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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青岛。绿树婆娑，海风习习。作为著名避暑圣地的海滨城市，她以极大的自信和魅力，热情地张开双臂，温柔而大方地拥抱着来自海内外的四方宾朋。 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此时就住在青岛山海关路十七号养病。 说起徐向前的病，要追溯到10年之前。 1939年6月初，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奉命去山东根据地。 徐向前到山东，正赶上日军对鲁中地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 这次扫荡是从6月1日开始的。日军两万余人分十路合击沂蒙山区。 徐向前听了情况介绍之后，立即全力投入反扫荡的指挥。  当时山东纵队已有十来个支队，三万多人，但成立时间短，战斗经验少，干部缺，装备差，头一次遇上敌人这么大规模的进攻，处境非常艰难。 为研究对付敌人扫荡的方法，徐向前不知用了多少个夜晚和白天，也不知熬去了多少心血和脑汁，这就导致用脑过度。 他有时头疼起来难以忍受，就用手枪敲自己的头。为的是缓解一下痛苦。这个举动每每使初见者吃惊。 1940年6月初，徐向前奉命从山东赶回延安，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没多久，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故差点毁掉徐向前的军事生涯。 1941年2月底的一天早晨，徐向前从王家坪骑马出发，到延安南门外七里铺去会见即将去山东工作的一批干部。  中途在一条小路上，前面一匹马突然受惊狂跳，因躲闪不及，被马踢中，造成左腿胫骨骨折。 旧病未愈，又添新伤，徐向前不仅腿部肿胀，还经常处于低烧状态，身体每况愈下。 半年后，徐向前虽然出院，但身子还很虚弱，胃口不好，医生让他静养一两年。 不过徐向前是闲不住的人，强烈要求工作，不愿意吃白食，中央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先后让他担任陕甘宁联防司令部参谋长、抗大校长等职。 1944年7月，徐向前在抗大校长任上旧伤突然复发，患上了肋膜炎，整天高烧不退，持续两个多月。 这时徐向前身体极度虚弱，党的”七大”也未能出席，抗大后期的工作也只是挂名而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徐向前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喜悦、兴奋。可是，他又感到遗憾。 一位久战沙场的将军，此时不是在前线的战火中，而是在病床上迎来了胜利。这种遗憾的感觉可想而知。 就在几个月前，毛泽东来医院看望过徐向前。徐向前曾向毛主席请求说：“日本鬼子快投降了，再不让我打仗就没仗可打了！” 毛主席亲切地劝慰说：“身体还未痊愈，还是继续安心静养，以后国民党是不会叫你闲着的。” 为保证徐向前得到静养，贺龙司令员专门给医护人员和警卫战士作了交代，尽量谢绝同志们的探视。  虽然是在病中，徐向前总想着要和这伙老对手——国民党蒋介石重新较量一番，比比高低。 1946年上半年，中央领导人考虑让徐向前去中原局工作，但仔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远远谈不上恢复健康，更不能胜任紧张的工作。 徐向前知道自己希望上前线打仗的要求难以实现，他极力克服病人常有的烦躁情绪，每天阅读些文电、战报，参加重大的会议，悉心研究、分析战局。 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战争问题上时，精神和体力似乎恢复得好多了。 7月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讨论如何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谈到山西战局，说到进攻太原的问题。 有的认为，太原是阎锡山经营了三十多年的老巢，兵力很强，就人民解放军在山西地区的力量，一时尚不足以制胜。  徐向前从各方面分析了敌我，认为完全可以击败阎锡山。毛主席对徐向前的发言，表示很赞赏。 两年后，中央派徐向前担任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委、总前委书记，和这次发言关系很大。 1946年底，蒋介石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成了进攻的重要目标。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放弃延安的指示》，徐向前也被疏散到绥德。 徐向前到绥德不到1个月，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想到前线正迫切需要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决心上前线去。 他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太行解放区。中央很快就发来复电，批准徐向前去太行地区休息，俟健康情况允许时，再到晋冀鲁豫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工作。  离开陕北前的徐向前 虽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且绥德往东已无法通行汽车，徐向前身体虚弱，不能长久骑马。但他毫不踌躇，决定步行也要出发。警卫战士们哪肯让病中的他走路，几乎是强行把他抬上担架。 徐向前到前线，指挥的第一场战役就是打临汾。临汾号称“卧牛城”，易守难攻，守军达2.5万人。 而留给徐向前攻坚的部队，全都是刚从地方武装升级的，战斗经验严重不足，武器装备差。徐向前为指挥这样的部队打仗操碎了心。 他曾给在后方的夫人黄杰写信说：“我自出发后，整夜未睡成觉，话说多时常感觉胸背有些酸困与痛，勉强下去还可以，只要不走路、不久坐即可支持下去。” 要少说话、不走路、不久坐才可支持下去，足见徐向前是在以何等坚强的毅力与病魔拼搏！  攻下临汾后，阎锡山出动赵承绶集团主力，打算扫荡晋中解放区，抢掠小麦。 徐向前运用围点打援战法，一举歼敌10万人，活捉赵承绶。 在这次战役中，徐向前白天坐担架，在毒日头下赶路，把作战地图摊在膝头上；晚上开会、写文电报告，常常熬到天明。战役结束后，身体就垮了。 