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饭作为一种吃饭的方式或者一种预定吃饭的过程早已消失多年了，只剩了一个空壳儿的单词还挂在网络的茫茫词海中。关于它的真实故事，估计现在的年轻人听都没听说过，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才会偶尔记起。 其实，派饭是中国革命史诗中的一个音符，一朵浪花，一个灵感。土地革命年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和抗日时期的建设敌后根据地，工作队下乡发动组织民众，都是带着枪弹和干粮，以武装小分队的形式自己起火做饭。解放战争中，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展，干部稀缺，工作任务日渐繁重，一两个干部包几个村庄，忙得昏天地黑的也没个起火造饭的时晌，于是往各家各户派饭便应运而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新，政务千头万绪，工作队员下乡成了常事儿，更可能看到了派饭的种种好处，便渐渐形成了一个制度。这是个由“需要”到“必须”的转变。 每一种社会现像，自然都有其生长的理由。派饭刚兴起来那会儿，也和后来流行的“饭局”“茶座”呀“K歌”“派对”呀一样的劲爆、抢眼、万众瞩目。 一提到吃，如今的人兴许会马上问一句“谁买单？”那时的人虽说缺乏这种“精明”，但制度却也毫不含乎。派饭不能白吃，谁吃谁交钱，后来兴了的粮票更得如数交。有时侯，人家把饭做好了，你临时有事儿来不及吃，钱和粮票照样不能少交了一分一两。做饭的可以不在乎，吃饭的可不能不在意。没有一针一线的严谨，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风光么？ 有一次，县农委的几个干部在村里吃派饭，其中一个临时接到通知回县里开紧急会议，走得急了，忘了给做派饭的人家交伙食费，夜里才想起来，便起五更骑着自行车赶到村里把伙食费交了，再赶回县里还没误了八点钟开会。有人说，何必在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上小题大作呢？显得气量小了些，而我却一直把这种“小题大作”看作一种圣人的情怀哩！毕竟，孔夫子周游列国，吃喝也要掏现钱去买的。  吃派饭是个很有讲究的活儿:与村民同吃一锅饭，不能另做；有酒有肉有鸡蛋的饭不能吃；有粗粮有细粮，必须拣着粗粮吃，这是规矩。吃派饭也是一门艺术，一不小心乱了程序往往也会弄出些尴尬的事儿。有个饭量挺大的信用社干部下乡宣传储蓄，中午到一个农户家吃饭，主妇烙了两张油饼端到了饭桌上。那家小孩儿也吵着要吃饼，那主妇便悄声说“等叔叔吃剩了你再吃”，小孩儿便把厨房门帘掀开一条缝向外盯着。当那个干部吃完第一张饼伸手拿起第二张时，小孩儿哇的一声哭了:“娘啊！他把饼吃光了呀！”那干部立即把饼放回了原处，瞬间脸上便起了红潮，一阵子灼热。事后，他自己作了反省，每次吃派饭时先分给孩子们吃，便成了一个少不了的程序。原来，派饭里也有学问呢！ 吃派饭的干部，觉悟也不是一般儿高，难免有人会忘了“规矩”。在这个问题上挨批评、写检查、受处分的还真有几个。有个干部吃派饭时心里想着吃个鸡蛋开开荤，一进门儿便随嘴开了个玩笑:“大娘，家里养了几只鸡呀？一地鸡毛的嬔不嬎蛋呀？”大娘笑了笑说:“喂着好几只呢！”一会儿，大娘便把一盘儿香喷喷的炒鸡蛋端上了桌。那个干部立时便楞住了。他知道规定，也只是心里想想而随便说了句笑话过过嘴瘾，没想到大娘会来真的。他没动那盘鸡蛋，临走时却多交了饭钱，还反复解释着自己如何如何的吃鸡蛋过敏。晚上，他把这件事儿写到了日记里，作了终生的收藏。 能让人记住的，必定是动过心的事儿，或惊喜或疼痛或尴尬。派饭便动过许多人的心。  那时候，农民没把干部叫“干部”，更没看作“官儿”或“老板”什么的，而叫他们“工作员”。下乡的工作员必须与村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久了，村民们把工作员当了自家亲人，一见有工作员进村，大老远就跑上前握住手抖几下，也不管手干不干净，嘘寒问暖，言语间冒着腾腾的热气。