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葛承雍 元代唯一能与赵孟頫齐名称雄的书家就是鲜于枢。 鲜于枢，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这位生长在元统治中心的大都人，以“北人”的身份和卓越才干被选派到浙东宣慰司，后改为江浙行省都事，成为元朝的一位官员。史载“公卿以词翰屡荐入馆阁，不果用，迁太常典薄”。或许因为他不是宋宗室，无须成为元统治者可有可无的“开明”点缀；或许因为他的个性、锐气、见解与元代统治者格格不入，不能成为理想的人才，所以始终没有得到重用。但正是这样怀才不遇的仕途经历，使他对社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从早年的“入世”转向中年的“出世”，由入仕治国平天下转向寄情于山水笔墨。如果说儒家“达则兼善天下”曾规范过他的最高理想，那么失意后近似道家的“穷则独善其身”则更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念。  鲜于枢书《杜甫魏将军歌》局部 鲜于枢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南方度过，江南的秀丽环境，使他依恋拥抱山水天地的“自然人”生活，是“悠然见南山”的超然物外，是人的身心与大自然的融化合一，因此，他以书画自娱，遁迹山林。《元诗选二集·鲜于太常枢》说他：“每晨出则载笔椟，与其长廷争是非，一语不合，辄飘飘然欲置章绶去，渔猎山泽间而后为快。轩骑所过，父老环聚指目曰：此我鲜于公也。及日晏归，焚香弄翰，取数十百年古鼎彝器陈诸阶除，搜抉断文废款，若明日急有所须而为之者。宾至则相对吟讽林竹之间，或命觞径醉，醉极作放歌怪字，亦足自悦，见者以为世外奇崛不凡人也。”这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壮志未酬心先死，逐渐游离于纷扰尘世之外，不问人间几度秋凉，超乎一切政见之上，竭力将自己从主观情欲中超脱出来，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然而，退归自然、乐天知命毕竟不是儒家学者的济世胸怀和宽敞视野，尤其是在元初，如此超然物外似乎很难实现内心的平衡，于是鲜于枢在许多诗里感慨万般：“耕者渐少田渐荒，政恐明年不如此。”“路旁暴客掠人卖，性命由他还更苦。北风吹霜水返壑，稍稍人烟动墟落。赈济欲下逋负除，比著当年苦为乐。水荒子，区区吏弊何时无，闻早还乡事东作。”“湖边荡桨谁家女，绿惨红愁问无语。低回忍泪并人船，贪得缠头强歌舞。”这时，虽距元朝建立已将近二十年，但元代社会的各种矛盾仍日趋尖锐和复杂，出现了一系列并发症，主要体现在饥民起义与天灾人祸上。鲜于枢虽远离政治中心，可他那双充满忧患的眼睛却时刻关注着社会，饱受压抑而又无所作为的愤世之心，强烈地搅动着他在江南貌似平静的生活，一次次感受到深深的痛苦。万般无奈之下，只有沉浸于笔墨中来消除自己良心的不安，只有把书法创作作为拯救内心困境的途径，特别是借流动盘绕、节奏跌宕的行草来挥洒自己胸中的块垒。 在钱塘时，鲜于枢寻朋访友，饮酒赋诗，不仅与仕宦江南的“北人”鉴定书画、器物，还与吴越之士结为至交，其中和赵孟頫的结识，对他影响至大。二人“契合无间言，一见同宿昔。春游每拏舟，夜坐常促席”。一直到后来赵孟頫入仕显贵，他们二人还经常一起鉴赏书法、名画和古器物，在书法上互相切磋琢磨。赵孟頫称赞鲜于枢勤学古人书法，“刻意学古书，池水欲尽黑”，两人在主张复古的观点上是一致的。赵孟頫十分推崇他的草书，说：“仆与伯机同学书，伯机过仆远甚，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鲜于枢也赞美赵孟頫“笔力柔媚，备极楷则，后之览者，岂知下笔神速如风雨耶?斯又古今之一奇也”。