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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以资本为中心：西方社会治理体系的历史演进 第一章 欧洲：资本主义的源流 公元395年，盛极而衰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实行永久分治。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至公元1453年。西罗马帝国则在日耳曼人的蚕食下于公元476年灭亡，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由此开始。 1 中世纪：资产阶级的兴起 1.1 黑暗时代（5----10世纪） 覆亡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建立了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仅大不列颠群岛就曾经出现过7个王国，英国历史称之为“七国时代”。这些封建王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一般比较原始。君主把土地分给下属，封地（采邑）成了封臣的私有财产。君主与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成为了国家延续的关键。封臣盟誓效忠于君主，而不是效忠于国家。由于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并且拥有封建武装力量，封臣逐步成为了贵族。 在意识形态方面，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幸存了下来，并且获得了日耳曼人的支持。结果基督教逐步成为了当时欧洲权势最大的国际组织，不仅主导着宗教的意识形态权力，而且拥有欧洲大约1/3的土地，在德意志地区更是接近一半。 如此一来，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形成了三个界线分明的社会集团：贵族、教士和农民。农业文明时期最重要的资本形式----耕地----掌握在了贵族与教会的手里。不仅如此，贵族与教会分别掌握着军事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 作为封建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君主的权力是相对弱势的。他不能掌控宗教的意识形态权力，没有常态的征税制度与行政机构，也不能够完全控制军队。除此之外，这些封建君主名义上只是享有王国的王权，而治权属于罗马皇帝。 换句话说，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社会治理体系名义上是由基督教的教皇和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共同主导的。7世纪之前，基督教会以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为罗马皇帝。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把皇冠戴在了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的头上。“神圣罗马皇帝”由此诞生，灭亡了300多年的“西罗马帝国”得以借尸还魂。 教皇、皇帝、君主与贵族之间的不同搭配形成了西欧各国复杂多样的政权组织形式。除了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权力相对集中之外，经济、政治与军事等社会权力形式是极其分散的。这种支离破碎的封建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是难以抵御外敌入侵的。于是穆斯林、维京人等先后在欧洲肆虐横行。地中海南岸及伊比利亚半岛落入了穆斯林的手里，东罗马帝国只有巴尔干半岛和现在的土耳其地区没有陷落。地中海上的贸易几乎全部中断。 1.2 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11----13世纪） 自10世纪晚期开始，欧洲社会逐步稳定下来，人口与经济开始稳步增长。公元1000年至1340年，欧洲的人口由3，850万增加到7，350万；其中，意大利的人口翻了一番，西欧与中欧的人口增长了接近2倍。与此同时，农业耕地面积大幅增加，种植效率显著提升；农作物产量开始大幅提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督教会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提高。1049年神圣罗马皇帝的堂兄成为了教皇利奥九世，教皇的绝对权威由此开始确立。虽然这导致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于1054年各分西东，但是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起，天主教皇至高无上的时期开始了。到13世纪时，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君主和皇帝都由他任命或废黜。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教皇通常被视为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社会的稳定、农业的发展共同促进了商品贸易的繁荣。每周一次的集市和每年一次的大市流行于欧洲各国。城市作为贸易的集散地而逐步兴起，并成为了区域的经济中心。最早最大的商业城市出现在意大利北部的沿海地区，包括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那不勒斯。其中威尼斯在公元1171年时已经达到6.6万居民的规模。此后内陆商路沿线以及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也开始发展起来，比如米兰、佛罗伦萨和伦敦等等。 商人们在城市里的聚集促成了最初的资本（集团），即城市资产阶级。基于商业资本共同的利益诉求，这一新兴的社会集团给既有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原本控制城市的贵族或者教会。在君主的支持下，新兴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很多城市凭借君主颁发的特许令而成为了（半）自治的政治实体。由此开启了资本（集团）与君主结盟的先河。 城市自治的发展使得以威尼斯（共和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城邦国家在意大利北部形成，由此成就了意大利的辉煌时代。之所以是意大利，原因有二。首先，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各城市可以控制与黎凡特的贸易，由此将丝绸之路延伸至欧洲大陆。这些贸易以香料、丝绸、珍贵燃料、宝石等来自东方的奢侈品为主，利润巨大。一艘威尼斯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欧洲运出铁和木材，然后在亚历山大港满载丝绸和香料返回，通常可以获得10倍的收益。 其次，罗马教皇从基督教世界征收的彼得税、什一税、教产税等巨额岁收源源不断地流入意大利。据测算，罗马教廷的收入在13世纪比欧洲所有君主的全部收入之和还要多；据说1252年教皇从英国得到的收入是英国王室的3倍。如此一来，意大利城邦的商品贸易就有了足量的市场需求以及资本支持。 11世纪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开始给西欧社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地可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嗣由于长子继承制的施行也不再拥有耕地。为了化解这种“人多地少”的内部矛盾，天主教世界开始了对外扩张。越来越多的无地可种的贵族子嗣和农民前去天主教世界的边境地带淘金。对此教会宣称，年轻的武士在边境地带为自己开垦新地，就是向伊比利亚、西西里、叙利亚的穆斯林以及东方的斯拉夫人宣讲天主教教义，就是在为天堂争取财富。于是“重新收复”伊比利亚和“日耳曼东扩”由此开始。 1095年罗马教皇又号召骑士们背起十字架，远征圣城耶路撒冷，由此开启了长达2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在数次东征中，只有第一次短暂收复了耶路撒冷，此后几次都是铩羽而归。