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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赣边的三年 一，六、七月事件  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1934年的秋季可谓是多事之秋。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频频失利，其他一些苏区包括我们湘鄂赣苏区亦处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进剿”之中。“围剿”、反“围剿”，战火四起。 早些时候，中央曾派陈寿昌、徐彦刚等同志来湘鄂赣工作，但人事方面的局部调整，并未使整个领导层摆脱“左”的错误影响，面对十数倍于我之强敌的疯狂进攻，继续采用集中兵力、死打硬拼的办法结果，我红军官兵虽英勇作战，根据地还是一缩再缩。原驻江西境内万载仙源一带的湘鄂赣边区机关和红军部队，被迫北向湘赣边区的幽居一带转移。 仙源的失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湘鄂赣苏区进入更艰苦的三年游击坚持的前奏。 转到幽居，喘息未定，当时湘鄂赣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仍抱住“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作出了更为冒险的决策，提出:幽居也不可“居”，应向东开辟奉新、靖安、五梅山等地新区，配合中央苏区夺取南昌重镇，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省委机关和红军主力第十六师是东进了，刚刚到达修水划坪、全丰一线不久，即遭国民党军队几个师的包围。经红十六师广大官兵浴血奋战，领导机关突出重围转移到了鄂东南地区，但该师的第四十六、四十八团却在连日掩护突围的靡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师长高咏生同志也在西撤途中不幸被捕牺牲。 敌人并未就此罢休。当省委机关和部队匆匆向南转移至龙门山区百丈、西塔一带，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五十师、六十二师、七十七师等部，又尾追包抄过来。我们在当地无法立足，只得再向湖南境内平江转移，途中又屡遭敌军袭击，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指战员1000余人大部伤亡失散，队伍只剩了几百人仅有的一部电台也坏了，湘鄂赣省委和所属红军部队从此中断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原先比较大的几块根据地，被敌人相继分割成十几块零散的游击区，其中最大的一块游击根据地是平江县境内的黄金洞地区，方圆也不过五六十里。 这次湘鄂赣边因“左”的错误战略指挥造成的严重失败，称之为“六、七月事件”。由此，比中央苏区提前两三个月进入了更加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1934年8月，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的何家垅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陈寿昌、副书记傅秋涛、省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以及涂正坤、钟期光、刘玉堂、秦化龙、邓洪、谭启龙等同志，我也列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同志心情都很沉重。大家认真总结了边区斗争接连失败的惨痛教训，尖锐地指出省委在前段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并批评了少数同志因斗争暂时失利而对苏区前途失去信心的脆弱观念.省委作出了新的部署，要求“迅速努力恢复、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边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对当时的形势基本统一了认识，头脑比较冷静了，故湘鄂赣边一度工作开展还算顺利。 是年10月，省委提出用一个半月时间突击扩大红军的工作计划。随即在黄金洞的杨雀坦召开了一次省委会议，因陈寿昌同志不幸牺牲，决定由傅秋涛同志代理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会议还决定，将扩红工作列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湘鄂赣边全体同志迅速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号召、广泛动员各地群众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 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主力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踏上了长征之途。红一方面军从瑞金、零都、长汀、宁化一带出发，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兵驻守的安远、信丰间的第一道封锁线，又连克妆城、桂东、城口等地第二道封锁线，向郴县、宜章方向运动前进。由于我们的电台早在7月份就损坏了，所以大家对于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竟一无所知。当时，我在黄金洞地区担任湘鄂赣军区的东南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因腿部第七次负伤未愈，不能从事正常工作，使我得以参加了一项始所未料的新的工作实践—招兵扩大红军(简称“扩红”）。