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全家随即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这场被称为“浩劫”的政治运动，是从各大中小城市教育界开始的。当时，但凡个人历史上有点所谓的问题、在学术方面有所造诣、平时爱讲真话的人，无一幸免挨批遭斗的厄运。对照这几条，我的父亲在劫难逃了。当时我父亲就职于安顺市第三中学，这所只有几十名教师的中学，一夜之间就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揪出了十三个“牛鬼蛇神”，我父亲就名列其中。 记得那年初夏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立即被家中的情景惊呆了，满屋子都是红卫兵，正在翻箱倒柜查找东西。当时我还不满11岁，正读小学五年级，后来才明白这正是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党人被捕时的情景，叫做“抄家”。随即我们几姊妹被赶到另一间屋子且不准出来。记得当时我们家中许多藏书，还有父亲书写的不少诗词，以及几本家庭影集，统统被抄走了。如今幸存的几本留有父亲亲笔批注的英文书籍，是他的学生冒着被牵连的危险保存下来后，辗转交给我们的。这之后，父亲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在批斗中，由于父亲对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不满，惹怒了当权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则以在我父亲办公桌抽屉中搜到的一把螺丝刀为由，诬陷其为“凶器”，马上就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将我父亲戴上手铐送进了监狱。这不啻对我们全家是灭顶之灾。记得当时我与兄弟肖丹曾一起到西门外的第三监狱给父亲送过衣服。不久父亲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这种行为在今天的法治社会看来，简直是荒唐至极！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有了冤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断送性命的例子，比比皆是！性格倔强的父亲从监狱里出来后不久，作为“一月革命风暴”三分站的负责人，被结合进了校革委，然而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他又因为所谓的个人历史问题，重新被揪出来批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早在“文革”前的“反右”运动中，就因为性格刚烈正直，爱说真话，得罪了单位领导，受到了行政处分。之后这一所谓的历史问题就一直如影随行，影响着他的政治前途。父亲去世若干年后，我曾找到学校领导，请求帮助寻找父亲的遗物，由于时间太久，只找到了父亲在“文革”中的一些亲笔书写的检查材料。为更详尽地了解父亲的一生，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父亲生前留下的文字，在这些浸透屈辱辛酸与泪水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父亲坚持正义、敢于直言的无私无畏；知道了父亲因耿直仗义的个性而屡遭迫害的坎坷人生；感受到了父亲那身怀满腔热忱，却又怀才不遇、报效无门的无奈心境……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父亲对“反右”运动扩大化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对当时一些报刊上的文章提出了质疑，因而遭到批判，因为当时农校领导同为知识分子，爱才惜才，终未被打成右派；1958年父亲调关岭民中教书，当时正值“反右”斗争进入整改阶段，父亲因为给当时的校领导提了五条意见，遭到了打击报复。这五条针对工作提出的意见，今天看来不乏真知灼见，虽然言辞较尖锐，但表达了父亲对党的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然后，政治上幼稚迂腐的父亲，为了表达对组织的忠诚，在交心会上把过去集体参加过“三青团”为一般成员等所谓的历史问题一股脑地翻出来汇报，而这位校长“笑而纳之”，反复核实，记录在笔记本上，为以后的清算准备好炮弹。（这种因向组织表忠心，抖出来的所谓历史问题挨整的，不乏其例。）尽管当时这位校领导一再表示父亲提出的意见很好，之后却采取了卑劣的手段实施了打击报复。当时，我的母亲正值分娩坐月，父亲请了两节课的假外出买鸡蛋，于是这位校长就以父亲外出买鸡蛋耽误学生的学习为借口，组织了大批人马对父亲进行围剿式的大批判。在被猛烈批判的那种政治高压日子里，父亲在日记中抄录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文中的一段话：“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以之勉励。同时，悲愤中的父亲还写下了诗五首，其中一首是借用陆游的《示儿》诗，将标题改写为《示丽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父亲引用这首诗表达了他视死如归的决心；同时，暗示我们要坚定信心，相信真理被颠倒的日子终会过去，历史会还他的清白。然而这首诗不幸一语成谶，冥冥之中预兆了父亲以后惨遭迫害、英年早逝的命运。父亲最终未能等到冰融雪化、百花盛开的春天。 