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锅的滋味 黄亚洲 在柬埔寨吴哥各景点穿梭，走下旅游车或者回登旅游车，听到当地孩童的第一批急切的语言和最后一批急切的话语言，都是“汤锅，汤锅”。这些相貌俊美骨瘦如柴的小男孩小女孩，需要糖果吃。他们知道白皮肤与黄皮肤的游客包包里都很可能藏有精美的零食糖果，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嘴巴总是吧唧吧唧的那些游客。而这些精美的东西当地没有，即使有，也需要用钱买；他们当然没有钱，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没有钱。所以这几天我包里藏着的小包装花生米和小包装山核桃仁，天天散发得很快，有时候不舍得全给，示意孩子摊平手掌，倒上半袋，另半袋想自己享用，我也馋。于是孩子们笑，并不嫌我小气。但留下那半袋，也往往给了另一群孩子，他们大眼睛里的那种羊羔般的清澈和忧愁，叫人心软，硬不过花生米和山核桃仁。走在长长的古遗迹的甬道上，也会有小小年纪的女孩子一路跟随，嘴里说的是中文：“漂亮哥哥，一千！”前面半句是恭维你，让你耳顺，管你是否长得俊还是丑，你铁定“漂亮”；后半句，则是要害，是要钱。“一千”是指柬币瑞尔，一张合人民币两块，比价实在不高。一声“漂亮哥哥”合两块钱，比较合算，尤其对我这个长得实在不怎么样的人来说。前往小吴哥的灰尘漫漫的土路上，那天还见着一位面容特别忧郁的约莫八九岁的小姐姐，左手挟着一个光屁股的玩具娃娃般的黑孩子，身子吃力地右歪着，瘦瘦的右手平伸，向世界摊出她的手掌。面对这种忧郁的不堪生活重负的表情，我们这些挨过上世纪饥饿年代的孔孟之后，谁都愿意赶快掏钱夹子。我们一时都有错觉，仿佛我们此刻是走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己的国度里，走在尘土飞扬的市镇或者贫脊的到处竖有“农业学大寨”标语的乡路上。其实那时节，我们也是这样的骨瘦如柴的黄孩子，我们也都穿着浑身补丁的衣服。偶尔，我们也会见到满载高鼻梁的大巴车开进城市，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向那些背着照相机的白人爷爷白人奶奶伸手说“汤锅”，我们中国孩子比较知道害臊，我们不习惯伸手乞讨，我们的父母从小教育我们“不要随便拿人家给的东西”。显见，这里的孩子跟我们的小时候很有不同，虽说贫穷是相同的。他们的父母其实就在他们不远的地方，或摆摊卖椰子，或弯腰拣杂木；他们的父母听任自己的孩子用“汤祸”讨乞，他们自己烧给孩子的汤锅里从来没有“廉耻”的佐料。廉耻与穷困是冲突的，廉耻根本打不过穷困。此地乡村，至今没有通电，晚上仅一盏油灯。此地的农民雨季种植庄稼，旱季离开土地四处打工。据说，他们整年的家庭收入仅有四百元人民币。这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数字，是导游阿德摇着头叹着气用车上的麦克风告诉我们的。但是，因了穷困，便须造就整整一代的讨乞孩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后来我惊讶地发现，那些以可怜的身姿与语言四处喊“汤锅”的孩子，一转眼也会欢快地奔跑，互相嘻嘻哈哈追逐打闹，喊着种种不是“汤锅”的快乐语言，甚至刚才挟着一个玩具般赤裸孩子的那位“忧郁小姐姐”，此时也不见了手中的“道具”，跟着一帮男孩和女孩快活嬉闹，一脸的阳光，十分俊美，直看得我目瞪口呆。只能这么推断，“汤锅”与“漂亮哥哥，一千”的行为，是这些孩子日常功课的一部分，是家庭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干完了就下课，立马恢复孩童的天性。柬埔寨由于国家穷困，至今只实行自愿教育而无钱实行“国家义务教育”，所以乡野的适龄孩子大都无法读书，常年被裹挟于年收入四百元人民币的拮据生活；也就是说，埋在他们童年生活中的“汤锅”，有一种必然的沸腾。继续推断，这里的贫穷也该是一代代传递着的。这些每天喊“汤锅”的孩子们，日后，估计也会抱着最平常的心境听任他们自己的孩子伸手喊“汤锅”，因为大吴哥与小吴哥依旧那么有魅力，依旧吸引着全世界背大包小包的“漂亮哥哥”与“漂亮姐姐”降落于暹粒机场，这些人的包包里有许多货真价实的糖果，还有货真价实的人民币以及货真价实的美元、欧元、日元，因此向这些人伸出小手是可持续的经济行为，不能放弃，弃之违背经济规律，弃之可惜。同行中，有人发表高论，称柬埔寨的民主制度若能真正得以贯彻，杜绝海关与全国各地的显而易见的官员贪污，全国严格法治，进而使自由经济活跃，那么一代成长起来的柬埔寨青年可能会逐步从这种“汤锅”文化中解放出来，向是非分明与彬彬有礼过渡；如果没有大的改变，民主里继续暗伏“强人政治”，各级专制盛行，那么，汤锅里只能沸腾老汤，完全可以想见。这类高论，也就像剥开糖纸的糖果，放在我们这些旅游者的嘴巴里，巴咂巴咂一阵，就完了。临离柬埔寨，我兑换来的厚厚两大迭“一千”，已经分发得差不多了，给菩萨，给男孩女孩，给肢体残缺的地雷受害者，给守门人，给酒店服务生，给司机，忙得不亦乐乎。一问同行者，都彼此彼此。谁叫我们来自拥有“天女散花”故事的孔孟之乡啊，谁叫我们心地这么善良啊，关键是，谁叫我们中国人现在兜里真的有几个小钱了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