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举制度是我国在文官选拔制度上对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同类的文官选拔制度在西方直到19世纪才出现。科举自诞生起，其功用一直有各种争议，这种争议直到元朝达于极盛，并直接对随后600年的明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也直接写就了中国历史的兴衰和成败。 肇行文治失败，四征挞伐的蒙古大军终成历史唯一 自成吉思汗统一整个北方草原，迈出征伐世界的脚步之后，对于如何治国守成并无过多思考和研究。对于征伐的目的，曾经有个“别迭”的蒙古大臣向成吉思汗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对于如此野蛮的行径，几经流传甚至马克思都曾听闻，并将其作为引用的脚注放在了《资本论》中。 这个建议幸得耶律楚材的劝谏才得以幸免，否则后果可想而知。太宗窝阔台继位后，耶律楚材为恢复汉地文明，多次建言施行更多文治措施，如“敕修孔子庙”，加封孔元措（五十一代孙）为“衍圣公”。在耶律的多次劝谏下，于太宗九年（1238年），仿汉制拟行科举，史称“戊戌选试”。  1、耶律楚材：一生致力复兴汉文明，终以失败告终 戊戌年间的这次考试，是蒙古统治者建国以来第一次在“文治”上的尝试，此次考试，约有4300名本为奴隶的儒生参加考试，其中一千余人被免除奴隶身份。但由于开科取士违背了传统蒙古上层选人用人的方式方法，极大的侵害了蒙古贵族利益，加上对中原汉人的强烈歧视，诏书中“除授本贯议事官，同署当地公事”的约定条款也未落实，实际上大部分儒生最后并无获得一官半职，重启科举最终没能彻底落实。 耶律楚材希望借此恢复科举考试的目的最终以失败告终。而随着拔都、贵由和蒙哥等将领被派出去继续西征，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需要庞大的军需开支，整个上层蒙元统治集团更需要善于征集粮草财货的“吏”，而以耶律楚才为代表的“文治儒学派”随后逐渐失势，退出统治圈核心。 2、在位仅9年的年轻皇帝差点把蒙元彻底汉化 元仁宗出生于中原汉地，是元朝的第4位皇帝，早年师从太常少卿秋谷先生李孟，学习儒家经典。仁宗精通儒学典籍，曾命王约等人把《大学衍义》翻译成蒙文，以供传学，还对臣下坦言“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此外还将《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书摘录翻译，让蒙古、色目人研读。  公元1311年，初登帝位的仁宗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可见其对开科取士的殷切希望，随后他大力推行改革，亲贤臣，远小人，裁减冗员，精简机构，罢停靡费浩大的工程，蓄养财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成武两宗的衰败之势。 皇庆二年（1313年），仁宗正式下诏恢复科举制，参与制定开科取士办法的人有陈灏、程巨夫、徐明善、许师敬和精通汉学的色目人贯云石等。这是距离蒙元废除科举制（1234灭金当年）已近80年后，再次以科举的形式正式举行的考试。这对于数十年被奴役歧视的汉地儒生们，有如一声惊雷！不仅年轻儒生的欢乐溢于言表，对于一些年逾古稀的前朝遗老也怦然心动，跃跃欲试。 延祐2年（1315年），元朝的首届科举会试开场，然而这样的科举，制定的规则露骨的充满了对汉地儒生的歧视，从试题、场次、放榜、录取名额、授官，都显示着对蒙古、色目人的优待和对汉人、南人的压抑。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科举，在实施中依然遭到了蒙元贵族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对和抵制。 《庚申外史》载，丞相伯颜的马夫失踪了，查询得知，居然是去参加科举考试去了，恼火的伯颜大骂：“不料想科举都让这等人得了!”可见顽固的蒙古贵族对于汉人通过科举试图挣脱奴隶身份是多么的耿耿于怀。 1320年仁宗去世后，终于在权臣伯颜、彻里帖木儿等人的操纵下，在正统三年（1335年），又宣布废除科举。直到至元6年（1340年），伯颜的侄子脱脱在末代元顺帝的支持下夺取了伯颜的兵权，并将其逐出了大都，同年底才再次诏告天下重开科举，直至元末！ 从仁宗开科直到元末50多年间，共举行了16届，录取进士1200余人，这与前朝唐宋五千上万的录取名额相比显然差距很大！但是从蒙元上百年间剽悍的统治风格来说，录取多少根本就是次要的，能做到开科取士继续施行科举制度本身就已经是功德一件，而这无疑是元仁宗其人为中华儒学文明延续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  3、武功和科举的选择与放弃 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汉地的侵扰其实由来已久，前溯及商周两汉南北朝乃至隋唐，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然而此次唯一的不同是，蒙元面对的宋朝是一个偃武修文的内敛型政权。