如果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相比较，这一结果是不难想象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支离破碎注定了天主教世界难以动员足够的力量去重现罗马帝国时代的荣光。 十字军的屡战屡败重创了天主教会的威信，天主教会开始走向衰落。1305年教皇克雷芒五世上任时将教皇驻地由罗马改为法国的阿维尼翁。自此以后的70年间，教皇成为了法国国王的工具，失去了在天主教世界中的支配地位。 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用天主教的对外扩张进一步发展壮大。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城市的商人通过帮助十字军而大发战争财。东地中海和黑海上重新恢复的区域贸易也为商业资本带来了稳定的收益。佛罗伦萨作为共和制城邦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还获得了独立与繁荣，并且成为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金融中心。1260----1347年间，佛罗伦萨已经有80家银行。金融资本由此成为了继商业资本之后的新的重要的资本形式。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欧洲的城市在人口与贸易量方面是无法与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但特殊的是，商人阶层借助君主的支持，在城市里冲破了贵族与教会的控制。他们不仅控制着城市里的贸易与各种手工制造业，还获得了城市政治事务的主导权，不少商业寡头权倾一方。这在坚如磐石的帝国体制内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正是支离破碎的封建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机遇。 1.3 黑死病：欧洲社会结构的重塑 14世纪初，人口的快速增长达到了农业社会所能承载的极限，欧洲面临人口严重过剩的局面。再加上气候变冷导致农业歉收，经济社会不堪重负。1315----1322年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造成了至少1/10的欧洲人口死亡。祸不单行，1348----1349年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在欧洲肆虐，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黑死病。 1347年下半年，黑死病开始波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然后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到整个欧洲。1348年1月传到马赛和阿维尼翁，4----9月流行于佛罗伦萨，10月传到巴黎，又向北传到低地国家。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黑死病夺去了1/3到2/3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佛罗伦萨及其周边可能有3/5的人死亡，英格兰和威尔士损失了整整一半人口。根据教皇克莱门特六世的医生的回忆录，在阿维尼翁“死亡率如此之高，幸存者几乎不到1/4”。 黑死病导致的人口骤减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短缺。劳工工资因此大幅提高，民众（集团）的社会地位得以显著改善。即使如此，在英国，数千英亩土地仍然无人租种，各种租金已经降到原来的一半。 其次、瘟疫的幸存者突然变得富足了，因为他们继承了大量财产。这大大刺激了奢侈品的消费；如毛皮、丝绸、挂毯、富丽的家具、昂贵的食物、珠宝、金银餐具等，穷人甚至都能买得起，以至于很多地方出台了禁止奢侈的法律。 第三、黑死病重创了欧洲的政府、贵族与教会。200年来欧洲各国政府培养出的雇佣官僚阶层减少了数千人，致使各国政府陷入瘫痪状态。十字军东征以前的旧贵族多半消失了，贵族政治和骑士制度也因此消失。与之类似，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也出现了严重短缺。一半以上的教堂、修道院因瘟疫被毁。此外，黑死病还极大地打击了欧洲人对于天主教的宗教热情，反教权主义重新抬头。 简而言之，黑死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化解了欧洲人口过剩的社会压力，重新分配了既有的社会财富，欧洲的社会结构得以重塑。欧洲的社会治理体系因此出现了诸多重大变化，比如农奴制的迅速解体。所有这些社会变迁都转化成为了资本（集团）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劳动工资的提高与瘟疫幸存者的暴富扩大了资本的逐利空间，贵族与教会的衰落减少了资本（集团）发展的阻力。 1.4 文艺复兴（14----16世纪）：资本对意识形态权力的诉求 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并没有引起天主教会的足够重视。商人们往往把主教当作他们的政治压迫者，而非精神的引导者，并且不断对教会的财富与权力提出质疑。即使罗马教廷的巨额财富和复杂的财政收入不得不依靠银行来完成，但是教会却一直谴责银行家收取贷款利息，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罪恶。对此银行家们的回应是无奈的玩世不恭：“获取高利贷的人下地狱，不这么做的人只好去贫民窟。” 资产阶级与天主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促使资本（集团）设法追求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力。于是资本（集团）对神权的玩世不恭就转变成为对人性的关怀：关注今生而非来世，关注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非基督教神学。以人文主义和现世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由此发起。 美第奇家族是这个时代资本（集团）的杰出代表。自1397年美第奇银行创立起，美第奇家族逐步成为了欧洲最富裕的家族。1434年起，美第奇家族进一步成为了佛罗伦萨的政治寡头。这一家族还出现了4位教皇：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庇护四世以及利奥十一世。 正是美第奇家族，几乎主导了文艺复兴的方向，赞助了马萨乔、布鲁内莱斯基、米开罗佐、多纳泰罗、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伽利略等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人物。教皇利奥十世虽为神职人员，但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红人。达·芬奇曾在他的教皇皇宫小住，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则会每天往来上班。今天佛罗伦萨的许多著名建筑都出自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比如圣母百花大教堂由他们出资建造，乌菲兹美术馆曾经是他们办公的地方，皮蒂宫曾经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在资本（集团）的支持下，文艺复兴在欧洲获得了广泛传播，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得以奠定。自此以后，资本（集团）掌握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力。神学家、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作品乃至君主的政策逐渐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意识形态控制。 1.5 民族君主国家：资本与君主结盟的中央集权 资产阶级的兴起对贵族与教士阶层带来了巨大冲击，这恰恰为曾经受到贵族与教士掣肘的君主们提供了巩固权力的机会。君主与资本（集团）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结成了非正式的联盟。君主从资本（集团）手里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持以及具有新思想的官僚。