并认为：“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这绝不是一般的互相吹捧和泛泛的交情之谈，也不是出于自知之明的谦虚，而是与书法复古理想交织在一起对未来道路的朦胧希望，这种希望将两颗激动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所不同的是，赵孟頫在朝廷做高官后日趋平和温顺，影响到其书法也妍媚柔和；鲜于枢却不为元统治者所赏识重用，使他放浪形骸，寄情翰墨，故其书以行草为主，豪放粗犷，挥洒淋漓，有过于赵孟頫处。另外，由于赵孟頫所处的政治地位使他隐然成为当时书坛盟主，而与他并驾齐驱的鲜于枢则由于声名不显和年寿太短，影响远不能与赵相比。实际上，这是传统知识分子两条不同的道路，赵孟頫有所妥协的性格和处世方式，加之他宋宗室的身份，当然会得到元朝君主的欣赏；而鲜于枢“怪癖自弃”“游世之魂”的清高心境，当然不会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于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遭受挫折。一个是依靠政治地位而扩大影响，一个是依赖“意气雄豪”而跻身书坛；一个是将稳健平正的楷书作为书法创作主题，一个是以奇逸多姿的行草布成一气呵成的旋律，因而两人虽私交甚好，但书法风貌却相去甚远。不过，或许是鲜于枢心灵痛苦的煎熬更深，使他陷入身心憔悴之中，仅仅四十六岁就离开了人世，这也是传统文人学士在专制统治下悲惨的结局。  鲜于枢书《韩愈进学解》（局部） 晚年的观察与反省、怅惘，使鲜于枢不仅闭门谢客，营一室名曰困学之斋，而且他醉心于习禅礼佛，静坐焚香，交结僧人。虽然禅宗在元代有些萎靡不振，但埋首禅宗、佯狂避世的文人士大夫仍然不少。鲜于枢曾多次留恋禅寺，请禅师们讲解“禅道之要”，正如他自己说的：“游子心随仙境化，老禅诗似石泉清。……安得尽抛身外事，长年来此学无生。”“浮世自荣辱，深林无是非。”“送客临平古佛祠，闻公房里住多时。”沉湎于佛学，避开世态炎凉。既然在现实世界中失去了有所建树的机会，于是就转向观念世界寻求心理的补偿，寻求一块与世远离的“净土”。有时他还沉浸在道家仙境里，“枯树重荣事尤异，欲从樵者问长生”。仕途上的失意和失望，使他更加追求一个没有任何拘束、寥廓自由的神仙世界。 正是儒、释、道三者互补的人生观，使鲜于枢常常表现出脱俗、清高、风流的面貌，成为当时一些人称慕的对象，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就赞颂他说：“敛风沙裘剑之豪，为湖山图史之乐，翰墨轶米薛而有余，风流拟晋宋而无怍。”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元代文化背景下，这时起作用的不再是佛道的积极叛逆精神，而是消极保守的出世哲学；不再是一种“异端”思想和自由精神，而是士大夫在正统思想之外的精神补充。这样一方面固然使以鲜于枢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表现出君子心游于物外的情怀，另一方面也受到虚无主义人生观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消沉的懒散和放逸。所以，鲜于枢尽管也以行草见长，却无法比拟唐人张旭、怀素那种蛇动龙飞、淋漓痛快的狂草，正如王世贞所说：“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  鲜于枢书《千字文》（局部） 生活环境和人生态度自然影响着鲜于枢的书法创作，但个人的气质、性格、情思也制约着他的书法实践。据说他早岁学书于张天锡，自愧不如古人，“偶适野，见二人挽车行泥淖中，遂悟书法”。他非常重视笔法、结字的探讨，曾叙述自己从师学书，老师在“飛”字的竖上补一点，“便觉全体振动”，“神妙不测”，此事使他难以忘怀。