在那“极左”的年代，当权者要对一个下属实施政治陷害，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于是这位校长实施了更严厉的报复，他隐瞒了事实真相，捏造不实之词，诬陷父亲“攻击党团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借古讽今”，导致我父亲受到了“暂不划右派分子，给予开除留用察看，行政降一级”的处分。因为这样的处理属暗箱操作，因此这份处分通知一直未与父亲本人见面，也未当众宣布处分决定，更没有公布处分决定所依据的错误事实。自此，父亲背负着这一所谓的历史问题直到去世。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父亲被批斗的同时，母亲也被关进了牛棚，同样也是因为所谓的“个人历史问题”。当年的母亲，曾是一名青年进步学生，为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因闹学潮被国民党当局开除，后从湖南步行到贵阳，参加地下党，1949年初奔赴中共云南罗盘特区参加革命，她打过游击，当过农协秘书、土改工作队长、妇联主任，出席过贵州省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在大会上作过关于“发动妇女群众”的工作经验介绍。1951年，母亲在土改工作中深入发动群众的突出表现，曾得到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的赞扬和肯定。然而正当她在事业上大展宏图之时，却因拒绝了一位顶头上司的求婚与纠缠，从此跌入了命运的深渊。母亲原有一位初恋对象，是当时罗盘特区《战斗报》的负责人，解放初期留学苏联，回国后从事核物理研究，后供职于国务院核电办。当时他留学后曾从国外多次来信，然而都被这位上司拦截了下来，从此母亲与之失去联系。这个上司更为卑鄙恶劣的是，几年后母亲在省里开会，偶遇当年游击队政委，这位青年大学生出身的政委，对我母亲一见倾心，双方都有好感，然而双方还未开始恋爱， 就被这位上司察觉，他以“双方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能结合”为借口，进行了粗暴的干涉，并借机将对方调走。面对种种刁难，我母亲仍不屈服，始终不愿放弃自己追求幸福婚姻的权利。接下来事情的演绎可想而知，那就是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母亲在1949年下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在土改运动中，这位上司借口工作忙，一再拖延母亲的预备党员的转正。面对一次次威逼，我母亲仍不肯就范，于是此人借1952年整党运动之机，指使人捏造了两封匿名信，对母亲进行政治陷害，搞隔离批斗审查，将母亲打成“叛徒”“特务”，取消了母亲的预备党员资格。
从1952年秋天的整党到“十年浩劫”，在长达20多年的岁月中，母亲一直背负着被污陷的罪名，在历次运动中谨小慎微，忍辱负重，拼命工作，希望以此洗刷“罪名”，但仍然摆脱不了极左路线的迫害。“文革”开始不久，母亲被批斗关押，并扣发了工资，还被宣布“不准重新入党”。
那一时期父母双双被挂着大牌子轮番游街批斗，我们家居住的县委大院里，到处是批判我母亲的大字报。母亲当时被关押在县委大院后面的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上，记得我曾经背着小妹肖红去找母亲，然而看守的人不让我们与母亲见面，我哭嚷着叫道：“还我妈的工资！我们没钱咋活？我要见妈妈！”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瘦小孱弱的身躯岂能与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抗衡？最后我只有背着小妹哭着离开。那一时间，很多父母的朋友、同事、邻居不敢与我们家来往，大院里的“红五类”子女经常鄙视辱骂我们。当时我在安顺地区一中读初中并担任排长，父亲被批斗后，我的排长职务也被解除了，记得老师还让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至今还记得，叫“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张贴在一中进大门的一侧墙上。为了能参加红卫兵，我拼命表现，多次申请遭到拒绝；因为父亲问题，我虽成绩优秀，表现良好，仍不能升入高中继续学习，初中毕业后也因为政审不过关被许多招工单位拒之门外。
母亲参加滇桂黔游击纵队打游击时留影这一连串的打击，使我们幼小的心灵，真真切切体会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是父亲的乐观、母亲的坚强，感染并激励着我们姐弟妹走过艰难的岁月。父亲乐观诙谐的性格，在他的同事及朋友中是众所周知的。有一个幽默的冷笑话，至今仍在他执教的原市三中老教师中流传：有一次市三中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全部集中在教室里写检查，看押的红卫兵见我父亲掏出小镜子照看，马上训斥：“肖宗商，你还有心肠照什么镜子？”父亲诙谐地调侃：“我照一下我这个丑恶的嘴脸！”一句冷笑话，令在场的教师们暗暗发笑，更让充当看守的红卫兵哭笑不得。父亲生前的一些老朋友还告诉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游行时，从不低头弯腰，碰到熟人朋友还会不时点头打招呼。在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足见父亲内心有多么的强大！ 母亲在非人的迫害面前，同样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坚强。