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弦赴台湾以后，不忘《现代》，乃于1953年创办《现代诗》；次年，洛夫参与创建《创世纪》，余光中参与创建《蓝星》：此乃台湾诗三大重镇也。《创世纪》，志在西洋与现代派，或与《现代诗》互为犄角。《蓝星》，志在本土与浪漫派，则与《现代诗》势成反目。然则，洛夫也罢，余光中也罢，皆诗龙也，几条麻绳哪里缚得住？此处且说余光中。到五十年代后期，余光中忽而换心换肺，由“孝子”而“浪子”，由“古董店”而“委托行”，终于投身于风起云涌的现代诗运动。虽千万人吾往矣，其决然，其毅然，好比其所写及的飞将军。来读《西螺大桥》，“于是，我的灵魂也醒了，我知道，/既渡的我将异于/未渡的我，我知道/彼岸的我不能复原为/此岸的我”。诗人甚至借来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语，表达其抱负如是，“我的晚餐也许延迟。可是餐厅将灯火辉煌，宾客虽少，却都不凡。”1958年晚秋，诗人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进修，受到立体派和抽象派的影响，其为诗也，颇能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来回转换。心中的古中国，似乎不敌眼前的新大陆。可是，奇迹——或者说契机——降临了。诗人很快就发现，在异国，在异乡，只有桔枳之变，何来鱼水之欢？那就接着餐厅的话题往下说，来读《我之固体化》，“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诗人一生飘萍，由南京，而重庆，而厦门，由台湾，而美国，而香港，辗转各地，却在美国看清自己的身份，悟知自己的来历，不能说不是一段让人半天想不通的因果。“从我笔尖潺潺泻出的蓝墨水，远以汨罗江为其上游。”回到台湾以后，余光中自认为现代的天花已然出尽，不仅要重返——而且要重铸——屈原以来的伟大传统。两次修正，几度迂回，“好几英里的寂寞”。从西洋之“水仙”，终回到中国之“莲”。莲者，美也，爱也，禅也。六十年代初期，诗人完成诗集《莲的联想》，其后全部作品，尤以诗集《五陵少年》《白玉苦瓜》，上承传统，旁汲西洋，几乎都能给世界以鲜明的中国或古中国形象。多燕子的江南，多鹧鸪的重庆，“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余光中此类作品约有四个大宗：言情诗，怀乡诗，咏史诗，与乎感时诗——“感时诗”是笔者的杜撰，却也有来历，“感时”即“忧世”，前者见于杜工部，后者见于钱锺书。感时诗，可参读《敲打乐》；咏史诗，可参读《唐马》；怀乡诗，可参读《春天，遂想起》《乡愁》和《当我死时》；言情诗，可参读《等你，在雨中》《碧潭》和《珍珠项链》。余光中作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诗材极广，诗路极宽，风格亦摇曳生姿，或近于姜夔，或近于屈原，或近于李杜苏辛，可谓兼工各体而奄有众长。现代也罢，传统也罢，西洋也罢，中国也罢，诗人堪称出将入相。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有言，“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句话今天或可改成，“凡有井水处，皆能歌余诗”。两岸都在传诵，“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都在传诵，“十六柄桂桨敲碎青琉璃/几则罗曼史躲在阳伞下/我的，没带来，我的罗曼史/在河的下游”。就总体而言，余光中的作品镂金错玉，雕梁画栋，既有精粲的细节，又有宏富的堂庑，既有文火，又有烈火，既有红牙板，又有铁绰板和铜琵琶，确实展现出了大家气象。然则，其诗亦可指疵。他的问题出在哪里？色情主义？比如《火山带》《双人床》《鹤嘴锄》？非也，他的问题出在用力过猛，用典太繁，辞胜于情而气胜于质。打个比方来说，贵妇满头珠翠，遍身罗绮，却不如小女儿天生娇憨，趿着拖鞋就溜出来见了生客。清人刘熙载《艺概》有言，“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杜甫代表汉诗的最高境界，余光中自是不及，其诗则每每先见语言文字，后见性情气骨——终是学人之诗而非诗人之诗也。最后，要在这里做个交代：六十年代初期，余光中发表《天狼星》，引来洛夫发难，遂有现代与传统之争；七十年代初期，洛夫也便赶来与余光中会合，他们或已达成了共识：“传统”不是冰块，而是雪球，“现代”从来就无碍于这雪球的滚动。两者各有进退，可谓皆大欢喜；至于纪弦，一条路，走到天黑，其成就不免受到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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