作为回报，君主力量的巩固结束了频繁的封建战争，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封建政权。对于资本（集团）而言，这些国内贸易壁垒的消除无疑是一大恩惠。 金融资本对君主的支持是尤其明显的。在和平时期，君主需要金钱改善内政，或者维持宫廷开销；在战争时期则需要金钱支付军费。而作为金融资本的控制者，银行家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流动资金。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巴尔迪和佩卢齐这两家佛罗伦萨最大的银行就为英国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君主与资本（集团）结成联盟之后，欧洲的社会治理体系出现了重大变迁。公元1500年前后，中央集权的民族君主国家开始出现，比如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执政的西班牙，亨利八世执政的英格兰和弗朗西斯一世执政的法国等。这些新式的君主政权不仅实现了对教会和军队的控制，也使得国家行政机构的运转效率大幅提高。新兴的资产阶级趁机成功地跻身于统治者行列，比如在亨利八世末年，枢密院19名成员中有13名来自于新兴阶级，只有6名拥有贵族头衔。 基于君主与资本（集团）结盟的中央集权，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等4个民族君主国家在公元1500年前后基本上实现了今天的版图。与之相比，欧洲的其他地区仍然保持着支离破碎的格局。意大利半岛仍然存在着5个主要政治实体，包括那不勒斯王国、教皇国以及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3个城邦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看上去很强大，境内实际上存在着100多个半独立的小国家，包括教会城邦、自治城市、伯爵领地、公国等等，其中瑞士联邦与奥地利公国幸运地保留至今。 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取代了拜占庭帝国。这使得欧洲的基督教世界经君士坦丁堡与东方的贸易通路被切断了，再加上黎凡特的贸易路线在更早时候就被穆斯林封锁，直接的后果是通过红海运抵欧洲的东方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了原来的6倍。于是通过大西洋寻找通往东方的新通道就成为了这个时期资本（集团）梦寐以求的理想。 公元1500年前后，欧洲人口基本恢复到14世纪初期人口过剩时的规模，而且仍在保持高速增长。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欧的人口又增长了近30%。人口过剩的压力使得欧洲社会再次重启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相比，资本与君主结盟形成的中央集权成为了新一轮对外扩张的强大工具。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与法国这四个现代民族君主国家由此成为了新一轮对外扩张的主力。这些国家向西扩张的结果是“地理大发现”，向东扩张的结果则是天主教皇与罗马皇帝权势的没落。 2 西班牙与葡萄牙：资本与君主联盟在海外的扩张 2.1 “地理大发现”：东西方贸易格局的变迁 葡萄牙人最早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进程。1418年和1427年葡萄牙人先后发现了马德拉岛和亚速尔群岛，并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此后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不断向南推进，于1487年发现了好望角。在此期间，佛得角群岛成为了奴隶贸易的中转站，加纳海岸的埃尔明纳要塞成为了黄金贸易的中心，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则成为了大西洋上蔗糖的生产中心。奴隶贸易与殖民种植成为了葡萄牙人获得财富的新方式。 西班牙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立即加入了与葡萄牙的竞争。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国王与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达成协议，资助后者横渡大西洋的探险计划。根据协议，哥伦布被事先任命为新发现陆地的总督，并且可以获得在新陆地上所得财富的十分之一。由于西班牙国王给予的资助不足以支撑整个航海探险计划，哥伦布投入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并且接受了三名船东资助的三艘船只（圣玛利亚号、平塔号、尼雅号）。 1492年9月6日，哥伦布的船队承载着政权与资本追求财富的愿景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探险。这原本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因为哥伦布大大低估了欧洲与日本之间的海洋宽度，以为不到3，000英里。但阴差阳错的是，哥伦布因此“发现”了新大陆，虽然他至死都确信那里是亚洲。 得到哥伦布“抵达亚洲”的消息后，葡萄牙人加速了环航非洲寻找通往印度新航道的步伐。1498年5月，瓦斯科·达·伽马完成了这一壮举。1499年9月，达·伽马以死亡2/3船员的代价运回了一船胡椒和肉桂。就是这一船香料，价值竟然相当于整个远征队费用的60倍！ 如此巨大的利润让葡萄牙人决心垄断这一新航路。凭借先进的海军火炮和强大的海军力量，葡萄牙人攻占了索科特拉岛、霍尔木兹岛和印度的果阿城，此后又向东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澳门。虽然这些地方的面积微不足道，但是其战略位置足以使得葡萄牙人垄断跨越半个地球的商业航道。 西班牙人在“发现”新大陆之后继续寻找通往东印度群岛（香料群岛）的新航道。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意大利人费迪南·麦哲伦率船队于1519年9月出发，历时三年于1522年9月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这一次航行中，船队的5艘帆船损失了4艘，麦哲伦本人也死于非命。但是仅凭返回的一艘船装载的香料就足以支付整个远征队的费用。 海上新航道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东西方的贸易格局，源自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被延长到了西欧。对欧洲而言，传统的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性，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为了欧洲的贸易主航道，地中海贸易缩小为单纯的沿海贸易或海岸贸易。意大利城邦由此走向了衰落，所谓的“世界经济霸权”由此转移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手里。 意大利人原本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但却没有被充分利用。西班牙正是引入意大利的先进航海技术才得以成就辉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费迪南·麦哲伦就是极好的证明。此外，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伯特和乔凡尼·达·维拉扎诺也分别为英国和法国在北美洲的殖民扩张作出了重要贡献。 2.2 殖民美洲：三角贸易的兴起 在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后，西班牙人在美洲先后占领并殖民了大部分加勒比海岛屿（西印度群岛）、墨西哥、南美大部、中美洲地区、北美西部太平洋沿岸和北美中部内陆，由此组成了庞大的殖民帝国。继西班牙人之后，葡萄牙人也于1500年登陆巴西的塞古罗港，由此开始了殖民巴西的历史。 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外扩张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支持。罗马教皇简单地用两条教皇子午线就把几乎整个世界分给了葡萄牙与西班牙，由此开启了欧洲列强瓜分世界的先河。教会的逻辑是教皇有权分配任何非基督教统治地区的统治权。这个无耻的逻辑实在是莫名其妙。