母亲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哥嫂长大，自幼体弱多病，后参加游击队打游击，蹲山洞，挨冻受饿，加之从20世纪50年代起，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排斥打击，心情忧郁，身体纤弱。然而，面对批斗中的坐喷气式、撕扯头发、拳打脚踢等身体上的摧残，以及精神上的种种迫害，母亲表现出了一名女游击战士的铮铮铁骨。至今我还清醒地记得，有一次母亲被拉去与时任安顺地委书记宋树功、副书记高航之等老干部在老大十字同排批斗。母亲“文革”前因受迫害，已被降为一般干部，不知何种原因，突然给她提高职级，“享受”与地委主要领导同台批斗的“待遇”。后来据我一位朋友的同学说，当时他正好路过现场，其景象惨不忍睹。母亲后来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安顺县“五七”干校位于双堡沙子关，有一次我到那里看望母亲，目睹她与县里一些被打倒靠边站的中层干部一起，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吃着粗粝的饭菜，干着笨重的农活，每个人的双手都磨开了大口子。至今我仍记得，有一次干校破例给了两天假，因赶不上车，母亲回家心切，硬是从双堡沙子关步行五十里路回到家中，看望我们这一群久未见面的孩子。 母亲招致严重摧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造反派逼着她检举揭发安顺县委的一些老领导，而母亲始终保持沉默，宁愿自己受苦，也不肯违心诬蔑连累他人。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许多人都纷纷采取了出卖别人、以求自保的手段，而我的母亲始终坚守自己的良心与尊严，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文革”中许多人都不堪羞辱而采取了决绝的方式离开了人世，而我的母亲以柔弱的身躯，坚强的意志，熬过了令人不堪的苦难岁月，是多么的不易与令人敬佩！1952年，时任兴义县妇联副主任的母亲与参会的代表合影
“文革”前，我们家请有保姆，生活较优越，“文革”的急风骤雨来临后，我们几兄妹在动荡的年代，从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用稚嫩的肩膀与父母一起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 “文革”中有一桩事，至今我们仍记忆犹新，那就是“送情报”。母亲遭批斗后，先是关押在县委大院后面一栋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里，后来母亲被转到安顺县农科所关押（即现在的驼宝山一带）。为了安慰和鼓励母亲，父亲就教我们借送饭之机给母亲送“情报”。他在给母亲送饭的小奶锅上做文章，即把奶锅上的独手柄拆下来，卷进一张小纸条后再插进去，这张小纸条就是我们要送的“情报”。父亲利用这张小纸条，告知母亲外面的形势，并鼓励安慰她，表达我们全家对她的信任。20世纪40年代，那时的母亲也曾采用传纸条的方式从事过地下工作。不曾想到20多年后，他的子女们也被迫采取这样的方式与之交流。送“情报”的任务就由我们几兄妹来完成，从我们居住的县委大院步行到东关农科所，往返需一个多小时，有时为了躲开看守人员，还必须从农科所后面的驼宝山的半山腰翻山下去，这对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当时我的兄弟肖丹只有10来岁，去送饭时被村子的狗嚎叫着追得到处躲避，为了能看到母亲，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他只得壮着胆子一趟趟地来回跑。在逆境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小小年纪也过早地成熟懂事，学会体贴父母，关心照顾弟妹。作为四兄妹中的大姐，虽然我当时也只有十几岁，却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全家人的买菜、做饭、洗衣等家务活，替父母照顾弟妹。记得当时母亲被扣发了工资，我们全家每人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为节省生活费，我每天买最便宜的菜，至今我的弟妹们还在提起当年1分钱1斤的牛皮菜，吃得太多反胃的滋味；为了节省食用油（当时每人每月定量供应四两菜油），我们几兄妹轮番端着大锅，到猪市坝食品厂去买熬好的骨头汤来煮菜吃，连吃几天后才发现汤是变味的，难怪这么便宜，两毛钱可以买上满满的一锅，后来才知道，那是食品厂把变质的猪肉熬成汤后再出卖；为了降低生活开支，我在邻居赵阿姨的帮助指导下，从街上买回便宜的黄咔叽布，用上海衣服纸样参照裁剪，学会了用缝纫机给弟妹们做衣服，赵阿姨还教我把破旧毛衣拆洗后再织成半新毛衣。我还学会了给全家人做布鞋，至今我还记得，给母亲做了一双用浅灰色的布做鞋面、深灰色的布绲边的无袢布鞋，母亲甚是喜欢；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我们几兄妹还借来手板车，去拖废弃的半块砖头，在熟人的帮助下，利用空地盖起了一间厨房和一间我弟居住的简易房子，我们还养起了鸡、鸭、鹅……那时候父母由于被批斗，身心备受摧残，双双都患上了高血压，特别是父亲还住了几次院。为了给父亲补充营养，我常常会从生活费中挤出钱来给他加餐，至今记得最奢侈的营养餐，就是每次用糟辣椒炒一个鸡蛋，但仍舍不得多放油。记得有一年春节，因父亲在贵阳住院，母亲带着小妹肖红陪护，于是我独自带着弟妹在家中过节。我们几个10多岁的孩子，因个头矮，就用板凳叠板凳，用石灰拌水，把家里粉刷一新，还往墙上贴了样板戏的宣传画。我们不会做菜，就跑到邻居家跟别人学做，就这样过了一次没有父母的春节。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