饭派到了谁家，生活再拮据也要尽量改善一下伙食，即使干部不拣好的吃，也要把饭做成两样，那是一种出自内心的亲热。如果该派而没派谁家的饭，总会有人去找村干部问个究竟，因为那关乎一个家庭的脸面。 吃派饭也不是单纯地吃，其中还有着其他丰富而精彩的内容。谁家对村干部有了意见，谁家生活中有了难处，谁受了些冤屈，户主会把一肚子的心里话全掏到饭桌上。工作员不用多费口舌，对村里的动静便搞了个一清二楚，该解释的解释，该解决的解决，该记住的写到本本上，吃派饭便成了最深入的调研，那张饭桌就成了一个“公堂”。因此，那时村里极少有上访的，更用不着成立个“维稳办”。好多潜在性的矛盾，都化解在了饭桌上推心置腹的交谈之中，刑事案件便非常稀少。即使有了个案件，线索也很快会从闲言碎语中抽剝出来，减少了破获的难度。毕竟，一千双眼睛要比一双眼睛亮了许多。一个乡镇只一个公安特派员，只消把手枪皮套套挂在腰上露出个尖尖，便把一个乡镇的治安压得平平展展、稳踏踏的。 那时的干部也不是都好，有些人也犯错误，甚至很严重，但他们在写检讨时总少不得加上一条，便是忘了吃百姓饭的恩惠。这世上，有一种距离拉开了是一道风景；有一种距离拉开了便是一种丑陋。距离决定人心，或者说人心决定距离，美与丑、善与恶，全在了心与心的间距。谁与老百姓走得近，老百姓便拥护谁，谁把老百姓举到头顶上了，老百姓便高看他一眼，自古皆然。 我有幸赶上了吃派饭的末班车。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县里，组织部安排我去一个村里驻队。说是驻队，其实是补“知青”的课，住在“社员”家里，与社员一起下地干农活儿，吃饭便由村干部分派，吃了东家吃西家，吃遍了整座村庄。  v乡亲们听说我读过大学，是个烈土的孩子，还是县委书记的女婿，便总想着给点儿特殊照顾，但谁都不敢改了规矩，我更不敢坏了章程。 我的第一顿饭派到了一个生产队长家里。我到了他家，坐到堂屋的外间跟捣着蒜汁儿的队长说话，他夫人在里间炕边的煤火台上擀着面条。断间墙的门上没有门帘，擀面的情景看得分明，响动更是声声入耳。噔嚓、噔嚓、啪，面片儿随着擀杖的来回滚动一次次甩到了炕沿的铺底上；听着哧溜哧溜地擤鼻涕，看着鼻涕就抹在了裤子上，还是没停了擀。古人说“君子远庖厨”，看来我还没有完全窥得其堂奧，更没入得“君子”的境界。吃饭时，面条儿硌牙，喝完了面汤，一层黑色的小颗粒沉在了碗底，分明是面片儿从坑沿铺底上沾的灰尘，但我还是把那碗面条吃完了。那些终日劳苦的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不能生分了，何况那碗面条里盛着的是对一个后生满满的情谊和虔诚呢！即使这顿饭是一道关隘，是一架难以逾越的山岭，也必须过去。而一旦过了这道坎，心里的灯火便照亮了另一层天地：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是世上最干净的人。说这话的老人家应该是个圣人。有人曾说我这是矫情是虚伪，我却把那顿饭当了个净化灵魂的道场。没进过这个道场的人还当什么干部哩！从那天起，我与那村里的人结下了割不断的交情，无论四季炎凉，那里吃饭的桌椅和碗筷永远都为我留着。 晚景已至，怎堪回首？一生中有许多事儿都成了过堂的风、飘忽的云，但有些事儿会永远珍藏在心底，成为人生课读的书页，甚至会压缩成一颗颗不朽的舍利。那些年吃派饭的经历已然成了我人生史记中的一个章节，今日打开来，弹去岁月的灰尘，依然放射着光芒。  作者简介
李好书，74岁，安阳市民，原籍安阳县蒋村乡(现水冶镇滨江社区)。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退休后从事文学创作。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词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媒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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