打完晋中战役，阎锡山只剩下太原一座孤城，山西战事暂时告一段落，党中央曾安排徐向前去石家庄，在从延安迁来的和平医院治病。 经各科医生的全面检查，发现他不仅旧病有发展，而且消化和呼吸能力又变差，每餐只能吃少许麦片之类软食，体质极度虚弱。 一位日本医生诊断的结论是，病情到了”极点”。提出意见，至少要静养一年，且五年内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  这时，妻子黄杰也从军区后方赶来，参加护理，劝说丈夫多休息些天。 徐向前说：“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信。我还要去中央参加会议呢！” 不几天，中共中央开会的通知果然来了。9月初，徐向前沿着流自他家乡——山西五台的滹沱河逆流而上，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次”九月会议”，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由于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也正在会议期间揭开，国民党蒋介石的崩溃已为期不远。因此，与会的代表，情绪都很兴奋热烈，会议的气氛也很轻松愉快。 正式开会前，各地汇报情况。7日，轮到代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徐向前发言。  当徐向前讲到华北一兵团进入晋中战役的部队，总共是5.6万人时，毛主席插话说： “唉呀！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10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 毛泽东主席这番话，包含着深刻的赞扬，他确实对徐向前惊人的战绩刮目相看。 徐向前只是随着全场的笑声微微一笑。他从来都是这样：仗打胜了，把功劳记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名下；仗若没打好，又总是严于解剖自己。 他向中央汇报打太原的设想：“敌我炮火大体相等，兵力也相等，因此打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打是一定要打下来的。我已给部队说过，我们长出白胡子，还是要我们打下来。” 9月8日至13日正式开会。为了更快地夺取全国的胜利，会议规定了今后的任务。  中央要求徐向前在一年内歼灭阎锡山14个旅左右，并攻占太原。 为了早日拿下太原，徐向前在前线很少休息，白天，有时长久地站在侦察要图前。 行路困难，便坐着担架，到前沿阵地察看地形和检查部队的各种准备工作。 他到前沿巡视，山势险峻，不好坐担架时，便自己拄根棍子攀登。指战员看到他，既受到鼓舞，又为他的健康担心。 徐向前由于夜以继日的思考、工作，睡眠不足，饮食又少而简单，偏头痛症复发，剧烈的头痛，服药也不见减轻。 医生说是用脑过度，三叉神经出了问题，需要很好休息。然而，徐向前想的是夺取胜利，如何使部队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徐向前因用脑过度，外加腿伤，三叉神经长期出现问题 他不把自己的病痛当回事，往往要兵团其他首长和参谋再三劝说，才躺到木架躺椅上闭着眼睛歇一歇。 大家眼看着徐向前司令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都暗暗为他的病情担心。 医生、参谋和首长们，都劝司令员多休息。可是，他却认为”任务重于生命”。 有一天夜晚，他徒步翻越东山赶往小窑头八纵指挥所，打算亲自处理黄樵松联系起义事宜，可惜迟了一步，晋夫等人已经走了。 徐向前心里忧虑，又因走得急，出汗后又被黎明时山中冷气所侵，受了风寒，此后10天一直感到疲乏不适。 夺取太原外围“四大要塞”的战斗正激烈，战况不容他稍有松弛，更不能躺下。 11月11日下午3点，突击牛驼寨敌仅有的阵地庙碉的战斗开始不久，徐向前拿着电话，正鼓励部队乘势全部肃清牛驼寨残敌。 话刚说了一半，他突感左侧胸腹间锥刺般地剧痛起来，额上沁出了汗珠。大家见司令员十分痛苦，紧忙扶他回屋躺下。 王新亭、周士第邓兵团首长们闻讯赶来，医生测量体温甚高，说是病势不轻。 这时，徐向前却叫人把电话机拉来床边，继续指挥作战。 周士第副司令员连忙派人去野战医院，把军区卫生部长钱信忠请来。 钱信忠正巧由军区来前线检查工作。夜里，和兵团卫生处长一道赶来时，徐向前正发高烧，胸部疼痛严重到连翻身也不行了。 钱信忠 经初步诊断，是潜伏的结核病灶，因营养差、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太弱，以致胸水压迫不能翻身。 从那样多的肋膜积液来看，病发的时间已不短了，胸痛也早就有了，可见病人是实在支持不住才倒下的。 所有在场的人，对徐司令员非凡的坚强毅力和高度的战争责任心，无不为之动容！ 由干前方缺少必要的药品和医疗设备，钱信忠经与兵团首长商议。决定暂时采取保守疗法。派兵团卫生处长专程回后方采办药物。 此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处于第一阶段的激战中。 军委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可能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11月16日，发电给徐向前和周土第，提出： 周士第 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由于战役方针转为围困瓦解敌军为主，周士第、陈漫远考虑到徐向前的病情，致电军委，提出暂时先让徐向前移至适当地点。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2月2日复电：向前同志俟史、黄两医生赶到诊治后，尽可能早日回至后方静养。 太原城尚未解放，“回至后方静养”是徐向前不肯同意的。 中央领导显然对此种情感完全理解，并目作过郑重考虑研究。故面有”尽可能早日”这一既含十分关怀爱护，又非常体贴和充分尊重本人愿望的用语。 兵团常委也希望徐向前不要离得太远，以便重大问题能够请他决策。 折中的方案达成了，选择在榆次东南10多公里之峪壁村内，一处向阳小院的老乡家，作为徐司令员暂时休养地。 那里背靠东边的太行余脉，西临深涧，环境清幽隐蔽，不会引起敌机的注意，且交通甚便。 徐向前司令员移住到峪壁村后，肺病暂时得到控制，可是身体抵抗力大大减弱，偏头痛症剧烈发作，时常痛呕吐不止，本来功能就差的肠胃，连最简单的饮食也承受不了。 大家都很担忧。然而徐司令员每天心里挂念的。仍是前线阵地上的干部和战土。 