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一天,一位70多岁的湖南老农,急匆匆地从乡下来到了省城长沙。经过一番打听,老农这才找到了长沙市军管会的办公地点。可是,站在军管会大门口,神情紧张的老农望着负责警卫的战士,无论如何也迈不开腿走进去。 在徘徊许久之后,老农终于鼓足了勇气,慢慢走到了负责警卫的战士面前。那名战士看了老农一下,立即询问道:“老大爷,您有什么事情吗?”老农呆呆地望着战士,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眼见于此,战士又问道:“老大爷,您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嘛,不要太紧张了!” 老农回过神来,急忙开口道:“同志,我有事,我来是想找我儿子'五伢子’的!”“五伢子”,听到这个名字,战士不禁一笑,他知道老农所说的“五伢子”是乳名。于是,战士耐心地问道:“老大爷,您儿子的大名叫什么呀?” “徐德华”,老农脱口而出。战士一脸疑惑,他极力在脑海中搜索“徐德华”这个名字,然而并没有结果。老农见此情景,急忙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报纸,并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道:“这个人好像就是'五伢子’!”战士接过报纸一看,脸上随即浮现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很快,“老农找儿子”的事被层层上报,竟然惊动了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的肖劲光。当时,肖劲光同时兼任长沙市军管会主任一职,他在接到报告之后也难以置信。不久之后,老农就被带进了军管会里面,来到了肖劲光的面前。 肖劲光热情地招呼老农,并询问道:“老大爷,您说报纸照片上的那个人是您的儿子?”老农点了点头,紧接着又从怀里掏出了那份报纸,又给肖劲光指了指那张照片,说道:“这人像是我儿子,他离家已经20多年了!小名叫'五伢子’,大名叫'徐德华’……” 见老农如此肯定,肖劲光立即让人安排老农休息,并告诉老农先核实一下再说。此后,肖劲光立即让人发电报到了中央军委,请中央军委核实许光达的信息。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老农拿的那份报纸上面,刊登着一则兰州解放的消息,而老农所指的那张照片,则是许光达(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正在给兰州军民讲话的场景。 这样说来,我军高级将领许光达是老农的儿子“五伢子”?肖劲光最初心里并没有底,不过中央军委在核实之后很快发来了电报,上面明明白白地说——许光达就是“五伢子”、“徐德华”,那位70多岁老农正是许光达的父亲徐子贵。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在肖劲光和老农欢喜不已的同时,远在兰州的许光达也很快得知此事,他心中顿时升起无限感慨以及愧疚之情。那么,许光达和父亲徐子贵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父子情深呢?这就要从许光达的早年经历说起了。 许光达,原名“徐德华”,1908年1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在家里的孩子们中排行第五,所以乳名叫作“五伢子”。许光达的祖辈是从江西迁居到湖南的,祖祖辈辈都是耕田种地的老实农民。由于家境贫苦,再加上兄弟姐妹多,所以许光达的幼年生活非常窘迫。 许光达从小就经常饿肚子,吃不饱饭!面对家徒四壁般的光景,父亲徐子贵整日唉声叹气,虽然他的年纪并不算大,但是脸庞上一道又一道的皱纹,使得他看上去非常苍老。许光达5岁的时候,萝卜冲的浏阳河岸边出现了很多逃难的人,他们衣不蔽体,扶老携手,到处乞讨流浪。 可是,萝卜冲也是一个穷苦村庄,这些难民们根本讨不到任何粮食。有一天,许光达正在浏阳河畔和小伙伴们玩耍,正好碰见一个母亲带着幼小的女儿逃难到此。许光达亲耳听到那个幼小的小孩子有气无力地说:“妈妈,饿,我饿……”许光达亲眼看到那位母亲悲伤地望着女儿,在思考片刻之后抱着女儿跳进了浏阳河。 其他难民们见此,急忙下河救人。这一幕,着实吓坏了许光达,他和小伙伴们急忙跑回了家。一进门,许光达就哭着抱住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哭喊道:“妈妈,我不饿,我肚子再也不饿了!”原来,许光达担心自己的母亲,会和那位逃难的母亲一样,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抱着他投河自尽。 父亲徐子贵看到这一幕,急忙问:“五伢子,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光达将自己看到的那一幕,如实告诉了父亲和母亲。父亲徐子贵哀叹道:“唉,都是命苦的人啊!”母亲则泪流不止。这件事,深深地刻在了许光达的脑海里,并成为了他日后投身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许光达6岁的时候,一些家境比较好的小伙伴,纷纷被父母送到小学堂读书,这让许光达羡慕不已。每当看到放学回家的小伙伴们,许光达就会呆呆地望着,他太想和小伙伴们一样去小学堂读书了。父亲徐子贵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常常为此而伤心,可是家里实在付不起那“昂贵”的学费。 那时候,许光达经常会悄悄跑到小学堂,在窗户外面津津有味地偷听老师的讲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许光达认识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此人名叫邹希鲁,当时是小学堂里的教师。那是冬季里的一天,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许光达在帮助父母干完农活之后,照例来到了小学堂听老师们讲课。 由于天气异常寒冷,躲在窗外的许光达很快就被冻僵了,全身麻木,迷迷糊糊地昏睡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许光达才慢慢苏醒了。此时,许光达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床板上,等看清楚周围的人,许光达惊讶地喊道:“邹先生,你,我……”原来,是邹希鲁老师及时发现了被冻僵的许光达,并将他抱回了自己的宿舍。 