但这种所谓的“合法性”却得到了欧洲列强的认可，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的强盗逻辑看上去冠冕堂皇。 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给原住民带去了毁灭性的灾难。原因不仅是疯狂的杀戮，更重要的是来自欧洲的病菌。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灭绝殆尽。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有20多万人口，20年后只剩下3万。到1650年，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由原来的2，500万萎缩到150万，印加文明的人口由900万减少到60万。原住民的急剧减少刺激了殖民地对非洲黑人奴隶的巨大需求。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自1500年至1870年之间输往美洲的奴隶达到了约940万，其中约450万是由葡萄牙人提供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切仍然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奴隶贸易被匪夷所思地视为是一种传教活动。基督教教义成为了资本逐利的遮羞布！ 在这一过程中，联系欧洲、美洲与非洲的“三角贸易”繁荣起来。为了满足美洲殖民地的采矿业与种植园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奴隶贩子从欧洲装载枪支、朗姆酒、布匹或是金属制品等出发，在非洲换成奴隶然后将其运抵美洲，再换成蔗糖、烟草和稻米等种植园产品或是金银等矿产品返航。这一海域恰好呈现了同样顺序的三角形环流，为“三角贸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航运条件。 “三角贸易”的利润非常可观。1562年英国的约翰·霍金斯爵士偷偷地做了第一次航行：在塞拉利昂觅得奴隶，运到海地换取糖和兽皮。利润如此之高，以至于伊丽莎白女王和几名枢密院官员都对他的第二次航行进行了秘密投资。他故技重施，满载一船白银而回，由此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 2.3 价格革命：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在由美洲运到欧洲的财富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黄金与白银。据测算，美洲金银流入之前，欧洲的贵金属总量大约为黄金2，000吨，白银20，000吨。根据官方登记数据，仅西班牙在1503年到1660年之间就从美洲得到了18，600吨白银和200吨黄金；此外还大约有10%~50%的未经登记的金银走私流入。1545年著名的波托西银矿被发现，这座号称世界上最丰裕的银矿的产量超过了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 来自美洲的金银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这是欧洲人用来平衡东西方贸易逆差的主要手段。原因是此时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能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相比，欧洲的产品在东方几乎没有市场，而东方的香料、瓷器、丝绸等普通商品在欧洲却是奢侈品。达·伽马抵达印度时就明白了这一点，在船员们看来制作精良的衬衫只能卖出葡萄牙国内1/10的价格。于是欧洲人只能通过从美洲掠夺来的金银来换得“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与此相比，郑和下西洋就成为了亏本的生意而难以为继。 如此巨量的金银流入欧洲极大地增加了货币供应量，由此引发了欧洲的通货膨胀；这就是所谓的“价格革命”。据估计，美洲的金银使16世纪欧洲的货币存量提高到原来的5倍左右；相应地，1600年欧洲的物价总水平比1500年增长了2----3倍，西班牙更是增长了约4.2倍。在这期间，包括商人和金融资本家在内的资本（集团）变得更加富裕，而传统的封建贵族却在逐步衰落。 金银的大量流入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加剧了欧洲社会的贫富分化。在西班牙，不足人口总量2%的贵族和高级教士拥有95%----97%的土地，而占人口总量95%的农民几乎全部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普通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勉强算得上是中产（集团）。如此极端的财富分配差距决定了西班牙社会的不稳定性。这为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埋下了祸根。事实上，欧洲其他国家与西班牙类似，贫富悬殊在整个欧洲都很明显。 站在货币供应的角度看，西班牙凭借来自美洲的黄金白银垄断了欧洲乃至世界的货币发行权，并且肆无忌惮地行使这一权力，由此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货币可以重新分配既有的社会财富，但是货币本身不是资本。西班牙没有将这些金银转化为资本以提高生产率，如附表C所示，在16----18世纪里，西班牙的人均GDP基本上均低于西欧国家的平均值；葡萄牙的情况与之类似。 西班牙殖民美洲获得的这些财富被大肆挥霍掉了。在1521----1544年之间的23年里，西班牙与法国就进行了4次战争。在16世纪5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之间，西班牙的陆军规模远超法国，这与两国的人口与经济规模是极不相称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班牙王室会在1557年、1575年、1597年等数次破产。 3 神圣罗马帝国：资本与君主联盟在欧洲的扩张 随着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建立，西班牙的实力得以显著提高。于是资本与君主结盟形成的中央集权开始冲击欧洲社会传统的封建体系，天主教皇与罗马皇帝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皇权与教权根深蒂固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了这两大社会治理体系相互冲突的主战场。 早在1356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为了结束内战不断的局面而颁布了“黄金诏书”，承认了诸侯在各自领地上的绝对权力，规定神圣罗马皇帝由七个选帝侯选举产生。这七个选帝侯实际上都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包括美因茨、特里尔、科隆三大圣职选帝侯与萨克森、布兰登堡、波西米亚、普法尔茨四大世俗选帝侯。这个看似“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实际上反映了教会与贵族的尾大不掉。此时资本（集团）的力量在神圣罗马帝国还不足以与之抗衡。 在权势最大的七个选帝侯看来，保持神圣罗马皇帝的弱势地位无疑是有益的。于是查理四世之后的几任皇帝基本上都是有名无实。基于同样的逻辑，罗马教皇的影响也需要被削弱。从这个角度看，宗教改革在神圣罗马帝国爆发就不值得惊讶了。 需要补充的是，削弱罗马教皇的权势迎合了民众的诉求。德意志地区的人口由1450年的750万增长到1500年的1，200万，50年间增长了60%。人口的快速增长加速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当时奥格斯堡被称为百万富翁之城，但其中65%的人根本没有任何财产。悬殊的贫富差距以及分裂的政权组织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1493年阿尔萨斯和1502年施派尔爆发农民起义，1511年雷根斯堡、不伦瑞克、施派尔、科隆、施韦因富特、沃尔姆斯等多个城市发生了暴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教廷每年还要从德意志地区榨取30万古尔登的财富。这个数字比神圣罗马皇帝的年均收入高出好几倍，等于1497年皇帝所征税额的21倍。 3.1 宗教改革：宗教对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变革 宗教改革的爆发与当时的资本大鳄----雅各布·富格尔----直接有关。1517年，身为两个教区大主教的阿尔布雷希特伯爵想拥有第三个教区，为此他需要向罗马教廷支付一笔巨款。