这是我在湘鄂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一段重要经历，其中颇有些令我难以忘怀的戏剧性遭遇。 二，三次扩红 第一次，自告奋勇搞扩红。 深秋的一天，东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涂正坤同志找我谈话，大意是，上级决定让我离开黄金洞，去百余里外的平江喻献区养伤为照顾我的身体，除配一名警卫员和一位司务长负责生活外，还拨给我一匹马战争年代人们的组织观念都很强，我二话没说，坚决服从。 赴喻献的第一天，骑马顺利地跑了几十里山路，傍晚时分遇到一所红军医院，就准备在那里休息。说来也巧，医院百十号伤员中有许多是我熟识的同志，其中还有我早年在平湘岳游击大队，以及后来在红十六军第七师工作时认识的干部和老兵，久别重逢，相互问候，一时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还是按习惯称我“江政委”，也有叫“江书记”的，这是因为我曾一度担任过湘鄂赣军区政治部机关党委书记和红军第三总医院政委. 在与这些熟识同志交谈时才知道，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对根据地分割封锁，派出去搞粮食的同志又迟迟未归，这所医院已断炊两天了。伤员们说，这两天大伙已开始吃野菜，天气渐冷，再拖下去恐怕连野菜充饥也难保。当时根据地财政供给已经很困难，缺衣少食是意料之中的，但百十号伤员，有的已是生命垂危，吃得消再挨饿吗?我憋得坐不住了，立即找医院负责人商量，决定将我骑的那匹马杀掉，以解燃眉之急。那匹马驮着我走了一整天山路，还未来得及喂上一口草料，就倒下了。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咽气时的情景，禁不住背过身去一一夜幕降临了，秋风瑟瑟，马肉煮熟后连汤带水盛满了两只半人高的大木桶，没有盐和作料，淡而无味，但饥肠辘辘的饿汉们根本不顾这些，喜滋滋地吞食着热乎乎的佳肴。多么好的同志啊，他们虽然身残体弱，却都是坚强的革命斗士，忍饥受冻的艰难环境，更加锤炼了顽强不屈的钢铁意志 警卫员拿着洋瓷碗打算给我也盛些来，被我制止了，心里不是滋味。小伙子生气了，嚷道“是你叫杀的，你又不肯吃，看你明天怎么赶路理”我说:“不用担心嘛，腿不方便就撑根棍子慢慢走，总能到喻献的。” 喻献区的形势也很不妙，当地的区乡干部，以及一些与红军有过联系的人，都已经离开村子躲到附近的山里去了。山腰里搭起了许多小草棚，当地人叫“山棚子”。我们在山里住下不久，因一个姓钱的叛徒告密，引来敌人搜山，险些儿遭难。 敌人袭击搜山刚结束，有一支红军游击队从我们那里路过，这支游击队是打算去浏阳一带打土豪筹款的，带队的政委外号叫“直高子”因为我过去同他很熟，所以一见面便扯了起来。他看我也在挖野菜吃，就热情地说:“渭清同志，你身边的两个同志让我带去打土豪吧，这样既可减轻他们区里的负担，也能解决一下你们目前的生活。”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直高子”临走时又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介绍我暂时搬进喻献区委书记黎光同志的山棚子里去住，托他们帮助照顾我几天。 一转眼十天过去了，随“直高子”游击队去浏阳活动的警卫员与司务长满载而归，背回来百十斤大米，还有好几块银元，是用打土豪搞到的稻子，碾成米换的钱，大家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消极等待只会招致坐以待毙的恶果，只有积极行动起来才会有出路，才能更好地坚持斗争。我住的山里有人有枪，当地有党的基层组织和支持拥护红军的群众，为什么不能自已动手来解决眼下的困难呢? 有一天，我和黎光同志的妻子开玩笑说“看你每逢做饭时都为难，总是找不到什么东西下锅，如果让我来做你们区的'财政部长’，保管大家有米下锅，甚至可能有鱼有肉吃。”说这番话，是穷则思变的一次情绪流露。那天黎光同志一回来，他妻子就很认真地说，“住在咱家的江政委是个能人啊，你们工作中的困难为什么不找他一起商量商量?说不定请他出面，区里的干部、群众日子会好过一些。”当时，喻献区委接受了平江县委布置的扩红30人的任务怎么完成，区委和扩红队长单瓮中正为此事愁眉不展。 区委领导人开会研究后，果真找上门来和我商谈工作了。他们恳切地要我为喻献的财政和扩红问题出主意、拿办法。我那时年纪轻，说话胆子大，马上夸下海口说:“只要给我一个月时间，就能扩充红军一个连，不过首先要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干部群众没饭吃、无衣穿，就无法坚持斗争嘛1' 当我把具体设想和部署谈完后，同志们都兴奋起来了，一致支持我的意见，并迫切要求尽快行动。 第二天，我撑着拐棍和区委同志一起分头行动，一个一个山棚子挨着做工作，说服动员散居在山沟里离队的原红军战士和群众参加区游击队。我对乡亲们讲，只有拿起刀枪打土豪，消灭、瓦解国民党区、乡组织和民团，才能坚持苏区，大家才有饭吃。 经过大家分头做工作，没隔多久就动员并集中了近40个人、十几枝长短枪，加上大刀、长矛，人人手中都有武器了。紧接着便开始进行简单的军政训练，老兵带新兵，大家情绪都很热烈，仅个把星期这支队伍就蛮像样了我再次体会到，群众是真正有力量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他们组织领导好。 这支新招起来的区游击队，第一次行动夜袭平江东乡嘉义市就打开了国民党的区公所，搞到许多大米、猪肉、粉丝、海带等吃的东西，还抓了几个土豪带回山里。我亲自给土豪讲明政策，不侮辱其人格。他们原先以为性命难保，看到我们确实讲道理，相信不会有生命危险，纷纷表示愿意支持苏区政府和红军钱财，只求早日回家。日后再不敢欺压百姓你一百，他二百，经一番“自报互评”，最后合计达一千块银洋，通知他们家人，按约好地点送上山来.钱一到手，我们立即放人，没有食言。 对筹来的这笔款子，我们商量了处理方案。