看着许光达衣着单薄,邹希鲁老师心生怜悯,说道:“伢子,你醒啦!你既然这么想读书,为什么不进学堂来呢?”许光达怯生生地回答道:“邹先生,我家没有钱……”说着,许光达“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此时,邹希鲁老师也流下了泪水,他安慰许光达说:“伢子,你别哭,如果你想读书,我可以教你,我不收学费!” 后来,许光达的父亲徐子贵听过了这件事,他喜出望外,拉着许光达就去邹希鲁老师的家中拜谢。许光达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父亲认为我家数代都没有读书的,他希望我多读些书,将来也许可以谋得一官半职,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欺负了!”可以说,这是老实巴交的徐子贵,对儿子最朴实的期望——当官,然后光耀门楣。 从这个时候起,许光达开始读书识字,他时刻牢记父亲徐子贵的殷切嘱咐,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也十分优异。冬去春来,转眼就到了1921年秋季,13岁的许光达顺利考入了位于长沙的师范学校。也就是在这一年,邹希鲁老师也应聘到长沙师范学校教书,担任许光达的国文老师。 然而,不久之后,邹希鲁老师突遭家庭变故,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将不满周岁的三女儿委托给已经出嫁的大女儿帮忙照看,可是还有一个9岁的二女儿(邹靖华,乳名桃妹儿)无法安顿。怎么办?邹希鲁老师前思后想,最终想出来一个办法——他亲自带着礼物来到许光达家,与许光达的父亲徐子贵商量,希望能给二女儿(桃妹儿)和许光达(五伢子)订一门亲事。 徐子贵听了之后非常开心,这是因为一方面邹希鲁老师曾经帮助过儿子许光达,自己应当知恩图报;另一方面以自己家里的条件,能够与邹希鲁老师结成儿女亲家,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就这样,在双方长辈的安排下,许光达与邹靖华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许光达和邹靖华于1927年秋季正式拜堂成亲。 话说回来,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许光达最初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按照父亲徐子贵的殷切期望,通过自己在学习上的努力,改变家庭贫苦的现状。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许光达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改变了“光耀门楣”的志向,并最终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那是1923年6月1日,停靠在湘江口岸的一艘日本军舰上的士兵,悍然开枪行凶,并打死两名市民,制造了“六一惨案”。消息传开之后,许光达和同学们义愤填膺,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并请愿湖南当局严惩凶手。然而,让许光达和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湖南军阀政府不仅对学生们的请愿视若无睹,而且还对正义的学子们实施残酷镇压。 当时,许光达被军警用棍子打得头破血流。经历过这次流血,许光达深深地体会到,要想拯救当时的中国,只靠教育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军事斗争打倒列强,推翻军阀政府。从此之后,许光达开始秘密参加革命活动,并如愿加入了党组织。1925年,许光达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受党组织的派遣,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 对于儿子许光达的选择,父亲徐子贵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曾多次写信命令或请求儿子回家,可是没有任何作用。到了北伐战争时期,许光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炮兵营见习排长,一路北上到了江西九江。后来,按照组织的指示,许光达由九江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当许光达赶到南昌之时,起义部队已经撤离了。 不过还好,许光达在江西宁都赶上了起义部队,先后担任排长、代连长。到了1927年10月,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被炮弹炸伤,结果与起义部队失去联系。怎么办?这时候,许光达接到了父亲徐子贵和老师邹希鲁的来信,让他赶快回家和桃妹儿(邹靖华)完婚。许光达拗不过父亲徐子贵,只好先暂时回家拜堂成亲。 结婚之后,许光达仍不忘革命事业,他辗转来到安徽寿县,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从事兵运工作。然而,不久之后,许光达的身份就暴露了,为了躲避追捕,他无奈之下又回到了长沙,与家人团聚。可是,让许光达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回到长沙之后不久,湖南军阀何键就下达命令,到处缉拿许光达。 没有办法,许光达只好离家出走,而他这一走,再回来就是二十多年了。自从许光达走后,桃妹儿(邹靖华)茶不思饭不想,整日为许光达而担忧。邹希鲁担心女儿想不开,所以便将女儿接回到了自己家里。此后,由于无法联系到许光达,父亲徐子贵误听了谣言,还以为儿子已经杀害了,顿时老泪纵横。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十年转眼过去了。到了1937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桃妹儿(邹靖华)通过父亲邹希鲁得知丈夫并没有死,所以她千里奔赴延安寻找丈夫许光达,最终夫妻二人在延安团聚。而许光达的父亲徐子贵,自始至终都没有许光达的消息,还以为儿子早就死了。