现在说这话？没道理！打死都不照。”看我态度坚决，又不占理，他俩只得悻悻离去。我也做得不厚道，只能在商言商。因为取大额款项要做计划，过了两天，周炬把钱取出来，通知我去拿。那天他只收了两包五星皖香烟，至今我还欠他一个大大的人情。2013年，杂稻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收获季节，几个老板看了都不要。只得赊了两车稻给本乡米厂严太平老板，不曾想竟掉进了陷阱，46000元稻款只拿了1万元，其余的都烂在发票里。下半年，他的米厂倒闭，他们父子俩外逃躲债，差（欠）了银行几百万元、农户上千万元。之后，我讨要过两次，但都无功而返。时至今日，快十年了，我只能看着他留给我的那张欠条发呆。2014年，我父母都生了大病，大部分时间都在跑医院。农事方面，陡门的那座老桥拆除重建，走个路要转“十万八千里”，旁边的便道只能步行，不能跑车，追个小麦肥要绕到四分场三队，经老湾番塘叶拐，沿东升河回转到保成圩。做田时，开旋耕机从大桥转过去60多里，时间太长了，头晕脑胀，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一直到国庆节才通车，这之前所有的化肥都是绕道运来的。那年庄稼做得并不好，收入平平。2015年是个丰收年，产量高、价格高、农资低，这三项差额加起来，每亩可另外获利上千元。产量不是多收三五斗，而是五六百斤。2016年是个灾年，洪水泛滥，有30多亩田绝收。因为我的承包田没有合同，没有参保，损失自负，这一年又折了1万多块。2017年、2018年，都因秋季多雨低温，也是收入平平。
2019年，紫气东来，打了个翻身仗。美中不足的是，雨水稀少，常年忙于抗旱，一台柴油机水泵都应付不了，而且那家伙特别笨重，不便挪场子。我们几个地处边角的承包户，一再请求村里给下电打水，最终获准了。 那年5月19日，已收割完麦子、油菜，我和相邻的钱老板合作，拉起了几处电线，各自增加了几个潜水泵。6月初。我们就刮河底子做田，早早晚晚地理水路、开沟作坝，水不够打，就要看紧了潜水泵，以防断水空转烧掉电机，整晚都不得安睡。俗话说：“人到夏至边，走路要人牵”，何况是短夜无眠，白天做田要停下多次，四处看看。晚上两个小时一趟，八点、十点、十二点、凌晨两点……都要起身。夜深人静，穿个长靴，骑上电瓶车，冷风飕飕，穿村而过，狗在后边叫，猫在路边溜，几只小青蛙在路中被碾压，“叭哧”在车轮下响着。到陡门，用电灯照一下，沿河三五个机口不够供应的已经停下，水管坏了换一个接上，电插座烧坏的更新。然后再到下边的田区，看看有无漏水倒坝的。有一次，我与隔壁的汪老板相遇，他转包了钱老板的田，他边打坝边说：“那些困大告（睡大觉）的都港（讲）包田的钱好搞，再不晓得老子过的是什么鬼日子！”
到了9月，稻子灌浆，仍然干旱少雨。往年的环河干渠都是半河水，一放就进，今年河底都可以跑车了。在G347的一个桥洞里，靠近三分场六队有个低洼处，我和隔壁汪老板找那边的周老板匀点水过来，用八寸泵从返水沟逆流到陡门机站，我们再盘到公路边的直沟，分别抽上田，这个水路长达两公里，大埂上的黄豆干死了，也顾不上了，只能救稻子。由于阳光充足，缺水也补上了，当年的产量很高，平均亩产都在2000斤以上，汗水总算没有白流。2020年5月，我把G347以东的那片土地转让给了当地承包户余老板，又在老排村本组承包了50亩。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动了叶落归根的想法。保成圩虽然也近在咫尺，但那里毕竟不是我的家园。5月21日，我收割完麦子，拍了几张照片发在朋友圈，还写下这样一句话：“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今日告别相伴20年的这片田。”心里确实不是滋味儿。余下的40亩是低田，离我家很近，我便继续坚守。下半年，我到那些被转让的农户家打招呼，办交割，那些老人都一再挽留，说我不该放手。恍惚间，我觉得这个决定或许做错了，辜负了父老们的好意，没有考虑他们的感受。从2008年开始，我村就不断有人外出包田，田租便宜，面积大，几年下来都做成了大老板。2012年，我也有过动摇，放下保成圩的那点田，到外面去谋求发展，终因种种家事而搁浅。2013年初，大儿子叫老伴到福州带孙子，如果我一个人出门去包几百亩田，肯定顾此失彼，打水不浑，农忙时饭都吃不上，想想还是守着手里的90亩吧！当时保东那边的十几亩田，被当地承包户徐大庆挖走了，少就少点，不能影响儿子工作。2014年父母两个都生病，直到2017年先后去世，家里更需要人，也没那个心情。后来更不行了，小儿子的一双儿女先后出生，小儿夫妇出门打工，把孙子、孙女交给我们看管。因此，我也只能在家门口做点田了，此生注定与之绑在一起。
近几年，我也很少上老洲街，那些熟悉的面孔渐渐老去，并不断消失，每年交田租，眼前是陌生的年轻人。老早是送稻，后来是交钱，而现在，一半是微信转账。那些亲热感，也随流年而去，使我觉得恍如隔世。收割过后，到田里去的也不多，只偶尔就着冬日的暖阳，骑个三轮电车去看一下，趴在G347的扶栏上，做着各种畅想。当然不是有什么规划，对于这片土地，我只有感激，并无奢求了。那些葱绿的麦苗，金黄的稻浪，芬芳的油菜，已经给了我很多，我只是在阡陌间寻找自己的身影和足迹，翻阅着汗与泪编织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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