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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十一岁时，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这段是王阳明先生的故事。于他而言，读书登第并非人生第一等事，读书学圣贤才是。 志之所在，行必随之。 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与新生谈话时问学生:“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大学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大概十七年前的现在这个季节，我收到了印有这段话的研究生入学通知书。 当时浙大还没有哲学院，哲学系在人文学院。在一门关于西学东渐主题的选修课堂上，老师问我为什么选，我真诚地回答：学西方文化建中国文化，建中国文化助世界文化。 当时的认识乃是，中国文化很好，但在西方文化主导的当今世界，需借鉴消化西学，激发内在活力，再次耀眼，从而为世界文明作出新贡献。 此志向不可不谓不大不好，关键是，后来行动没坚持跟上。一方面，西学浅尝辄止后，感觉中国文化并没有什么需要西方文化来帮助建设的，第一层志向随即瓦解。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自足性，本身就是贡献，也不必再强求超越其它文化，第二层志向随即瓦解。最后的认识是，中西各有千秋。当然，更加偏爱中一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我开始很独爱儒家，因为少年时故乡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种世俗儒家生活，乃至于后来读到儒家经典，非常亲切，可勉强称自诚明。２００７年前后，读《庄子》非常用力，特别是内篇。２０１１年前后，接触佛家典籍。同时，更多地读了些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接受一些基本的学术训练。 南宋陈亮强调儒家要有事功。但同甫先生本人始终无位，因此并无他自己主张的那种“事功”。朱熹反对的是，只讲英雄式王霸大略而忽视心性义理。朱子本人相对“有位”，反而有些“事功”。当然，在文化典籍的阐释传承方面，其历史地位和贡献于后学不可绕过。 我谈论的这些认识，无非就是一些“知识”，甚至是“常识”，并不紧要。对于认真对待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必须考虑到是“行”。在这个层面上，无论持朱子论，还是挺陈同甫思，都不会反对。阳明先生就更不用说了。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除了理论上进行充分更新阐释，更要出现一批以身体道的人，非为“登第”，或仅仅于文化圈中自转。要咬合社会实践的齿轮，成新己成新物。 为人民服务，于群众中显“我”。成第一等事，当好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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