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许光达进步非常快。在全面抗战时期,许光达担任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光达又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系列重要战役,立下了非常突出战功。 1949年9月,随着湖南全境的解放,长沙市军管会宣布成立,由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兼任长沙市军管会主任。几乎同一时间,兰州战役以我军的胜利落下帷幕,许光达率领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进入兰州。而身在湖南长沙县乡下的徐子贵,通过报纸看到了兰州解放的消息。 原本,不识字的徐子贵对这些新闻并不在意,可是当他仔细看了看报纸上的照片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五伢子,这不是我的五伢子嘛!”虽然距离儿子许光达离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可是徐子贵仍然能一眼辨认出儿子的模样。“五伢子没有死!”徐子贵内心激动不已,顿时流下了热泪。 怎么联系到儿子许光达呢?徐子贵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去省城长沙试一试。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一个湖南老农怀揣着报纸来到长沙,在见到肖劲光之后,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说道:“这人像是我儿子!”后来经过核实,徐子贵说的没有错,照片上的人就是离家二十多年的儿子许光达。 父子二人终于联系上了,身在兰州的许光达急忙写信寄回家,向二十多年未见的亲人们问好。当徐子贵接到儿子的来信,他让人替他念了一遍又一遍,脸上的表情是笑的,可是眼眶中却噙着泪水。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光达从大西北调到北京工作,担任装甲兵司令员。那时候,许光达的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家里写信,表达对父亲及兄弟姐妹的思念之情。 1950年,许光达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欢迎。许光达回家之后,亲朋好友们都来了,他们知道许光达当了大官,纷纷要求许光达照顾一下,有的要求跟着许光达去北京,有的要求许光达为自己安排工作。 对此,许光达非常震惊,他连夜召开家庭会议,并对着父亲徐子贵及兄弟们说道:“你们谁都去不了北京,我是共产党的官,是人民的官,办事只能为国家和人民,我绝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你们办私事!”许光达的这一番话,父亲徐子贵是非常理解的,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唯有从内心里默默支持儿子许光达。 由于工作繁忙,许光达这次在家里住了十多天就回北京了。在此后的六年内,徐子贵一直生活在农村,从来不给儿子许光达添麻烦。1957年,徐子贵老人因病在家中去世。在父亲徐子贵去世之后,许光达的哥哥发电报,催促许光达回家乡主持父亲的丧礼,并要求许光达带几十匹白布回来制作孝服。 在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之后,许光达失声痛哭,对于父亲,他深怀愧疚之情,自己常年在外,几乎没有尽过孝道。可是,许光达心中也非常矛盾,他非常想回去送父亲徐子贵一程,看父亲徐子贵最后一眼,然而他要是回去的话,兄弟姐妹们肯定要自己把父亲的丧礼办得隆重一些。这从让许光达带几十匹白布回去,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中央正在提倡移风易俗,推崇节俭,如果自己为父亲徐子贵隆重办理丧事,那就违反了纪律。怎么办?许光达思前想后,最终找来了一个熟悉湖南乡土人情的干部,委托他替自己回去一趟,并交代了三条意见:一是不准搞迷信活动;二是取得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做好亲属的工作;三是带200块钱,作为父亲丧礼费用。 这名干部按照许光达的嘱托,很快就来到了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在说明缘由之后,许光达的哥哥不乐意了,他质问道:“许光达为什么不回来?他还是不是这一家的人?”许光达的哥哥甚至扬言,许光达什么时候回来,父亲徐子贵的丧礼就什么时候办。 那名干部没有办法,只好打长途电话给许光达汇报情况。许光达听了之后,气愤地说道:“父亲去世,我理应回去,尽尽做儿子的责任。可是,哥哥要大搞排场,点名让我去主持丧礼,光是白布就要带回几十匹,这怎么行啊!况且,我回去会惊动许多地方干部,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员,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殡,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我不回去,从维护党的威信来讲是应该的!” 就这样,许光达交代那名干部说:“你继续做工作,按我原来说的办!”后来,许光达的哥哥和亲属没有办法,只好从简办理了丧礼。那名干部从湖南回到北京,一报账发现,许光达父亲的丧礼一共才花费了150元。父亲的徐子贵的丧礼虽然办完了,可是许光达的心情依然沉重,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愧疚之情。 或许,在亲人们的眼里,许光达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甚至在儿子许延滨看来,许光达是一个“冷漠”的父亲,因为他太不近人情了。可是,在人民群众的心里,许光达却是一个清正廉洁、公而忘私,视名利淡如水的领导人。1969年6月,许光达将军在北京去世,年仅61岁。让我们向许光达将军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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