我说，目前整个湘鄂赣边都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喻献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同志们，定能顾全革命大局，愿为上级排忧解难，故建议送五百块银元给省委机关，送两百元给平江县委，我们区里留三百元用作扩大武装和解决区委供给之用。这个建议顺利通过了。当时的那几百块大洋，是可以派上不小用场的，因为按当地市价五角钱就能买到一石稻子，扯一尺布也只消角把钱。 那些天，区委的黎光、单瓮中等人可高兴了，他们急着催问下一步如何扩红。我说，大家分头去做这样几件事:买布赶制izo套军服和干粮袋，再买izo副雨伞和胶靴。我们大家齐心合力干，保证区里能搞起一个连的队伍来。同志们分工去做“后勤”时，我自己也撑着拐棍上了第一线.我们用召开座谈会和串门个别谈话相结合的方式，找散居在山棚子里离队的原红军战士和群众谈话，做说服动员工作，大道理、小道理都讲。打通思想的工作虽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但我始终认为，这是革命队伍中不可缺少的锐利武器只要善于深入浅出地将道理讲清楚，群众总是通情达理的。 眼看自定的期限快到了，可喜的是夸下的“海口”也如数兑现了。一个月时间，120套崭新的军装被新入伍(或重新归队)的战士们穿上了身，虽各人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但列队站下来时，也显得气势不凡这支队伍的素质是比较好的，其中相当部分是重新归队的老兵，还有地方干部、党员和游击队员，也有少数新入伍的当地群众。 这一来，平江县喻献区以主动上缴经费和超额四倍完成扩红任务的工作成绩，在湘鄂赣边根据地传开了。区委向县委、省委汇报工作情况时都提到了我，于是，省委的负责同志也知道我了。是时正值1934年岁末，省委决定在黄金 洞召开全省扩红工作大会时，也通知我去参加可惜因前段时间的劳累，我的腿伤又发作了，没能去成。 1935年初，省委派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曾国棋，带着廖立云、徐敏、王桂英等同志来喻献区找我，通知我和他们一起去平浏长县搞扩红突击工作，并说省委决定我去担任该县扩红突击队副队长。队长是廖立云同志。 我在喻献山区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和当地干部、群众结下的友情却是深厚的，临别时都有些依依不舍。 第二次，省委派我去扩红。 冒着寒风，艰难跋涉百余里路途，我等一行才抵达目的地。长满络腮胡子的曾国祺，是工人出身的老同志，当时已是五十出头的年纪，我虽年纪较轻，但毕竟是个伤员，另外两位青年女同志也累得吃不消，只有廖立云感觉还好。 该地区位于平江、浏阳、长沙三县交界处，故称平浏长县这一带自国民党军队施行第五次“围剿”后，逐渐变成了边缘游击区，再向外延仲二三十里，就是敌人控制的白色区域，而边缘区的斗争往往更艰苦、更复杂。 我们也是在山棚子里，才找到当地县委机关，见到了县委书记陈洪同志.曾国祺同志开门见山地向该县党政主要负责人讲了我们的来意，直接交代了省委布置的具体任务是“在三个月时间内，突击扩大红军一个连”。曾胡子(这是同志们对他的爱称)说:“你们这个地区，在前不久的一个半月扩红期间，工作做得不好。依我看，主要是县委没有广泛深入发动干部和群众，是领导人思想没有认真切实重视这个工作。为什么平江喻献一个区就能动员一个连呢?这青年人叫江渭清，搞扩红突击是有点经验的，省委这次派他来具体负责你们的扩红工作，希望大家很好配合。” 当时决定，五天后即召开一次全县各区、乡党员干部会，广泛动员，尽快掀起一个扩红突击的高潮。我和县委的同志商量，“是否能集中你们手头现有的经费，派专人负责先制作几百套军装，相信这批衣服做好了，一定会有人穿的。”县里同志听了这话后，看了我一会儿，没吱声当然，后来还是按照这个意见办了不知怎么搞的，我仿佛已经有了一种预感，只要领导上态度坚决，善于指导，善于做思想工作，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平浏长县的扩红突击任务有把握超额完成。 在山腰的一个背风处，近两百人聚在一起，全县的区、乡党员干部大会召开了，其中有许多同志是从很偏远的山区赶来的。因地处白区边缘，为保障大家安全，我们在附近的山头上还安排了F#望誓戒哨，以防敌人趁机袭击曾国祺同志在会议上首先讲了话，在向大家简单讲明来意后，即宣布省委的决定。这位打铁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做起报告来，很有些鼓动性。他声音洪亮地说:“省委向湘鄂赣全苏区提出了重要的战斗号召，'前线消灭两团敌人，后方动员两团新兵;前方飞兵前进，后方跑步扩军’!同志们，红十六师正在向前线飞兵前进着，前不久连战皆胜，现在该是我们平浏长跑步扩军的时候了，相信在座各位在这场前方和后方展开的'竞赛，中，决不会甘当落后者。我们几个人就是奉省委之命，来和大家一起跑步扩军的！” 接下来由我做扩红动员报告。我讲了补充、扩大红军主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讲了湘鄂赣边根据地的坚持巩固与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关系;讲了各级地方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在扩红运动中应起的作用等等。当我讲到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红十六师，为保卫苏区而战，前线每天都有人在流血、牺牲时，连自己也抑制不住一股翻涌的激情。 我说:“革命斗争形势迫切需要老兵归队、新兵入伍，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带队参军、参战，我们都是堂堂七尺男子，都是党培养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在根据地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能无动于衷，能置革命利益、置大局于不顾吗?