于是他向雅各布·富格尔求助。两人想出了一个精妙的策略：阿尔布雷希特从富格尔家族借得巨款；同时以圣彼得大教堂的名义在他的辖区内兜售赎罪券，销售收入的一半上缴罗马教廷，另一半则用来偿还富格尔家族。为此他们聘用了当时著名的赎罪券传教士约翰·特泽尔。出乎意料的是，马丁·路德对此给予了强烈谴责，认为赎罪券就是“富格尔的扒手”。当特泽尔进行反击的时候，马丁·路德撰写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萨克森选帝侯等诸侯抓住了这次削弱教权的机会，对此给予了迅速支持，宗教改革运动由此爆发。 基于资产阶级、割据贵族、民族君主乃至民众的共同支持，宗教改革运动迅速在欧洲传播开来。一场打击教皇权威、瓜分教会财富的盛宴由此开始。在瑞士、尼德兰、法国南部等地，宗教改革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在君主专制的英国和北欧国家，宗教改革由国王自上而下地发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于1529年宣布英格兰教会与罗马教会分离，1533年开始禁止英格兰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岁贡，1534年《至尊法案》又规定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元首。自此以后，教皇的权威在英国被废止，教会的大量财产逐步被英国国王没收。法国的新教势力和天主教势力之间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争（1562----1598），结局是天主教被尊为国教，新教徒获得了信仰自由。 宗教改革对资本（集团）而言可谓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资本逐利本性的贪婪不再被宗教所指责，所有商业行为的道德限制都消失了。自此以后，资产阶级在财富方面的成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并且逐步成为衡量资本家德行的标准。从天主教到新教，基督教以再一次的大分裂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变革。 3.2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教权与皇权的谢幕 民族君主国家的中央集权对欧洲传统的封建主义治理体系的挑战在1519年戏剧性地发生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这两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君主要竞争神圣罗马皇帝的宝座。为了获得选帝侯们的支持，两人开始了一场疯狂的贿选对决。资本（集团）的支持无疑决定了这场对决的结果。在雅各布·富格尔等富豪的支持下，卡洛斯一世凭借足可以买到2吨黄金的选举资金胜出，从而成为了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强盛一时的哈布斯堡帝国时代由此开始。 是的！资本大鳄雅各布·富格尔导演了这个时代两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这就是资本的力量！查理五世的当选自然为雅各布·富格尔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比如，富格尔家族获得了著名的波托西银矿的部分开采权；当富格尔家族在匈牙利的公司被暴动的民众洗劫一空时，查理五世发起了对匈牙利的战争。 但是查理五世也改变不了德意志地区诸侯割据的状态，神圣罗马帝国以宗教改革的名义陷入了战争的旋涡。1529年，包括萨克森选帝侯在内的支持新教的诸侯组成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订，查理五世承认了诸侯有权选择宗教信仰；诸侯的权势得以进一步扩大。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帝位传给了弟弟费迪南一世，西班牙和尼德兰的王位传给了儿子腓力二世；哈布斯堡家族由此分裂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系。 160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各路封建诸侯再次分裂成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十年后的1618年波西米亚起义爆发。这原本是帝国的内战，结果却逐渐演变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法国、英国、西班牙、瑞典、丹麦等欧洲强国悉数被卷入。这次战争前后历时长达30年，史称“三十年战争”；参战各国因此筋疲力尽，最后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而告结束。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死亡诊断书”，它承认了帝国治下的300多个邦国是主权国家。这一和约造就了另外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它确立了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国家，而不是帝国、王朝或宗教信仰，被确认为欧洲秩序的奠基石。”［教皇和皇帝的至高地位从此成为了历史。 “三十年战争”之后，西班牙走向衰落，法国与瑞典等国家开始兴起。荷兰（联省共和国）从西班牙治下获得独立，由此获得了资产阶级革命先驱的荣誉。 4、联省共和国（荷兰）：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开端 在中央集权的民族君主国家里，政权相对于资本（集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君主权力的逐步加强，君主政权开始限制和约束资本（集团）的自由。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资本（集团）转而反对君主。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荷兰（联省共和国）由此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开端。 4.1 资产阶级革命：资本（集团）对君主政权的反抗 荷兰（联省共和国）历史上属于尼德兰的一部分。1482年尼德兰因王室婚姻被并入神圣罗马帝国。1548----1549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把尼德兰地区的17个省组成一个单独的王国。1555年，查理五世把尼德兰王位传给了儿子腓力二世。此后尼德兰就转入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的治下。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尼德兰在12世纪以后一直是西北欧贸易最为繁荣的地区。安特卫普自1501年起就成为了葡萄牙香料的集散地，这也是欧洲继威尼斯之后的第二个国际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与安特卫普邻近的荷兰省拥有欧洲最庞大的船队和最先进的造船业。1530年，荷兰拥有近400只大型远洋船只，比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还多；到1570年，荷兰商船的运载量大约相当于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总和。此后的1595年，荷兰人又造出了极具竞争力的“弗卢特船”。一艘排水量200吨的弗卢特船只需要9----10名水手，而类似的英国船只则需要30名水手。 查理五世起，尼德兰由商业精英主导的自治状态被改变了，一些贵族和城市的特权被剥夺。为了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需要，尼德兰被课以重税。16世纪中期荷兰省的税负比30年前多出了10~15倍，来自尼德兰的财政收入占到了西班牙国库总收入的一半。此外，西班牙王室于1557年和1575年两次破产，使得来自安特卫普的债权人损失严重。于是尼德兰的资本（集团）与西班牙国王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1566年，在价格革命（这一年谷物价格上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尼德兰爆发了起义。尼德兰的贵族----奥兰治的威廉（被称为荷兰的国父）成为了这场起义的领导人。