由于蒙元的四战征伐之功绩远超前辈，这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傲慢和歧视。 带着如此态度，难怪忽必烈曾说：“科举虚诞，朕所不取”，而备受打击压制的汉地儒生也对自身的地位存有深刻的怀疑态度，忽必烈曾问许衡：“科举如何？”，许衡也只能困惑的说：“我不会”。儒生董文忠更是反对重开科举，斥责说：“俗儒守亡国余习”。  可以想到，当时蒙元汉地的歧视鸿沟之大是史无前例的！最终，因顽固的守旧势力抵制，自我改造失败。他们选择了再造武功，放弃了文化教人，在其征伐之路上越行越远，追寻着自我陶醉的傲慢。 科举的兴废和程朱理学的改造变化 蒙元对科举制度的传承有多方面的变化，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元朝的科举并未沿用前朝对辞赋的追求，而是确立了“经义取仕”的新阶段，而它的考试标准是由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明清两代王朝600余年的人文思想的建构，甚至对中华民族的兴衰也起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1、程朱理学：一个为资本主义制度诞生服务的理论 简而言之，程朱理学是一套完整的信仰理念。它的创立本意是为了抑制君权，推动政治平民化，进而推动民间参政议政提供理论支持。理学思想是儒家学说在宋明之际发展的最新创造性成果。  元时，受朝内诸多理学名儒许衡、赵复等的影响和传播，复开科举之后遂被确定为官学，大力弘扬“君臣大义”的价值观，以致元廷北徙之际，很多名士为元殉节，甚至追随元顺帝北奔草原。元时对程朱理学的选择性弘扬，是第一次对程朱理学本意的适应性改造，随后开始进入明朝，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和发展。 明代统治者进一步强化程朱理学在科举中的统治地位，同时在制度文体方面有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年-1487年），形成了讲究格律、步骤和严格程式的八股文，整个科举开始由考“经义”转变为考“八股文”，倍受诟病的八股科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经过明朝260多年的思想改造，到了清代，对程朱理学的歪曲和改造几乎达到极致。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至雍正年间，程朱理学的本义已被改的面目全非。 2、中国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 程朱理学乃至后来的阳明心学，其本义不仅没有限制人的思想，反而提出了一整套符合现代逻辑的前卫思想。如“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就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是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在阳明心学的思想中，更是推崇“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观，经世务实的历史观。可以说王阳明已经在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解释世界，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高峰！ 夫子主张进行政治改革，限制君权，强烈主张“公天下”，“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非一姓之私也”，反对“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黄书》）；关于史学，曾言“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可见，程朱理学乃至阳明心学，不仅不故步自封，反而有着超越时代的前卫特点。  在元明清三朝不断歪曲改造中，逐步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的枷锁。也正是因为如此，在16世纪西方大海航时代开启之后，我国反而走向闭关锁国，也彻底失去了在大航海时代逐鹿群雄的资格，落得个任人欺凌的悲惨结局！ 总结: 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这用在蒙元的历史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曾经的金戈铁马，我们早已听不到它的马蹄声，再辉煌的武功，也没有在这片它曾经奔腾的大地上留下更多痕迹。而被他们的贵族豪强视为无用之物的经史典籍、儒道理学却在时光的长河里泛着点点白光，我们的诵读声声正响彻历史的回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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