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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965年5月25日，毛主席再度登上井冈山，38年的风霜雨雪，旧貌换新颜，望着远处生机盎然之景，他顿生苍穹豪迈之感，于是挥笔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回首往昔，历历在目... 井冈山作为我党初创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由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而谁能料想，当时，正是一封不起眼的密信，坚定了毛泽东等同志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  一封密信，一条道路1927年9月的一个普通的晌午，江西省莲花县城沉浸在炎炎夏日之中，有一个穿着打扮普通地不能再普通的青年，戴着硕大的斗笠，近乎奔跑般地大踏步地奔向江西省莲花县，每踏出一步，斗笠边缘就甩下来一串汗珠。 路上的人们讶异于这个疲于奔命的青年，有人称，这是赶着回家奔丧；有人则说，这是被大太阳晒糊涂了，以为走得快风能大一些，更凉快。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被人看作怪胎的青年，正要送出一封信。 那名送信的小兵名叫宋任穷，正是因为他所送的这封信，后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在解放后，宋任穷也成为了我国的开国大将，只是1927年9月的那个晌午，在当时的小宋看来，只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彼时，宋任穷同志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队代表，身为士兵的他，为什么要顶着炎炎烈日，坚持来到莲花县送信呢？  把时间回退到1927年的七月下旬，当时，位于湖南省浏阳县的工农义勇队，收到了一项命令——立即赶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 然而，当宋任穷跟随工农义勇队抵达南昌后，地下党组织突然传来消息：南昌起义已于8月1日爆发，未保存实力，请尽快撤离！ 错过了起义时机，该如何是好？当时的起义军领袖作出决定：起义部队退守至铜鼓县，等候消息。 然而，敌人十分狡猾，在叶挺和贺龙南下后，就张开了反攻的势头。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下达了通知，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江西省委得知消息后，迅速转到地下。 撤至铜鼓县的工农义勇队为了领取下一步任务，便派宋任穷去寻找已经转移至地下的江西省委，而宋任穷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历经周折才才终于见到了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汪泽楷。 对于宋任穷的到来，汪泽楷十分高兴，他紧紧握住宋任穷的手：“我正好缺一位送信人，你来得正好。” 说完，汪泽楷立刻转身进屋，从一本不起眼的书中取出一封信：“这封信务必交给毛泽东同志，你现在就动身前往莲花县，那里有我们的战友。”  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后，人困马乏的宋任穷便一下子打起了精神。 他明白，这封信的重要程度，没有过多准备，便匆匆打个包袱，戴上斗笠便前往毛泽东同志所驻扎的莲花县。 经过长途跋涉，和几次险些中暑倒地，宋任穷凭着年轻力壮的身体，成功赶到了莲花县和萍乡交界之处。把信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正和于洒度、苏先俊、卢德铭等人在秋收起义后，便产生了分歧路线，而本信的送达，让毛泽东坚定了前往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想法。  我党受共产国际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成立之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一直把攻占中心城市进而夺取政权作为主要任务方向。 而毛泽东则持反对意见，他建议前往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毛的想法并不是凭空产生，正是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当时大城市主要被国民党势力所统治,农村地区统治薄弱，当时国家主要以农业为主,农民人数占比远远大于资产阶级统治者,农村能有利于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 急流勇退，缓缓图之然而，并不是所有成功的经验，都能够被复制粘贴，毛泽东在几次作战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在此之前，他曾毅然决然地表示：“浏阳不能打！打了必然出问题。” 而于洒度、苏先俊和卢德铭等人自然不肯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如今看大家花费几年的布局筹划被毛泽东一句话全部否定，当然会忿忿不平。  “我们一共有1600多人，还是算在伤员在内的。这种情况，要怎么和浏阳的两个团抗衡，你们有想过没有？” 毛泽东客观地陈述利害，而于洒度对这种观念感到愤怒，他表示，国民党的军队一向松松散散，毫无组织纪律性，那里的队伍就算有两个团，也可以轻松击败。 “毛泽东同志，作战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白天不能打，我们可以夜袭嘛。” 苏先俊也站出来支持于洒度的想法。 毛泽东神情严肃：“古人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敌人的动向，数量，纪律，粮草我们都不清楚，就盲目地认定他们'不堪一击’，这样的仗打了也是失败的。并且，即便打下浏阳，我们的部队尚且分散，怎么守住浏阳？”  这一番话说出口，三人虽然心中仍然不服气，但是也没有什么反驳的余地。 卢德铭沉默许久，随即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道：“毛委员，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要是一律按照计划蛮干，肯定会吃大亏。” 于洒度和苏先俊问道：“要是不打浏阳，那么长沙一定攻不得了，我们该去哪里呢？” 毛泽东眉头紧锁，随即看向远处，说道：“回湘南。”  毛泽东做出回去的决定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退缩心理，选择退兵回湘南，其目的正是要保护当下数量稀少、珍贵的资源——兵力。 当下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若不保护革命的星星之火，又怎么能实现燎原的理想？ 此时，卢德铭已经认同毛泽东的想法，而剩下两个人——于洒度和苏先俊仍然执拗着一口气：“毛泽东同志，且不说你的决定对错，要是中央问责...” “...责任由我毛泽东一人承担！” 毛泽东站起身来，目光炯炯。 “各位且看当下局势，说要进攻长沙，可是有一支队伍打进去了吗？如今退守湘南，是以逸待劳，以退为进，刻不容缓，请各位莫要再做迟疑了。” 在经历一番周旋，于洒度和苏先俊终于动摇了攻打的念头： “好吧，毛泽东同志，既然你坚持如此，那么我们就按照你的想法做，不过，汇报信你要自己写。”  于是，这支部队稍作休息，第二日清晨就匆匆上路赶往湘南... 在行程中，起义部队遭遇了几场惨烈的战斗，而卢德铭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几场战斗下来，军队元气损伤惨重，部队边打边撤、不与敌军发生纠缠，硬着头皮一路朝湘南进发。 几日后，部队粮草已经不足，而在哪里驻扎仍然是个问题。 毛泽东一连几天没有好好睡觉，刚打了个盹，就被一个士兵摇醒： “委员，委员，快醒醒，前面是莲花县，城里的守军听到我们来了，都吓跑了！”毛泽东大喜，赶忙命令部队进城筹备粮草。 进入莲花县后，毛泽东便见到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二人稍作休息，便展开对未来的讨论... 胸有成竹，进军宁岗毛泽东将当前局势娓娓道来，并称，退守湘南并非无奈之举，是有其道理可言的。话未说完，只听门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个小伙子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来，摘下斗笠，焦急地问道：“是毛委员吗？” 这个人便是千里迢迢赶来的宋任穷，他立刻走到毛泽东面前说：“毛委员，是汪泽楷同志让我来的。” 毛泽东含笑道：“知道了，汪同志叫你来做什么？” 宋任穷赶忙从荷包中取出那封皱巴巴的信件，递给毛泽东。  “好，同志，你这么远赶来辛苦了，等会儿我让人安排个地方，你好好休息。”毛泽东点了点头，对身旁的警卫员道：“你去请余师长和苏团长过来，就说毛泽东有事商量。” 屋里只剩毛泽东一人，他点了根香烟，把信件拆开仔细观看。一支香烟燃尽，他满意地点点头，心中已有答案... 少顷，苏团长及余师长就来到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举手示意，“湘南我们不去了，江西省委通知我们去宁岗，我认为这个地方不错。”  听了这话，余洒度有些坐不住，他有些不情愿地说道:“前几天说去湘南，大伙都有些怨气，这如今又要去宁岗，换来换去，是搞什么名堂？” 苏先俊应和道：“这番行为还是多考虑考虑为好。” 毛泽东摇摇头:“审时度势，我当初认为湘南好，是因为不知道有宁岗这个好地方，如今江西省委说，宁岗利于屯兵蓄粮，为什么不能去？”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有其深刻道理可言的，因为：
第四，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第五，这里有自供自给的农业经济，便于解决部队的给养。  说明利害关系后，于洒度沉默了半晌，又道：“宁岗这个地方，被袁文才霸占着，他们能愿意把地方拱手相送吗？这个方案有风险，我们的人员刚刚减员了不少，可赌不起。” 说罢，苏先俊也说道：“与其相信一个土匪能收容我们，还不如把他的山头抢过来，一个山头，包围住缴械就好了。” 对于这个观点，毛泽东坚定拒绝：“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我们不能用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思想，团结我们所能团结的力量才是正途。这是组织的安排，而且各位信不过我毛泽东，还信不过省委吗？”毛泽东苦笑道。 