大家都看得见，我是个伤员，腿被白军的子弹打残了，至今也未完全恢复，但前线需要我的话，我现在就报名参军再上战场” 话音刚落，会场上就沸腾起来，许多县、区、乡干部都嚷着要报名参加红军，当场就掀起了一个签名参军的热潮.我又被眼前这热烈激奋的景况感动了。 在这次会上，我们还提出了具体部署和要求，全县的各基层党支部都要保证动员一个班，每个党小组要确保动员一至两人参军;全县各区委立即成立扩红突击领导小组，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完成省委提出的这项“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誓做红军主力的坚强后盾。 动员大会开得很成功，曾国祺等同志也非常高兴。曾胡子说，我们几个分分工，同县委同志一道，尽快深入到区、乡基层群众中去，要趁热打铁把工作抓起来。我们听了这话，都笑着说他“三句离不开本行”。因为众所周知，胡子参加革命前就是个铁匠。 分工定下来了，我与县苏维埃主席去茅田区，廖立云同志与县委书记陈洪去另一个区。一到茅田我们就召集该区全体干部谈话，打通思想，明确任务，讨论工作计划和实施步骤。我还是相信那条经验:干部带头，深入基层，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先将小队伍拉起来进行军政训练，以扩大政治影响;打土豪和敌区、乡公所，以鼓舞士气，最终达到壮大队伍，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扩红指标的目的.说来也怪，才半个多月时间，茅田区就动员到30多个人参加红军，迅速组织成了一个武装排. 当时正值“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时节，可有了这些初步成绩，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一个个喜上眉梢。曾胡子召集我们开碰头会时，各个区扩红工作进展情况也都报了上来.除去我们茅田区外，其他五六个区已动员到的人也有30余名，这样全县合计就有70个人了他听了汇报后，兴高采烈地说，“部队打仗就讲究个首战胜利，我们的红十六师元旦那天就打了个大胜仗，这可是个好兆头啊！“我们这半个来月的工作，也可以说是首战告捷，同样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好兆头。我代表省委(曾是湘鄂赣省委常委之一)祝贺大家，感谢大家！希望同志们还要抓紧时机，乘胜前进，一鼓作气完成任务，能超额那就更好。依照这样的进度，我看再有一个月时间，就马到成功了。 碰头会上洋溢着愉快的气氛，只有廖立云同志闷声不响，因分工由他负责的那个区，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曾胡子对此事有点恼火。后来他向省委写了报告，其中提到廖工作不力，建议免其平浏长扩红突击队队长一职，提议由江渭清接任扩红突击队队长。报告由党的政治交通送往省委，省委和秋涛同志很快就批了“同意”两个字。 没多久，曾国祺、廖立云等同志奉召回省委，平浏长的扩红工作就全交给县委和我了。曾胡子这个人工作大刀阔斧，待同志感情却颇细腻，他临走时特地向县委负责同志交代，说“江渭清这个年轻人，是个革命坚决的好同志，他是养伤期间来你们县帮助工作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的身体，支持他的工作。”后来陈洪同志把这些话告诉了我，我深深感到上级党组织对我的亲切关怀。 继扩红“首战告捷”后的第二个月，全县又动员到了200多个新、老兵;到第三个月，平浏长县扩红突击的累计总数达到420人，超额三倍多完成了省委下达的任务。 到这时，才觉得我起初的思想还有点保守，因为制成的新军眼差点儿不够用。也是到这时，陈洪他们才对我说了“真心话”，他们说我第一天刚到县里来，八字还未开始画一撇，半个人影还不见，就提出赶制几百套军装，当时真叫人心里纳闷，以为我这个年轻人不是胡乱吹牛，便是好大喜功。实践的结果，使我们对今后的工作更有胜利信心了。 我回说，这如果也算是功劳的话，那么应该将功劳记在县委、区委的帐上，且不说我的腿有伤，行动不便，即使我长着三头六臂，一个人的作用，少数几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更准确地说，这次扩红的成绩应归功于平浏长县的全体干部、党员和广大拥护我们党的群众，他们才是革命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真正源泉。 转眼又到春天，我们驻地周围，野杜鹃花盛开，山上山下一片火红。前方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红十六师主力连连出击敌人，其中两战崇阳高视，俘敌官兵就有四五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湘鄂赣边的人民群众，根据地的形势开始逐步趋向好转。 第三次，担任扩红突击总队长。 1935年4月，省委发来通知，要我去黄金洞参加全省的扩红工作总结大会。我向省委写了一封信，说腿伤未愈，行动不便，可否请假。哪知傅秋涛同志看了“告假信”后，急切地对信使说“开这样的会，渭清同志一定要来参加，我们派担架也要把他请来.”既然如此，只好赶去参加会议。 省委书记傅秋涛同志在会上讲了很多他说，年初省委曾向湘鄂赣边全党提出一、二、三月以扩红为中心，各县学习了平江县的经验，扩红取得了可喜成绩。东南地区八个县，扩红总数是1200余名，西北地区各县也动员了700余人参军，但相比之下，还要数东南地区的平江做得最好。平浏长苏区山大人少，也超额完成了任务我们的主力部队红十六师，在频繁作战中虽然伤亡不小，但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不仅连续打了许多胜仗，而且又扩大到2500多人拥有一干四五百枝枪为了保障和巩固胜利，省委现在提出红五月扩红冲锋计划，争取六、七月再发展新的胜利。 