他想起战士过冬防寒问题，不止一次地和钱信忠等人商讨，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还要求部队发动群众出谋献策。 医疗小组的专家到来时，徐向前又想到患肝病的临汾旅旅长黄定基，有神经衰弱病的门国梁科长等人。他向身边的人说：“快把黄旅长、门科长他们找来。请医生会诊。” 这使所有的人深受感动。更令人难忘的是，在他移住峪壁村前一天，躺在担架上，还坚持要去前沿阵地严查越冬防寒措施的落实情况。 事前，谁也不曾料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此刻又力劝不止。只好用担架抬着他，走上距太原城最近的东山十五纵阵地。 在这里，他察看了炊事员为保障前线吃热饭创制出底下能生火的保暖饭桶，高兴地说：“好啊！好，这样同志们就不吃凉饭了。” 他特别给予表扬，并指示马上在全军推广使用。徐司令员不顾身患重病到前线巡视，极大地鼓舞了干部和战士。 一位干部在多年以后写道：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任务重于生命！ 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白天少进饮食，夜晚卧不成眠，因此中央考虑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太原攻城作战。 太原解放后没几天，徐向前向军委报告：因肋膜两次出水，胸背常痛，治肺疾未巩固，拟去海边觅一适当地点休养。请即解除现职。 徐向前并提议由周士第接替十八兵团工作、王新亭任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军委复电同意了徐向前的建议，安排他去刚解放没几个月的青岛疗养治病。 徐向前之所以主动提出离开太原，去沿海城市，除了病痛折磨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众所周知，徐向前的家乡在五台县永安村，距离阎锡山老家只有5公里。 1937年初冬，徐向前曾于抗战征程中，回去过两次，看望年迈的父亲和未曾见过面的女儿。当时戎马倥偬，每次回家待不了几天就离去。 如今12年过去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徐向前此刻是全省首屈一指的大人物，总该“衣锦还乡，光耀门庭”啦！ 山西不少地方甚至流传出这样一种论调：打跑阎锡山，回来徐向前，五台人还是沾光。 一天、两个打着“徐司令老乡”的旗号的五台县商人，公然找找到太原军管会，要求“借”汽车拉货做生意。许多亲友熟人也找上门来，有求情办事的，有送礼的。 刚刚解放的太原，人们还是抱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不放、似乎凡是和徐向前这个共产党“大官”沾亲带故的、就该得到好处。 徐向前严厉地说：“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找上门的一律送走！汽车是国家的，汽油是人民血汗换来的、不能随便动用！” 徐向前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切应酬馈赠全部谢绝，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帮助介绍到人民政府去处理。” 这种种事情传开，人们中间又出现了徐向前'不近人情'的议论。对此、徐向前淡淡一笑，还是那引人深思的一句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但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也不排除有个别人打着徐向前的旗号在外胡作非为，抹黑我党形象，客观上干扰新政权的巩固。 因此，徐向前经过深思熟虑，主动提出离开太原，到千里之外的沿海城市休养。 海阔天舒。徐向前的心情也如眼前的大海一样，在青岛，他经常到山海关路附近去了解情况，了解刚刚解放的市民的心态。 不少干部战士都劝他，不让他去市里，上街道。因为，山海关路附近有不少来不及逃亡的反革命分子，社会秩序很乱，可徐向前不听这些。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 新军委成立后，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几大部门，其中总参谋部是军委的军事工作机关和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地位非常重要。 由谁担任新中国首任总参谋长呢？在当时，资历深、战绩强的将领非常多，人选一时成为了难题。 毛泽东得知后，笑着说：“在青岛不是有个名将吗，他该出山了。”他说的就是徐向前。 为什么毛泽东会选择徐向前作为总参谋长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徐向前党性强，当年著名的“草地分家”，徐向前顶住了张国焘的密电，直言：“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 抗战爆发，徐向前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转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给刘伯承当副手。 之后，徐向前又先后前往冀南、冀鲁豫和山东领导游击战争，每当徐向前把当地游击武装发展起来后就被调走了，一些人都为他鸣不平，可他毫无怨言。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徐向前在抗战中创造性提出了“人山”理论。这和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不谋而合。 1938年5月2日，徐向前奉命挺进河北南部平原，领导当地的游击战争。 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已经纯熟自如的徐向前，到了河北平原确有新鲜之感。 