井冈山如他所言，的确是适合革命扎根的好土壤，而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也曾组织过革命军反抗国民党，是走投无路才来到井冈山。 据此判断，袁文才并不是“土匪”，而是被“逼上梁山”的。 于洒度和二人面面相觑，他们虽然对毛泽东不满，但是看在组织上的要求，也不好说什么不对，只有应允。 毛泽东心中一块石头落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未过两日，大部队便动身前往宁岗，快要抵达时，从山脚跳出来几个黑影：“是工农革命军？” 为首的那个膀大腰圆，径直地走了过来，原来，这几个人就是袁文才的手下，袁文才不久前收到书信，特地派人前来迎接。 得知袁文才派人接应，毛泽东赶忙走过来，同来者打招呼。 几番交谈，毛泽东确认袁文才是党的人，且还十分支持革命事业，这才放心前往。 袁文才并不了解毛泽东，可毛泽东却对袁文才所做的事业如数家珍，二人见面，一见如故。 袁文才：“我对革命事业一向是支持的，派人和你们见面，一是担心你们见到我直接开打，这也是我为难的地方。” 毛泽东：“你（袁文才）和王佐劫富济贫的做法，我看没有什么不妥，梁山好汉不也是如此吗？我党不是地方豪强，不搞吞并思想。” 紧接着，毛泽东又委派专人取出一百支枪，当场赠送给袁文才。 这件事也大大出乎袁文才的意料之外，袁文才立刻表示，工农革命军可以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同时，也给了毛泽东的部队发放粮食和军饷。 就这样，工农革命军和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 后来，袁文才也正式加入工农革命军，并为此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就在军队驻扎没多久，于洒度和苏先俊就坐不住了，他们坚定地认为毛泽东和土匪们混在一起，是有自立山头的想法，想要去跟省委告状，为此，还特地叫来送信的宋任穷。 于洒度：“你送的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好好坦白，我们一定不会把你透露出去。” 宋任穷无奈道：“汪同志把信给了我，我连睡觉都捂着那信，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二人闻听此言，脸色变得很难看，“既然如此，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天晚上，二人便带着几个心腹离开了井冈山。 宋任穷不解，便将此事和身边的同伴讲述。有人道：“这两个人是不满毛泽东，不满我们的政策罢了，哪里是觉得信有问题？我看不过是在找借口离开。” 这句话正应验了二人最终的结局，不到一年，二人就叛变了革命党，转而投靠敌军。 1929年10月，于洒度对革命产生悲观情绪，离开工农革命军，转而投靠国民党，仅仅过了四年，就因走私毒品，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1928年1月，苏先俊被捕后叛变，导致我党一名同志牺牲。1930年，工农革命军攻入长沙，苏先俊被处决。 对于革命的悲观，对于自身意志的不坚定，使他们二人最终误入歧途，走向了灭亡。 而我党的星星之火，则在井冈山逐渐地发展起来，并呈燎原之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着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登上井冈山，顺利地与毛泽东会师。 朱德此时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支新兴力量，不仅仅是保存了一批得力的红军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还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成功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坚定了同志们坚持革命，永不动摇的思想，得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结论。 同时，会议决定全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 这次决定开展的土地革命，也成功打下了我党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星星之火逐渐升起了燎原之势，毛泽东的构想也在渐渐地变为现实。 如果不是宋任穷当初费劲千辛万苦、排除艰难险阻，将江西省委的那封信送到毛泽东手中，中国革命的历史恐怕要改写。 如果不是毛泽东当年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前往井冈山开展群众路线，不知道中国的革命之路还要经历多少坎坷磨难？ 结语党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个伟大的转折点，也离不开我们中国人敢为人先，与命抗争的伟大精神。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回首38年过往，如同弹指一挥间，毛主席的凌云之志和大智慧，也将指引我们未来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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