秋涛同志还说，当前形势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基本好转，这次大家认真总结了去年“六、七月事件”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有益的。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要进一步巩固中心区，恢复边缘区，还要领导和开展好敌占区的工作，但这些工作与扩红突击、补充主力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武装斗争的坚持和胜利，是苏维埃根据地一切工作最基本的保证。最后，秋涛同志说，经省委常委研究决定，任命江渭清同志为湘鄂赣边扩红突击总队长。 会后，秋涛同志找我谈话。我说，涂正坤同志原是扩红突击总队长，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了解他。他有领导能力，工作经验丰富，前段时期他负责边区的扩红突击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省委这次免了涂正坤同志的总队长职务，我觉得似乎有些不妥。所以我建议，还是由正坤同志担任总队长，我给他当个副手，一定努力协助好他的工作秋涛同志坚决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认为涂思想保守，不适宜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叫我大胆地将担子挑起来。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 1935年的“红五月冲锋”，是我参加的第三次扩红工作。虽然有前面两次区、县组织动员扩红的成功经验，但对眼下担任总队长职务，负责全边区的扩红突击工作，总觉得担子很重。好在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有利，主力红军连连打胜仗，党政军民情绪振奋;边区环境比较稳定，人民群众更加拥护、信赖党;加上这次省委扩大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天时、地利、人和”，开展“红五月冲锋”，也就有把握多了。 当年湘鄂赣边区五月扩红的生动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许多地方出现了“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天拿锄头，今日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很快全边区就动员到2500多人参加红军主力，红十六师部队又恢复了三个团(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团)的建制，总兵力扩大到5000余人。个把月时间，部队人数翻一番，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接着，边区机关和红十六师转移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虹桥、长庆、钟洞等地整训。恰在此时，原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汤恩伯、樊松甫等部，伙同湘鄂赣三省保安团队，开始向我根据地“进剿”。敌人在西起平江、浏阳，东至铜鼓、修水、武宁，南起株萍铁路，北至通山、崇阳的广大区域内，逐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到处拉夫派差，构筑碉堡工事，加紧准备向我红军主力发起大规模进攻。 但是，对于如此严重的敌情，省委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却未能及时察觉，还沉浸在上半年取得的胜利喜悦之中，麻痹松懈情绪导致对来犯之敌失去了应有的警惕记得就在那次整训期间，我向省委和秋涛同志提过建议。我说，边区机关和主力部队集中的时间不宜太长，短时期休整后，应分别转移，帮助各地区开展工作。国民党千方百计想消灭我们，要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突然进攻。我还特意讲了一句“长安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啊笼”秋涛听后，并没有采纳，大概他觉得我有点太多虑了。 直到敌人的合围计划接近完成，边区党政军负责同志才匆忙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急计划。 当时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打算先东向修水突围，去修铜宜奉边区，尔后侯机南下高安、奉新，打开几个县开辟一个新区。这个计划如果难以实现，那么再沿罗霄山脉入湘赣苏区。另一个是，如果湘赣苏区也进不了，就沿通城、崇阳、阳新、鄂城一线迂回，北渡长江赴鄂豫皖之大别山区。如果连这个方案也不能实现，那就再由修水、武宁到赣西北的永修、瑞昌、德安一带打开一个新区。 突围计划确定后，本应立即付诸实施，在困境中力争主动但省委却在考虑开辟新区所需要的干部问题，花了一个多星期去动员和调集地方干部时间就这样耽误了，使自己陷入了被动局面. 就在主力准备突围前夕，大约是6月中旬，秋涛同志和省委两名常委集体找我谈了一次话。秋涛讲，“敌重兵压境了，眼下形势非常严重，为避敌之锋芒，边区机关和红十六师准备就在这几天内突围，转移到外线活动。省委研究决定派你负责咏生中心县委的领导工作，并兼管这一地区的地方武装部队，和当地同志一起坚持原地斗争。”他还说，“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我们转移后，敌人定会重点'清剿’这块苏区，所以留下来坚持的同志很可能要更艰苦一些，但省委相信你们是能够坚持这一地区斗争的。” 谈话后，有几个很熟悉的战友曾私下里和我开玩笑，“渭清同志，这可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啊!”