在当时，平原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 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不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 不先解决这个问题，冀南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徐向前和同志们反复交谈，研究这里的地形、民情条件，总结前一时期的斗争经验，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 徐向前提出，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巧合的是，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发表了《论持久战》的光辉著作，在书里，毛泽东指出： 要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阴谋，把抗日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争，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在长期消耗中打败日军。 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要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战中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这与徐向前“人山”理论是不谋而合。这使毛泽东对徐向前另眼相看——以前认为他是一名出色的战役指挥员，现在看来他也是一名出色的战略家。 毛泽东在抗大演讲论持久战相关内容 毛泽东的眼光没有错，建国后很长时间，徐向前在军委都参与战略分析工作，长期担任军委战略委员会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 1949年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徐向前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 岀任新中国首任总参谋长，徐向前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也深深体会到了中央、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关怀。 然而，虽经多方治疗，他的身体仍未见好转。头疼病发作时，疼得在床上打滚，头盖骨似乎要炸开一般。 病发的呕吐，也使他无法进食。身负重任，却不能赴职，让他心急如焚。 此时徐向前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身体稍好一些的时候，便出门到外面走走，锻炼腿脚和体力。 担任总参谋长的徐向前 一天清晨，他独自一人走到海边，去看“观海楼”。据说，这是侵略者德国总督为他的女儿盖的别墅，后因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登楼观赏过海景而得名。 当时，旭日东升，那座空无一人，石壁斑驳发黑的古堡，在万道金光直射下，犹如照镜下颓然孑立的怪物。看到这种景象，徐向前不禁吟道：“群魔已为浪淘尽，此地空余观海楼。” 经过半年的治疗，徐向前的病情大有好转。 1950年5月，他去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后他第一次到北京。看到才解放半年的北京各方面的工作已经走上正轨，他感到十分欣慰。 此次会议确定，继续进行整编，并削减一部分兵员。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因病不能担负更多繁忙的事务，只能会前会后或制定文件时，谈些想法，提出军队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的各位负责人，都关心徐向前的身体，一再嘱咐他安心休养，早日恢复健康。 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中央军委指定由聂荣臻代行，徐向前只好向他说：“聂总，你多辛苦了！” 聂荣臻理解徐总的心情，回答说：“大事共同研究，请示中央。日常工作就请徐总放心好了。” 徐向前对聂荣臻非常感激。因为身体的原因，许多重担都让他一个人独自承担。晚年，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建国初期，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因我的身体仍未康复，不得不耐着性子继续休养。总参谋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主持。 那时百废待兴，军队的任务异常繁重。又要作战，又要建军，又要军管，又要剿匪，又要精简整编，担子千斤重。聂荣臻同志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从青岛回北京后，徐向前在总参谋长的岗位上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一回北京，他首先精简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的人回十八兵团归队，有的复员还乡，有的转业地方工作。 这些人临行前，徐向前给有关部门写了信，并分别和他们谈话，勉励他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 这些人跟随徐向前多年，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依依不舍。有的还表示，以后有机会，再回首长身边工作。 身为军队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常常思虑着如何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 他严格要求部队和下级，更严格要求自己。他遵循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战争年代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品质。 只要身体能下得了床，就和大家一桌就餐，不许为他单独做菜，并且经常过问生活需用的开支情况。 他不让买价钱稍高的食品，还常常告诫管理人员和市委派来负责采购的职工：“钱是人民的，是公家的，不能乱花！” 他从不提出，也不允许身边的人要这要那。市委招待所送来的东西，甚至影剧院招待券，他都不让收下。 他散步时看到院子里的路灯开多了，便亲手把大部分路灯关掉，并教育警卫人员说：省下电力，好让工厂多出产品。 