这直接导致了荷兰人长达80年的独立战争（1568----1648）。1581年，起义者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由7个省组成的“联省共和国”由此成立。因荷兰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最为重要，故又称“荷兰共和国”。 1587年，联省共和国和英国、法国结成同盟，共同抗击西班牙。1609年4月，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签订所谓《12年停战协定》。协定期满后战争重启，并成为了“三十年战争”的一部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时，荷兰共和国的独立获得了西班牙的正式承认。 4.2 联省共和：分权自治的资本自由 “联省共和国”是以不损害地方和地区的特权为前提联合在一起的。地方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兹沃勒市的纲领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兹沃勒市是一个不依赖于任何人的自由市”。这意味着共和国的权力是很小的。 荷兰共和国这种分权自治的社会治理体系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割据是类似的，只不过“联省共和”承认的是各地资本（集团）的利益，而不是贵族与教士。很多历史学家因此称赞其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政治权利的国家”。 联省共和国独立之后，资本主义得到了快速发展。各路资本可以各显神通，尽情享受着逐利的自由。荷兰省的金融创新就是典型的例子。早期的商人们为了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开创了股份制公司的先河。船只、风车等资产的所有权被分成了8份、16份，有时甚至多达64份或96份。基于这一传统，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于1609年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第一支上市交易的股票就是大名鼎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开始营业，为不同类型、不同品质的铸币之间的换算提供了平台，这大大简化了贸易收支问题。凭借先进的金融服务以及发达的运输服务，此时的阿姆斯特丹已经取代安特卫普成为了新的国际贸易中心。 在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资本的利益也是优先考虑的。荷兰省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消费税，这一税种几乎占到了财政收入的2/3。据说在阿姆斯特丹一条鱼被盛在盘子里端上餐桌的时候已经被征了不下30种税。消费税如此之高以至于荷兰省的面包都要比邻近地区贵出20%~35%。消费税无疑让普通人承担了更多的税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业资本却不用纳税，即使在1672年以后与法国战争期间也是如此。 如此诱人的政策环境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入阿姆斯特丹。郁金香泡沫事件（1636----1637）的发生也就不难理解了。荷兰省政府的贷款利率差不多是全欧洲最低，在1655年只有4%。荷兰省的债务规模因此而大幅增长。1600年，荷兰省的负债不到500万盾，1620年就增加到4倍，1648年则达到了1.25亿盾。到18世纪初对法战争结束的时候，荷兰省的债务已经接近3亿盾，利息支出就占据了税收收入的60%。 在资本肆意追逐财富的同时，民众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贫富分化日趋严重。1600年左右，莱顿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有全部财富的1/5，1623年这一比例提高到1/3，1700年则提高到一半左右。贫富差距悬殊的结果之一是贫困救济机构开始大量出现。令人感到颇为可笑的是，荷兰共和国因此被很多国家视为慈善事业的典范。 4.3 海上马车夫：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 来自东方的香料无疑是阿姆斯特丹贸易的“要害”。荷兰共和国的独立战争使得香料的供应随时可能被西班牙人切断。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长久之策就是直接打通与东方的贸易通道，于是荷兰人在16世纪末开始挑战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垄断地位。 1595----1597年，荷兰人实现了第一次远航印度。1598----1602年，荷兰共和国向东方派出了61艘船只，而葡萄牙只派出了46艘。迅速增长的贸易以至于压低了香料在欧洲的销售价格，并且抬高了在原产地的购买价格。 为了限制过度竞争，荷兰人于1602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名义上这是一家有限责任制的股份公司，被尊为后世股份制公司的典范。事实上，该公司被荷兰国家议会授予了“发动自卫、铸造堡垒和缔结条约的权力”。这一授权决定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本质上不能算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资本与政权的合体！分权自治的国家就这样以公司的名义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集权！ 三十年战争的失败使得西班牙在海洋上的贸易垄断权逐步丧失，而荷兰东印度公司趁机成为了新的霸主，由此开启了荷兰“海上马车夫”的辉煌时代。到16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全球的分支机构达到了15，000个，贸易额占到了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 荷兰人实现霸主的手段----战争与贸易----与葡萄牙人并无二致。“我们不能脱离贸易而进行战争，同样也不能脱离战争而进行贸易。”实际上，荷兰人在贸易垄断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设法垄断了丁香和肉豆蔻的种植；为此不惜在班达群岛上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清洗，并代之以奴隶。垄断的理由很明显，1英国便士在班达群岛可以买到10磅的肉豆蔻仁，在欧洲转手就可以卖到840便士！ 4.4 独立的尴尬：Dutch courage？ 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荷兰与亚洲的贸易不可避免地出现逆差。这需要荷兰人用白银来平衡。而欧洲的白银主要来自于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所以，荷兰与西班牙的贸易就尤为重要。这是独立战争带给荷兰的尴尬之一。幸运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设法于1638年起垄断了欧洲与日本的贸易，日本是亚洲最重要的白银产地。1630----1660年间，日本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白银来源地。 独立战争给予荷兰人的更大尴尬是霸主地位的来去匆匆。三十年战争之后，荷兰人迅速从葡萄牙人手里夺走了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贸易垄断权。1652年荷兰人在好望角建立殖民地。到1659年时，葡萄牙人在印度沿岸的所有据点都落入了荷兰人的手里。这使得荷兰的海上贸易在1647----1672年达到了顶点。但是1672年成为了荷兰历史的分水岭。这一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超过了荷兰，取得了优势地位。也是这一年，荷兰陷入了与法国长达40年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到1715年时，荷兰共和国的金库已经没钱支付政府债券的利息了。 为什么荷兰在独立之后不到30年就开始走下坡路？回答这一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尼德兰/荷兰的发展历程。 