他认为写草书必须“把笔离纸三寸，取其指宽、掌平、虚腕，法圆转则飘纵之体自绝出耳”。这是他的体验之谈。 然而，比书法技巧更重要的是书法家的气质，元代书论家陈绎曾《翰林要诀》说：“今代唯鲜于郎中善悬腕书。问之，辄瞑目伸臂曰：胆!胆!胆!”与其说这是鲜于枢讲究脉连气贯得胜的独特体验，毋宁说是他力求书法有所创新的胆略和胆识。书法是以笔墨点画反映生命、创造生命的艺术，而感情又是神韵的基础，要想以书法抒己胸怀，就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可忸怩作态，只有挥毫走笔时将“心”的波澜流注出来，人书俱化，如入无人之境，其笔下的线条才能从灵魂最深处流溢出来，其书法才能圆劲激越，腾空飞跃。鲜于枢在《题董北苑山水》诗里写道：“是中宜有避世者，我欲径去投冠簪。……官闲禄饱日无事，吮墨含毫时自娱。”因此，他“酒酣吟诗，作字奇态横生”，把负才不遇的痛苦，欲仕无路的苦闷等都倾泻到书法之中。  鲜于枢书《送李愿归盘谷序》（局部） 鲜于枢的书法墨迹传世不多，《新元史》记载：“或言孟頫妒其书，重价购而毁之。”这种说法或许是真的，因为两人虽然私交很好，但都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赵孟頫居高位，声名显赫之后，不愿看到书法成就颇大的鲜于枢超过自己，更何况赵孟頫日思夜想着自己的书法能传之后代，“学书工拙何足计，名世不难传后难。当有深知书法者，未容俗子议其间”。所以赵孟頫毁掉鲜于枢的墨迹也并非完全没有缘由。 鲜于枢世存书迹有《韩愈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千字文》《祭侄文稿跋》《渔父词》《透光古镜歌》《韩愈石鼓歌》《苏轼海棠诗》《老子道德经》以及草书《唐诗卷》，等等。前人评论他的小楷类似钟元常，行书古劲类似唐人，草法兼素师以窥大令。尤其是草书，受唐代楷书的影响，落笔不苛，使转爽利，牵丝痕细意实，而点画所至皆有意态，同时结构清逸俊丽，抱合有致。他自己在《论草书帖》中称：“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说明他对唐人狂草的形貌和骨气有着自己的见解。 然而，在元代复古主义的影响下，他也受妍媚婉丽之态的束缚，特别敬慕姿媚流便的王羲之书体，例如他在《题唐冯承素摹兰亭帖》中说：“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龙蛇怒腾掷；嗟予到手眼生障，有数存焉岂人力。”《题赵模拓本兰亭后》说：“兰亭化身千百亿，贞观赵模推第一。”“论书当论气韵神，谁与痴儿较形质。”他对王献之《保母帖》的评价也很高，认为后人无法达到晋人的成就：“临摹旧说范新妇，古刻今看李意如。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学何书。”但通过书法来表达魏晋审美要求和理想对象毕竟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无法完成，鲜于枢虽对宋人时有贬义，其实他自己也有着怯弱纤巧的书法弊病，并偶尔失其严谨，体气欠壮。即使在他一体得胜的草书里，也只是利用布局平衡，或弥补散漫，或增加气氛，或强化变换，传达出闲适无奈、淡淡哀愁和一种地老天荒式的心境意绪。 如果把鲜于枢的草书比作冷酷现实造成的疯癫扭动或痛苦灵魂的痉挛，显然有些过于奇诡，因为他的书法毕竟不是矫情作态的浅薄卖弄，而是靠先天的气质和坎坷的仕途经历投向复古主义书苑的，我倒认为他更多的是在书迹中流露出当时知识分子在仕途失意后无可奈何的愤懑，在草书流动的节奏中追回现实中失落的自我。 （文章原载于：《月读》2021年10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