在他的影响下，山海关路十七号院子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十分注意保持人民军队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光荣传统。 一天，有个老战士在换发新式制服时，见另一个成了干部的警卫员领到四个兜的上衣，而自己的是两个兜，大发牢骚。 徐向前听说后，把他叫到自己的屋里，拿出节省下来的一套干部服，说： “待遇是党和人民给的，自己不应说什么，如果你感到没穿上四个兜不高兴，我这套没穿过的送给你穿倒是可以的。” 见对方光摇头摆手不吭声，便又说：“我们不能进了大城市就忘记打仗牺牲的同志，要比待遇首先要和他们比。你回去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这套衣服，你愿要送给你。” 那老战士回去想了想，第二天就向他承认闹情绪发牢骚不对。徐向前高兴地说：“认识了就是好同志。我们是为革命而来，不是为吃为穿。” 随即，徐向前又翻开一本画报，指着上面穿战士服装的朱总司令视察部队时的照片说：“你看，朱老总都喜欢两个兜的嘛！” 事后这个老战士在党小组会上作了检讨。直到许多年之后，他还牢记着这件事。 徐向前在病中，还总是以战略家的眼光注视着世界风云。在北京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回到青岛后，徐向前脑子里不断思考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不出所料，6月25日，美国政府唆使李承晚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军事进攻。接着派海军第7舰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在一场新的战火燃烧到祖国东北边境的严峻时刻，徐向前于9月初离开青岛迁至北京。 回到北京，徐向前暂住在颐和园内一个僻静的小院里。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贺龙等经常来看望他，与他交谈对世界时局的看法。 1950年9月下旬的一天，徐向前到中南海参加会议，刚坐在政务院总理办公室旁边一间会议厅的后排，周总理走进来，扫视了一下会场，指着身边一张空着的沙发说： “向前同志，你是病人，来，换个座位！”此刻，徐向前被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样细心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感动。 这次会议，是在特定范围内先行传达就朝鲜战局问题党中央关于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和必须参战的决定。 徐向前十分希望能继续奋力工作。可是入冬以后，他的病情又反复，时常发烧，头痛更是剧烈。 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许多人一再关照，要徐向前少工作，静心养病。然而，他不能不为战局分心，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操劳。 毛泽东对自己的爱将徐向前的思想了如指掌，他知道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徐向前是没有心思来养病的。 1951年“五一”节的傍晚，徐向前和夫人黄杰正在院子里散步，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要约见他。 “毛主席找我会有什么急事？”徐向前在心里喃喃地说。转身，他驱车直奔中南海。 一见面，徐向前发现毛主席正在与统战部长李维汉谈话，见徐向前到来，便中断了谈话，招呼他坐下。 “近来身体好一些吗？我看气色比上回好一些喽！” 徐向前高兴地回答道：“天气一暖和，就好多了。我感到可以工作啦。” “那你就作一次长途旅行吧，跑得远一点，坐趟火车去莫斯科。” “好像你还没有出过国吧。以前我也没有出过国，前年底去莫斯科住了两月，还是头一回哩，那是冬天，很冷，现在已经立夏，你去身体不要紧吧？”毛主席微笑着对徐向前说。 “没有问题，请主席尽管放心，交给我任务，一定努力完成。” 毛主席讲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意图，要徐向前去苏联谈判：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厂。 并说代表团人员组成及具体方案，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告别毛主席和李维汉同志后，徐向前匆匆离开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急需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应急的办法是向苏联购买。 中央决定，准备向苏联购买一部分步兵常规武器装备，同时商请苏联政府给予某些技术转让，以及帮助中国建设新的兵工厂，并使新工厂能及时投入某些统一制式武器装备的生产。 经与苏联政府交涉，双方达成协议，由中国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谈判。 徐向前是政务委员，又是总参谋长，并且在国防兵工建设方面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因此，中央在研究赴苏谈判代表团团长提名时，首先就想到了他。 经过一个短时间准备，代表团正式组成，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团长为徐向前。 6月4日上午10时，徐向前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的热烈欢迎。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大旅馆。 在此期间，因朝鲜战场的急需，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指示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变更定货项目。苏方往往不能及时答复，会谈竟拖了数月之久。 徐向前心里着急，腰酸背疼，头疼也常常发作。 