然而，我当时已无这等谈笑的雅兴了，一门心思只是想着该如何完成好省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6月14日，红十六师和边区机关东向修水方面突围，而我们留下的人则向西稍作了些移动。从此，坚持湘鄂赣边区的游击战争，又进入了一个更加艰苦的时期。 三，去咏生县 咏生中心县委当时下辖咏生、平湘、平通、临岳四个县委。所以称咏生县，是为纪念高咏生烈士而命名的，该县位于泪罗江西北地区。 6月突围之前的那一任县委书记是钟秀存，我接替他工作时，县委组织部长李化玉和宣传部长黄耀南等都留任未动我一直做部队工作，这次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的工作，很多事还得从头做起。第一步就是召开咏生地区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了解情况，讨论形势，统一思想，部署工作。 我在会上讲了红十六师主力转移去外线作战，这个地区留给我们坚持，这是省委对我们最大的信任.目前的严重形势是暂时的，经过红军主力外线的英勇战斗，和我们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困难局面不久就会过去但大家必须对今后工作的艰苦性、斗争的尖锐性、环境的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和高度警觉，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坚持到红军主力重新打回来。特别是我说的“在思想上作最艰苦的打算，在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这句话，大家很赞成。 大家还讨论了下一步工作的具体部署。其中有立即起草并印发(我们当时有台油印机)告民众书，讲清形势，稳定民心，号召群众和我们一起保卫苏区;兵工厂、被服厂和医院伤病员立即向山区转移;除山区外，各地党政机关与群众组织转入半秘密活动;开展锄奸斗争，肃清根据地内敌特;继续动员群众参加县独立营、区游击队，扩大地方武装力量。 中心县委决定，派一部分干部立即分赴各县、区基层，传达这个计划部署，帮助、督促各地贯彻执行，以积极的姿态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不久，敌人大批涌进我们活动的区域，游击根据地环境一天夭恶化。国民党军队到处杀人放火，搜捕党员、干部，摧残红军家属，少数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有的甚至自首叛变，中心区渐渐缩小。当时，除平江的西乡与北乡，其他地区基本上都垮了，原地坚持完全进入游击状态。 尽管形势险恶，大多数同志并没有丧失信心与勇气。那时，我们控制的县、区武装还有200多人，采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昼伏夜出，割电线、破公路、打冷枪袭击敌区、乡公所，搅得敌人无法安宁。这些活动规模虽小，但对人民群众影响很大，它传递了一个信息:共产党与当地人民生死相依，苏维埃没有垮，红军还在战斗。 11月间，转入外线作战的红十六师遭受许多严重挫折后，其中一部又辗转回到了黄金洞一带，人数虽然损失过半，但在咏生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看到部分主力又杀回来了，仍然是高兴的。为了补充主力部队，咏生县的独立营(此时已发展到400余人了)全部加入了红十六师的第四十七团。 这样一来，我们自己掌握的地方武装少了，坚持工作显得更加困难，活动起来不那么自如了。生活上也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非常艰苦。 到了年底，省委在平浏山区的辜家洞召开扩大会议，各特委、中心县委书记都去参加了。在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我又见到了傅秋涛、涂正坤、曾国棋、邓洪、钟期光、刘玉堂、谭启龙等同志。这一年冬天，天气奇冷，省委机关许多干部身上还穿着夏天突围时的那套衣服。吃的是野菜、竹笋兑点米煮的稀饭，睡的是茅草山棚，偶尔几天中能吃上一顿米饭，那就算很不错的了。  会议期间天公不作美，纷纷扬扬地落了一场大雪，白雪封山后解决生活给养更困难了夜晚我和钟期光、谭启龙三个人挤在一个小棚子里，靠烤火取暖还是冻得吃不消。冬日的夜晚总是那么漫长难握，而我们当时连杜甫所说的冰冷似铁的布袅也搞不到一床.钟期光同志冻得牙齿上下打颤，浑身瑟瑟发抖，因为他穿的衣服最少，腿上套的还是夏天突围时我就见过的那条短裤，加之他那时情绪不太好，由师政治部主任降为普通文书，叫人看了更为同情。我虽也只穿三件单衣、两条单裤，还是从身上脱下一条单裤送给他。他感动地说，“渭清，这才真正叫'雪中送炭”。我就不客气收下了”所以我的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后来一直夸赞我具有“松柏精神，云水风度”。这虽是过誉之辞，但多少也反映出我们这些老同志之间的深厚阶级情谊，是经历过战争和生死考验的。 1936年春，省委为加强对湘鄂赣边游击根据地的领导，重新将整个边区划为四个大区，即东北区、东南区、西南区、西北区，每个大区成立一个特委和一个军分区;同时提出努力创建十个独立营的扩军计划，号召根据地军民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久，省委机关部分干部与机关警卫队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入赣，在万载、宜丰、高安、分宜一带活动了两个月，使队伍迅速扩大到了近干人，根据地的形势又开始部分好转了。 就在这时，我自己遇上了险情，差一点牺牲。已是入夏季节，我带着咏生中心县委的财政部长涂玉华和粮食部长周宜高及一个警卫员，一行四人去周坊山区检查工作。我们还没有找到区委机关和负责人，就被突然遭遇的一股敌人包围了。