1500年以后葡萄牙人在安特卫普的香料供应是安特卫普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根本原因，阿姆斯特丹的航运也因此受益匪浅。此后的整个16世纪都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的世纪，英国与法国只能忍气吞声。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无疑为尼德兰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护。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们只看到了西班牙王室的压迫，而忘记了自己享有的政治保护，反而与法国、英国联合起来反对西班牙。这对正与西班牙争霸的英国和法国而言，无异于天上掉馅饼。 荷兰独立战争过程中，西班牙王室以及联省共和国都对安特卫普进行了封锁，结果导致了安特卫普的迅速衰落。安特卫普的资本与商人大部分流入了阿姆斯特丹，从而使得阿姆斯特丹迅速崛起，并代替安特卫普成为了欧洲的国际贸易中心。这大概是独立战争带给联省共和国的最大好处。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独立之后的荷兰随即成为了英国与法国眼中的猎物。1651年英国出台《航海条例》，这基本上就是特别针对荷兰的政策措施。1664年法国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荷兰的造船、衣料、陶器制造、烟头制造、炼糖等多个行业受到了严重的消极影响。1670年英法两国还签署《多佛尔密约》，目标就是把荷兰削弱为二流国家。虽然荷兰共和国很快夺得了葡萄牙人在海洋上的贸易垄断权，但是荷兰共和国的领土面积、人口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远无法与英法两国抗衡（参见附表A、B）。 分权自治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缺失。荷兰共和国的社会治理因此相当混乱。小小的国家竟然有四五个海军军部，指挥权自然难以统一。在这种状况下，共和国政权是无法凝聚足够的力量与英法对抗的。就这样，荷兰共和国不得不为独立后的领土完整付出极大的代价。 可以说，荷兰的衰落在独立战争之时就已经注定。不知道荷兰人对此如何感想，英国人肯定是乐不可支。这从英语中大量与荷兰有关的俗语可见一斑，比如“Dutch bargain”（酒后的交易）、“Talk Dutch”（不知所云）。对了，还有一句，“I am Dutched！”（我上当了）。 无论如何，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今天的荷兰仍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分权自治仍然是荷兰的政权组织传统。只不过“海上马车夫”的传奇已经成为了遥远的故事。 5、大英帝国：殖民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确立 16----17世纪，英国人口保持了高速增长，增长速度达到了5‰的水平，远高于同时期法国、西班牙以及欧洲的平均水平（均不到2‰）。基于人口快速增长的社会压力，英国人也开启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西班牙与荷兰先后称霸欧洲为英国树立了榜样。在师法西班牙与荷兰的基础上，英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588年，英国人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奠定了海上强国的地位。到1697年，英国商业船队规模已超过2，000艘，海军战船达到189艘［5］；海上实力已经超过除荷兰之外的所有国家。进入17世纪之后，英国迈出了对外殖民的步伐；自弗吉尼亚起先后在北美洲建立了十多个殖民地。 但自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开始，英国的君主政权与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步走向尖锐。资产阶级主导的议会多次被解散，清教徒受到大肆迫害。于是继荷兰共和国之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拉开了序幕。 5.1 君主立宪制：资本主导下的中央集权 1640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迫重启中断了11年的议会。此后君主政权与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接连爆发了两次内战。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被砍头，民族君主制改为了共和制。1660年查理二世在克伦威尔死后复辟，恢复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查理二世被赶下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开始共同执政。1689年《权利法案》获得通过，议会君主立宪制由此确立。 根据1689年《权利法案》，国家的财政权和军权由国王转移至议会。这在法律上根除了专制君主对资产阶级造成侵害的可能，同时中央集权的政府组织形式得以保留。上议院仍然被传统贵族与教士阶层所控制，下议院则成为了资本（集团）主导政权的组织工具。 君主立宪制成功地在君主专制与资本自由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英格兰银行成为了实现这一平衡的最重要的制度创新。由于君主立宪制剥夺了英国王室和政府的财政权，这使得英国政府的借款难度大幅提高，有时借款利率竟然高达25%----30%。这对政权而言显然是无法承受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创立。英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由英格兰银行提供担保，条件是英格兰银行可以发行等额的银行券并将其贷出获利。 在英格兰银行的运作下，英国政府的融资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银行成立之初仅用两周时间就在伦敦金融城公开募集了120万英镑，国王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也成为了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光荣革命”之后的30年间，英国政府的债务规模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几乎是财政年收入的10倍；借款利率也由威廉三世时期的10%下降至18世纪中期的3%。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逐步垄断了英国的货币发行权，由此成为了中央银行体制的开创者。 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在英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英国的经济制度与荷兰接近，毕竟威廉三世本来就是“尼德兰执政”；而且青胜于蓝，英国的很多制度比荷兰更现代化。比如英国不存在任何特权群体可以免税，没有税收承包人等等。 5.2 英法争霸：日不落帝国的殖民体系 “光荣革命”之前，英国通过与荷兰的三次战争已经赢得了海上霸主的地位。与此同时，法国掌握了欧洲大陆的霸权。英国与法国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峙局面。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随即加入了由荷兰、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家于1686年组成的反法同盟----“奥格斯堡联盟”，并成为了其中的实际领导者。“九年战争”（1688----1697）随之爆发。1701----1714年间，英国与法国之间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再次大打出手，法国的陆上霸权遭到了动摇。1744----1748年间，两国因奥地利的王位继承问题再次爆发战争。这三次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英国获得了新斯科舍、纽芬兰和哈得孙湾地区。 1756----1763年之间的“七年战争”是英法争霸的决定性一战，英国取得了全面胜利，由此确立了世界性的霸权地位。法国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并从整个印度撤出，只保留5个市镇。