徐向前在长春与前来检查工作的谭政合影 10月24日，徐向前结束了苏联之行，率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国。由于长时间劳累，徐向前感冒发烧，继而并发肋膜炎，车到长春，他就住进了长春空军医院。 周总理获悉后，当即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率医疗组乘专机到长春，将徐向前接回北治疗。 徐向前的莫斯科之行，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代表团也是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个军事代表团，为增进中苏两国军队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从苏联回国后，徐向前几乎是一病不起，肺病、肋膜炎、偏头疼症接连发作。 在1952年到1953年这二年多内，他先后在北京、武汉、杭州治疗养病，以极大的耐心和疾病作斗争。 1954年9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 在毛泽东主持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决定建立军委集体领导制度，一般情况下，每周举行一次例会，由彭德怀主持。 徐向前身体极度虚弱，头疼病发作起来，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两手抱着脑袋满屋走。 战争年代，他头疼发作时，常常拿着手枪柄敲击头部，敲得麻木了，才得安静； 如今那办法不灵了，就吃点止疼片，在地上走走，走得身体累了，躺下喘息一会才慢慢安静下来。 就是这样的身体，他仍像战争年代一样“任务重于生命”，军委的例会很少请假，积极参加治国安邦、整军建军的伟大事业。 有时开会中实在支撑不了时，才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吞片药，继续参加讨论问题。 彭德怀发现徐向前被病折磨得不轻，劝他说：“徐总，不必硬顶着啊，身体实在不行，我替你请假嘛。” 徐向前说：“谢谢彭总，不能参加例会我会请假的。”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 徐向前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卓越的军事家。但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 毛泽东为徐向前授勋 从被授予元帅军衔那天起，在以后许多年里，他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他抱着多病的身躯，拼全力工作，在生活上不要过高的照顾，把配发的两部车退回一辆，听说三座门招待所要买地毯，他把家中的新地毯让人卷了送去。 因病要加强营养，组织拨给些补助金，他命人退回。他唯一的要求，是能为军队建设多做些工作。 1958年，毛泽东针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叫嚣，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 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全民皆兵”的重要决策。 195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以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 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因病逝世，中央决定由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 徐向前敏锐地发现，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在贯彻“大办民兵师”的口号下，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 农村以村为单位，基本上是“村自为战”，民兵组织实际上搞成了一些空架子。 徐向前明确提出“民兵工作应当以班、排、连为基础”“民兵主要还是搞基层”这个思想，与当时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要“大办民兵师”显然有别。 关于“大办民兵师”的问题，徐向前和主管民兵工作的副总长彭绍辉等有过详细谈话。 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县长当师长、书记当政委，靠两个人抓什么东西？师长政委解决什么问题？” 彭绍辉上将 “主要靠省军区、军分区，由他们来储备干部。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住。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岀来就很好。” “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以师为单位的活动很困难。正规军也不能成师在一块活动。平时不能搞那么多师团架子，战时也不需要搞两三千个师。” “苏德战争时，苏联只有三百个师，只要不断补充就行了。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不能妨碍生产，要促进生产，把它搞大了，反而妨碍生产。” 1964年10月24日，徐向前正式向军委作了报告。军委常委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同志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 徐向前观看民兵表演 徐向前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他强调巩固民兵工作，曾对大军区领导说： “希望你们的两只手，一只手狠狠地抓正规部队，一只手狠狠地抓民兵，两只眼睛，一个眼睛看正规部队，一个眼睛看民兵。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只有这样，打起仗来，一声号令就有了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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