那次的确非常危险，周宜高同志当场牺牲，涂玉华同志负了重伤(后来也牺牲了)，警卫员失踪，我自己也负了轻伤，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几经周折，还是依靠当地群众的掩护、帮助，我才得以脱离险境并与区委书记汪兆民接上关系。 我在咏生中心县委工作的一年零四个月间，再次深刻体会到，革命战争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生存，才有可能战胜敌人。 1936年10月，游击坚持整整两个年头过去了，在萧瑟秋风中，我又来到了还是第一次搞扩红工作的地区—平江县喻献，参加省委在该区乱石坪召开的会议，总结去年“六月突围”的经验教训和近半年多来的工作。 四，到西北地区 在喻献乱石坪会议快要结束时，又出现了一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省委决定再次调动我的工作在向我交代具体任务时，省委负责同志说，湘鄂赣苏区游击坚持的形势依然严重，各个地区工作发展情况也很不平衡，其中要数西北地区最为落后。省委认为，西北的局面之所以迟迟打不开，敌人频繁进攻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那里的领导工作不力，一把手犯有思想右倾的错误省委决定派我去西北地区负责党的特委和省苏维埃驻西北代表团工作，并兼任军分区政委。 我明白，省委派我去不仅是接替秦化龙同志的工作，打开西北局面，而且还要组织发动对秦化龙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开展斗争。说实话，上级无论派我去什么地方工作，我都会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但是要我去批判秦的机会主义，我当时的思想是不太通的，不大同意那种说法。 我宛转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省委决定我去西北地区工作，我坚决服从，但由我去组织领导反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似乎觉得不够稳妥，请省委考虑是否可派一名常委同志亲赴西北地区，以便更慎重地处理这件事。”这个建议，省委采纳了，决定派常委兼宣传部长谢亦吾同志与我同去。 西北特委机关，当时驻鄂赣边的九宫山区，我和谢亦吾等同志到达那里时，已是1936年11月初。特委下辖四个中心县委、若干县委，都分散在各地坚持，摊子铺得不小。谢与我商量，打算先召集特委扩大会议，向该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传达省委决定，尔后再逐步向基层组织传达在特委扩大会议上，谢亦吾同志代表省委宣布了对我的任命，接着又传达了批判秦化龙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号召大家一起开展对秦的思想斗争.我则讲省委对西北地区全党寄予很大希望，号召各级党组织为迅速扭转和打开这一地区的工作局面，积极行动起来。具体要求是: 各中心县委、县委和所辖区、乡基层党组织，深入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苏维埃的信心;各级党委都要抓武装，继续进行扩红动员工作，各县都要尽快建立起一支游击队;迅速整顿和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巩固中心区，扩大边缘区，并开展白区工作。 当时西北地区的武装建设工作确实搞得不好，堂堂军分区，统共才有十几个兵。我提出要尽快建立军分区独立营，各县要将建立游击队的任务放到首要位置，没有一定的武装，我们将寸步难行。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很早12月初就下了一场大雪，没几天便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当我们从国民党报纸上得到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干部和群众高兴得跳起来，都为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叫好。也有同志说，“干嘛光扣押?干脆杀掉算了!’’ 后来又听说蒋介石给放掉了，大家很想不通。记得省苏维埃政府还发表过一个“讨伐张学良私放蒋介石的宣言”我们呆在山沟里，对外界大势并不清楚，同党中央又没有联系，一度竟把闷气都出到张学良将军身上去了，直到几个月后知道事情的原委，才消除了误解。 西安事变刚发生的那段时间，国民党内部好像显得很乱，连我们驻地周围据点里的白军也撤了，保安团、队也跟着收缩起来。我们以为不知哪里又发生了军阀混战。 趁敌混乱撤退之机，西北特委在冷水坪召开干部大会，提出了“恢复苏区，抗日反蒋，巩固和发展群众游击武装”的号召，同时开展扩红突击动员，有数百人参加红军游击队，成立了军分区独立营，并迅速扩大了边区。 1937年初春，傅秋涛同志率湘鄂赣军区主力一部来西北地区活动，决定将我们刚组建的分区独立营大部编入主力部队，仅留下四个班给我们。这支主力部队集训数天后，由九宫山附近的三界尖下到崇阳县境，与敌保安第十团遭遇，激战中许多同志负伤和牺牲。秋涛匆匆将一批伤员托我们照料，他自己又返回平江地区去了。3月间，我们接到上级通知时才知道，省委书记已改由涂正坤同志担任，秋涛同志改任省苏维埃主席兼省军区政委。 