英国由此实现了日不落帝国的传奇。 英格兰银行可以说是英国在与法国争夺霸权过程中最终胜出的关键因素。事实上，18世纪的英国无论是在人口规模还是在GDP总量上都不敌法国。但是凭借英格兰银行强大的融资能力，在经过长达75年的争霸对抗之后，英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也意味着以君主立宪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战胜了法国的民族君主制度。 世界霸权的逐步确立使得大英帝国的版图日趋扩大，治下的人口规模也日趋增加。到1750年，在美洲殖民地的人口总量大约有150万，在爱尔兰以及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等地约有240万人。此后大英帝国虽然失去了美国的13个殖民地，但却控制了约有一亿人口的印度。而直到1820年，英国本土的人口总量才达到2，100万。 如果说西班牙帝国的成功主要是凭借军事武力侵占了美洲原住民的土地，那么大英帝国则成功地将诸多“发达”经济体转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这为英国的商品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市场需求，尤其是在英国控制了印度之后。1698年至1775年间，英国的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都增长了400%----500%。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的技术创新成为了资本逐利的宠儿。工业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 5.3 工业革命：工业资本的兴起 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首先选择了棉纺业。1760年代，先是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式的“珍妮纺纱机”，随后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了“骡机”。诸如此类的发明获得了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棉纺业的生产效率。18世纪的印度纺纱工要花费5万小时才能完成100磅原棉的工作，1790年英国的纺纱工仅需要1，000小时，1795年减少到300小时，1825年则进一步减少到135小时。 生产率的提高给棉纺产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1780----1800年间，英国棉纺业产出每年增长10.8%，出口每年增长14%。1788年英国有5万支“骡机”纱锭，33年后增加到了700万支。1780年以前，印度棉布更便宜，质量更好。但1780年以后，英国开始能在欧洲和大西洋市场上与印度竞争。1815年以后，英国的棉纺织品已经消灭了所有非欧洲世界的竞争对手。1830年以后，英国的棉布甚至开始在印度本地打开了市场。 棉纺业迅速成为英国经济的核心。1770年，棉纺业产出仅占英国GDP的2.6%，1801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7%，1831年则进一步提高至22.4%。棉纺业的就业人数从1770年代可以忽略的水平增加到1820年整个劳动力的6%以上。棉纱及其制成品从1774年占英国出口量的2%提高到1820年的62%，同期原棉的进口量增加了20多倍。 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英国的生产率。英国的人均GDP因此开始加速增长，增速远超西欧诸国的平均水平（参见附表C）。1820年以后甚至超过了人口少得多的荷兰，1870年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凭借着工业资本的兴起，英国主导的殖民霸权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到1914年，大英帝国治下的人口接近4亿的规模。 殖民地成为了英国工业化产品的倾销地。英国统治印度之后，印度对英国的贸易开始出现逆差。1814----1835年，英国出口印度的棉纺织品由不到100万码增加到5，100万码；而在1815----1832年，印度的棉货出口总值由130万英镑跌至不足10万英镑。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最终导致了印度人民的反抗，著名的印度大起义（1857----1859）由此爆发。此后虽然英国对印度的社会治理有所改善，不再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而是将印度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是自1868年起到1930年代，印度仍然有大约1/5的净储蓄被转移到了英国。 5.4 贫富分化：资本主义的魔咒 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机器取代了人力，工厂成为了社会大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农业文明由此转向了工业文明。社会财富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成为了资本逐利的主要渠道，工业资本成为了继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新的资本形式。 但工业资本的兴起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并未改善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方式，贫富分化反而更为悬殊。自1810年至1910年间，英国前10%的人群占有的财富比重由82%左右提高到了90%以上；前1%的人群占有的财富比重由55%左右提高到了接近70%。 贫富分化的悬殊引起了资本与民众两大社会集团的尖锐对立。于是1836----1848年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语），这就是著名的“宪章运动”。在“宪章运动”邻近尾声的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问世，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 6、结束语 “只要我能赚钱，就让我赚钱吧。”资本大鳄雅各布·富格尔的这句名言大概是对资本主义最精准的描述。资本的逐利本性跃然纸上。 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资本（集团）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来发展壮大自己，政权（集团）就是一种非常值得利用的条件。在中世纪，资本（集团）借助（君主）政权（集团）的支持获得了城市的自治权，由此创造了意大利城邦的辉煌。在15世纪末期，资本（集团）与政权（集团）结成了非正式的联盟，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现代民族君主制度，由此创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辉煌。在17世纪，资本（集团）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主导政权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由此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荷兰、英国以及美国先后创造了各自的辉煌。 从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资本为中心始终是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基本逻辑。所谓的世界经济霸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从意大利城邦、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乃至后来的美国，无不都是西方社会治理体系出现重大演进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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