是年春夏间，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实现，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八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中共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一)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三)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汉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 在2月15日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含糊地部分接受中共中央提议的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决议案”，国共两党在陕甘宁地区的军事冲突和缓了;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却又加强了对南方数省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进攻。这种在特殊背景之下产生的“南紧北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 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赣边西北苏区根据地的“围剿”进攻是频繁的由于敌强我弱，我们在这一地区游击坚持异常艰苦。但在逆境中，当地党政军民仍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虽有少数意志薄弱者脱离了革命，甚至有个别人充当了可耻的叛徒，但绝大多数同志是坚决革命的。 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利用九宫山区和通城县山区有四十八洞的复杂地形，与敌人的“清剿”部队“捉迷藏”，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消灭小股之敌，积小胜为大胜。 记得当时张藩同志也率一支部队来我们西北地区活动过一段时间。 我来西北特委任职不久，谢亦吾同志就离开鄂东南(属西北特委管辖)返回了省委机关。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事情。那天上午，在我们驻地对面高山的山头上，出现了一股国民党部队，哨兵来向我们报告后，我们一面吩咐大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一面由我们领导自己去前沿观察。奇怪的是，红、白两军相距不远，相互发现目标后，对方30余人竟持枪站在原地不动，没有任何准备向我方进攻的样子。对峙了好大一会儿，我们决定派人主动去联络，原来是国民党崇阳县保安团一个排集体起义，来山区寻找红军游击队接头的。再进一步了解，那为首的排长和三个班长都是秘密党员，是我们的同志。这次起义成功，地下党崇阳县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为起义的新同志举行了欢迎会，表扬他们投奔红军、参加革命的正义举动。不过，我们也客观地讲了苏区严峻的斗争形势与困难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对今后一道坚持艰苦游击斗争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气魄，即使是对俘虏，都要做思想工作.特别是对敌方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向他们宣传红军主张，讲清楚道理后，愿留者欢迎，愿走者发路费欢送。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他们实际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共产党讲政策，光明磊落，不谋私利，跟国民党军队完全两个样子。所以很多人愿意留下来，放回去的，也是说共产党好话的多。 我们西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曾多次下山，袭击国民党区、乡公所，搞武器弹药，打土豪筹款。只要环境许可，我们总是要召集俘虏讲话。我们在讲话中指出，当区丁、乡丁的人，大多数是被逼迫来的，是为了生活出路;当保长、乡长的人，是上面委派的，有的人也是为形势所迫，这种处境我们是能理解的。我们彼此是一次生，二次熟，三次四次交个朋友。不要看眼前红军、苏维埃的力量还不大，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来定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天下，奉劝诸位三思而行、早留后路。 在开展政策攻心的同时，我们注意区别对待，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对那些一贯残害百姓、作恶多端、非镇压不足以平民愤的惯匪、恶霸和其他反革命首恶分子，我们毫不手软，该杀的杀，以此达到动摇、瓦解敌人的目的是年5月间，湘鄂赣省委根据党中央倡议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决定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军委会主席是傅秋涛，委员有涂正坤、邓洪、刘玉堂、谢乾、钟期光、谭启龙、江渭清、明安楼等同志。 我们当时曾以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发表声明，公开主张并呼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省委一方面派专人赴延安和党中央联系，请示在关键性的历史转变时期，应采取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要求湘鄂赣边区各游击根据地，为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队谈判，积极作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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